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启示

缩小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机制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启示。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以广西为例

基于产业结构贡献统计的多部门经济模型,分析1951—2012年广西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时间差异和2002—2012年广西各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差异。受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不同政策手段与方式的影响,在时间上广西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呈两阶段波动收敛,在空间上三大经济区呈自西向东梯度推移的规律性变化,因受二产不断增加因素的影响,14个城市间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差异显著,且三大经济区和14个城市的经济政策使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反向变化。后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开放统一要素市场,促进要素资源流动,构建分工合理与布局科学的产业体系,逐步以间接调控方式并遵循市场规律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应成为国家从宏观层面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时需要考量的重点。     

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资本外溢性和省域技术水平间存在空间依赖性的假设,在Mankiw、Romer和Weil模型(简称MRW模型)中引入了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构建了空间MRW模型,运用中国全域及东部、西部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估计,证实了模型假设的正确性,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中国全域及东、西部区域中,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不显著;第二,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均约为西部地区的两倍。     

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分解与要素的区域效应分析

在对相关文献及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区域分解。各省份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较大,集中度较高;各省份贡献取决于初始经济规模、平均增长速度和当期发展速度;东部地区在继续保持绝对高贡献率的情况下,经济贡献率出现了有条件地向中西部部分省份转移,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要素在不同省份间的表现。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对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的依赖性强且区域差异性明显,决定了各省份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而对劳动力、第三产业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依赖性较低,有条件地优化和提升这些要素将会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基于城市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区域分析单元对1999~2004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差异进行了考察。首先基于GDP及其变化与人均GDP水平,对各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区域差异性;其次,对中国各城市GDP增长进行了空间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一些经济相对衰落的省区中仍然存在经济相对崛起的城市,且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省区的序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全国的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资本要素对于中国各城市第二产业GDP增长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但是城市在实现资本拉动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的产出效率并没有提高。我国十五期间,各城市第二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普遍降低,表明劳动力要素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分析——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西部1991—2010年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西部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西部开发战略、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西部省份的产业集聚度的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西部开发战略的后续效应递减,特别是人才匮乏、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水平低等问题凸显;西部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针对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利用中国大陆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测量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运用Moran’s I指数观察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结构和特征。区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集群特征明显。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其关系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本区域经济增长结构性、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均有积极的作用,区域间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仅对经济增长结构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劳动力数量是一把"双刃剑",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并存;物资资本存量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主要体现出抑制作用。     

中国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及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逐步加剧,从2003年的“沿海-沿江”分布进一步演变至2012年明显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及山东、湖北、重庆等少数省域;②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高校创新产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③ 计量结果显示,高校通过基础研究及产学研合作获得的创新产出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格局演变探析

在评析区域经济差异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以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元,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测度变量,定量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及空间格局变化的总体水平与特征;并引用国外最近使用的区域分离系数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格局变化的相互关系,得出的基本结论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其东、中、西三大区域逐渐发散趋异,而南、北两大区域逐渐收敛趋同。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国际比较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协调,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因此本文旨在探索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并对其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本文采用跨国经济实证分析中的标准分析工具面板数据分析,首先构造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世界模型;然后,以本文构造的世界模型为基准,定量分析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最后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发现,在我国影响城市化水平的经济因素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高等教育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能力,大致都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该结果较以往基于横截面的分析结果更为准确。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研究进展与展望

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视角,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 评述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研究的进展, 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展望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与方向。结果表明:近年来国外研究在多学科融合框架下更为关注地理的作用, 从而导致空间计量分析和空间统计分析成为热点方法, 地理信息技术逐步受到重视, 研究尺度逐步降低并向实用化发展。国内研究多是国外经验在中国的验证, 本土化创新不足;研究尺度以省域层面为主, 城市和县域研究明显缺乏;空间效应逐步受到关注, 对区域差异的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未来研究应在数据选取上更为细化和全面, 尝试追踪和监测区域经济差异的动态变化格局, 构建经济增长差异定量测度方法体系和技术平台, 加强区域间的关联以及经济溢出、空间溢出效应测度研究, 关注差异机制和机理解析。     

数字经济增长动力与区域收入的空间分布规律

为探究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地域差异以及与区域收入之间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以中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浙江省为样本,构建了数字经济增长动力要素指标体系,并首先提出了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构想.借助Weaver-Thomas模型、灰色关联分析以及GIS分层设色法,从地级市层面对浙江省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构成进行空间可视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国内经验及其对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又有利于尽快构筑一个带动湖南经济迅速成长的核心增长极，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需要制订科学的近、中、远期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需要把技术创新放在重中之重，需要重视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集团的组建与发展，需要实行外向开放型的一体化战略，需要尽快建立权威性的综合协调机构。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展

经济复杂度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和内生增长路径,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介绍了经济复杂度的理论背景,梳理了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经济复杂度的内涵、概念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复杂度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了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回顾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收入差异和创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进展,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证明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区域可以从提升产品空间密度的思路出发,通过提升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经济复杂度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为经济复杂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effect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critical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timely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major step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ARPE) model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DA) unde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raction,spatial field energy model and power exponential func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influence of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administrative resources,and the potentia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2) The growth rate of ARPE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10 to 2015 was 20.7％ compared to the period 2005 to 2010,and the potential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creased to 3.05％ from 0.21％ before the "cancelling"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of Chaohu.(3)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usefulness of ADA can not only distinguish the complex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accord with re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The ARPE focuses on the both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thereby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ex-plaining and evaluating adjustments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the macro-and mi-cro-scales.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证据

基于2002—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利用DEA模型测度各地级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综合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经济综合效率整体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投入产出效率水平较低,仅少数城市实现效率最优。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相当,西部偏低,不具备明显的梯度特征。② 旅游收入每提高1%,城市综合效率正向变动0.064%,其对城市综合效率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人力资本水平、二产产值比重、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占比。③ 旅游业对中国三大区域城市整体综合效率的提高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旅游收入水平对经济综合效率的作用强度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