流动人口居留时长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根据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将居留意愿划分为短期居留意愿、长期居留意愿、永久居留意愿3种类型,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和分层模型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不同类型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具有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合计超过60%,表明两栖和多栖生计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导生计策略;短期和永久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一高一低”分布差异,短期居留意愿在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最低,永久居留意愿则呈完全相反的分布格局;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最高。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特征和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共同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居留意愿：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以及职工平均工资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较高,永久居留意愿较低;男性、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低、在外流动时间短、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短期和长期居留;而女性、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高、在省内流动、在外流动时间长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流入地永久定居。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往往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然而既有研究对此关注较少。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结合k均值聚类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受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② 社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人口、家庭及流动特征因素同样产生影响,收入、婚姻、跨省流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而住房支出、参保率、子女个数等因素则产生促进作用;③ 各影响因素总体上呈现带状的空间分异模式,可概括为“E-W”“N-S”“NE-SW”“SE-NW”4种。民族、家庭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自北向南递减,参保率、未婚率、二产就业等因素的影响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子女个数及人均GDP的影响自东北向西南递减。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更弱,华南地区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相对更强。④ 全国可划分为四大影响区,其中,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受多因素共同影响;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区主要受人口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受经济及家庭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及部分中、东、西南部地区,除住房支出外,受大部分因素的影响相对最小。最后,本文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比例为38.09％,其中安徽的城市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入为主,长期居留意愿比例普遍较高;而沪、苏、浙的城市大多以省际迁移人口为主,高和较高居留意愿城市主要为上海、南京、...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是青藏高原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城镇居留意愿关乎青藏高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根据来源地是否在青藏高原地域范围内,划分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解析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分异特征,建立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及其近远程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总体城镇居留意愿不高,仅有约32%的流动人口打算在城镇地区长期居留;除拉萨、西宁和海西等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该比例仅约为10%。② 近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明显高于远程流动人口,但近程流动人口在多数地区的居留意愿仍低于20%。③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镇医疗保险、社会融合程度以及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分异与流动原因、社会融合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最后,针对青藏高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的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政策建议。     

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通过GIS空间分析工具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为主的数理统计方法,探讨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群体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圈层模式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城镇化率、流动人口规模占比空间分布相反。(2)单身期、形成期、扩张期、稳定期四类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年龄、迁入地居住年限、月均总支出和长期居留意愿呈递增规律性变化。(3)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迁入地因素、迁移因素、社会保障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因素。(4)经济因素、迁移范围、每万人医疗机构数和迁入地区位对四类乡城流动人口家庭长期居留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影响最大;迁入地因素对单身期和稳定期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长期居留意愿较形成期和扩张期家庭影响更为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生命历程事件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流动人口生命历程事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实践,其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关乎流动人口切身利益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利用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在流入地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占85.10%,其中78.39%的人口有长期居留意愿,各城市差异较大。(2)毕业使流动人口倾向在流入地短期居留,在流入地生育子女和子女升学会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和长期居留意愿,身体状况变差会使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升但对长期居留意愿无显著影响,结婚、失去工作和退休事件通过家庭和个体作用力提升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3)流动人口的人口、家庭、流动和城市特征对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的作用力具有差异性。最后,从安居、生育、健康、教育等方面提出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的建议。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城市住房负担对上海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居留意愿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大城市不断增加的住房负担,日益成为制约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行为的关键因素。鉴于既有研究中关于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考虑的不足,论文以上海为例,基于2012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并探讨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房租收入比增加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特别是低教育程度和低技术职业群体更加敏感;② 房价/房租的快速增长加重流动人口的住房负担,增加其实际居留难度,流动人口“想留不能留”将可能迫使其产生居留意愿的改变;③ 城市住房负担持续增加率先对较低劳动技能群体产生“驱离”效应,而压力进一步加剧则将导致更多流动人口迁出或被迫降低生活质量。建议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尽量提供更具包容性、可支付和多元化的住房。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趋势,大量的流动人口回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稳定的婚姻状态等;② 跨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流入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从流出地来看,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③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多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时间、是否为独自流动、家庭月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中国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时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引入时间的新维度,采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城市尺度上刻画流动人才居留状况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流动人才居留意愿与实际居留时长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南北差异。(2)流动人才的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差异明显,大量人才虽然在流入地短期居留,但多有长期居留意愿。(3)随着人才主观居留意愿和客观居留时长增加,舒适物对人才居留的影响在增加。(4)影响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和实际长期居留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更大程度上受人才自身特征影响,而实际长期居留更大程度上受流入地因素影响。     

中国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时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引入时间的新维度,采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城市尺度上刻画流动人才居留状况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流动人才居留意愿与实际居留时长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南北差异。(2)流动人才的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差异明显,大量人才虽然在流入地短期居留,但多有长期居留意愿。(3)随着人才主观居留意愿和客观居留时长增加,舒适物对人才居留的影响在增加。(4)影响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和实际长期居留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更大程度上受人才自身特征影响,而实际长期居留更大程度上受流入地因素影响。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次关系与决定机制

基于长居、定居以及落户意愿内涵差异及相关指标的甄别分类,以中国25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流动人口长居、定居和落户意愿在居留过程中的发生次序及城市差异,通过多水平Logit回归,比较了不同意愿决定机制的异同及形成条件。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次序性,总体上定居意愿在长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落户意愿在定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层层递进。但一线城市定居意愿和落户意愿的递进关系不确定。(2)除受人力资本影响之外,流动人口的长居意愿的产生主要受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定居意愿受到经济收入和家属随迁的显著影响;落户意愿则主要是受身份认同和城市因素的影响,流入地身份认同度越高,落户意愿越高。(3)城市等级和区位有重要影响,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长居意愿和落户意愿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定居意愿呈倒“U”型趋势,省会城市最高,北京等一线城市最低。东北地区长居和落户意愿显著降低,定居意愿差异较小。在市民化过程中,定居意愿的形成是关键一环,要因城施策,助力提高流动人口经济实力、推进家庭化迁移,弱化落户的指标性意义。     

两栖生计下中国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的城镇购房意愿和空间偏好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比研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购房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城镇购房意愿具有层次性和两栖性特征,还有小部分流动人口拥有多地城镇购房意愿.②流入地和流出地...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

利用公安部 1 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 ,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和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首先 ,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的“拉力”要素发现 :流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要素、投资要素相关显著 ,与社会发展要素、消费要素相关不显著 ;其次 ,运用 GIS技术与空间相关分析的综合集成方法 ,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存在着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东中西“3带、 5区”的空间格局。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

构建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网络,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及空间滤波等方法分析该网络的空间格局和驱动力。主要发现：① 户籍迁移意愿网络呈现出集聚的空间格局,排序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流主要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② 户籍吸引力及户籍流出分别呈现出随机及集聚的空间格局,户籍流出热点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冷点区为中东部地区。③ 迁入地人口、FDI、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户籍迁移意愿。流动人口个体、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及迁移原因等同样与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紧密。     

流动人口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基于MGWR模型的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流动人口流入地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购房意愿整体偏低,尤其在流动人口聚集的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人口购房意愿最低。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能识别出不同因素对购房意愿的影响具有空间尺度差异,其中户口类型、流动范围、流动次数等显著变量对不同区域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③ 各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其中婚姻状况、户口类型、职业类型、房价、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东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较大,收入、流动次数、已购住房、随迁子女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更大,西北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拥有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而跨省流动的负向影响由西北向中部地区梯度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