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到地方:东莞家具产业的绿色化升级路径

地方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带动绿色化升级的研究已开始成为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研究话题。在梳理国内外产业绿色化升级研究基础上,构建发展中国家产业绿色化升级理论分析框架,以东莞市家具产业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访谈法,分析东莞家具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历程,理清在全球化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等两大驱动力的作用下,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的路径和动力机制。结果显示：全球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影响下的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路径有差异,全球动力推动的绿色化升级被锁定在有限范围内,并对本地出口企业造成“可持续采购挤压”,而国内绿色家具利基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对本地绿色化升级起关键作用。结论对理解中国制造业由外向型向内循环发展过程中产业绿色化升级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全球化-地方性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生产:潮菜原料时空特征

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语境下,潮菜是饮食文化生产中"地方走向全球"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因潮汕人向海外移民而形成了本土潮菜、东南亚潮菜和港式潮菜"三足鼎立"的空间分布格局。文章以采集到的本土潮菜企业进货数据为依据,结合地方知识,从饮食地理视角探讨潮菜的人地关系表征。探讨了潮菜原料的时空特征:潮菜原料广博,以海鲜为主,地理集中性强,季节性显著,其特有的调味料最能体现潮汕的地方味。全球化与地方性背景下的潮菜饮食文化生产主要表现为本土潮菜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与海外潮菜保持潮菜的风味内涵2个方面,即一方面本土潮菜由于全球范围内物流的日益发达而更加易于获得世界各地的食材,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交流在潮菜中融合了外来元素;另一方面在海外发展的潮菜则主要依靠烹饪方法和特色调味使其保持潮菜的风味。全球化增加了潮菜原料的多样性,由于善于运用广博的原料,潮菜在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中有很好的适应性。同时全球化带来的空间压缩突破时间限制,满足了潮菜追求原料时鲜的要求,因此全球化有利于潮菜的传播与发展。地方性则体现在传承潮菜精细的烹调技艺和运用其特有的调味料以保持潮菜风味的特质。虽然全球化为本土潮菜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食材,但是本土潮菜始终以本地食材为主,相比海外潮菜更加注重食材的季节性。因此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背景下潮菜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跨地方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的多尺度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自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的社会实践,地方性是非遗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非遗的地方性不仅被本土要素塑造,更是被超越本土的不同物质、知识技术和观念符号等共同建构。本文采用多源数据分析了3个服饰品牌对珠三角地区香云纱及其染整技艺的地方性表征。研究发现,由于在跨地方网络中的位置性差异,各个品牌采用不同的尺度策略形成了关于香云纱及其染整技艺地方性的多种叙事。具体来看：(1)本土化策略将品牌主理人的本土身份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领域相对应,将传统非遗所包含的历史、气候、资源、文化等关键地方性要素定位为品牌市场运作的核心竞争力;(2)多重再地化策略是品牌在本土、区域和全球的多重尺度上进行资源整合,利用各层面机会进行品牌运作,同时将非遗实践与多尺度的议程连接起来;(3)地方杂糅策略在世界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融合了不同地方的理念、话语和知识,将非遗实践塑造为全球多元文化的杂糅景观。本文诠释了在非遗实践中尺度是非层级的、网络化的。相应非遗的地方性是关系化的和情境化的,不是由边界所限定而成,而是被非遗实践所创造的地方之间的关联所塑造。     

基于产业组织的城市国际化网络研究——以长沙工程机械产业为例

全球性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产品与服务贸易、生产要素配置、中介机构国际往来等三种方式实现产业组织全球化。随之地方城市逐步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在全球化网络体系中得到重构与再造。长沙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为龙头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产业全球化组织趋势明显,在此作用下长沙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城市国际化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资源和发展机会,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的城市国际网络。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地方城市必须积极主动地对接全球产业链,融入全球生产组织网络,推动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     

劳动力视角下 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

全球生产网络（GPNs）非常重视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及影响机制,然而以往研究相对聚焦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着重探讨产业联系、技术外溢、社会网络等要素的影响,而对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以郑州富士康为案例,融合劳工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基于2017—2021年对郑州富士康的追踪调研,研究发现：① 在全球网络动力与本土地域动力相互联动的作用下,地方区位优势和企业空间粘性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初步呈现出互惠式耦合特征,但郑州富士康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为主。② 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形成机制主要受制于公司属性特征与员工雇佣方式（包括企业性质、用工模式、工资福利等）、区域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应格局、政府中介政策与劳动力行为选择等因素。③ 促进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维持劳动力市场弹性和激励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并促进生产网络区域化应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的两个基本维度。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有效弥补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对劳动力作用的忽视,而且通过典型案例可以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关系提供实证经验支持。     

尺度转换视角下易武斗茶会的构建与变迁

选取易武斗茶会为研究案例,以尺度转换为理论分析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深入分析易武斗茶会的发展历程并展示推动其发展演变的多元社会主体的不同行动与实践。研究发现：① 易武斗茶会的演变过程中存在2种尺度转换的方式,一种是为迎合普洱茶市场细分而进行的尺度下推,另一种是根据地方发展需求而进行的尺度上推。② 易武斗茶会尺度转换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茶企的支持、茶农的配合以及茶客的偏好下共同驱动的。③ 多元主体的行动在推动易武斗茶会尺度转换的过程中满足了各自群体的利益诉求,地方依凭茶叶经济实现了本土发展。从节事的角度对中国茶文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为茶村如何通过地方性节事活动实现本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案例借鉴。     

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与全球生产网络链接——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例

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再现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地方—区域—全球三个不同地理维度的产业链接网络结构和联系强度,运用三角坐标法分别考察上海创意产业在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合作关系四个产业链环节的地方嵌入性和全球链接性,探讨学习和创新网络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各个产业链环节都表现出很强的地方黏性,尤其是在地方劳动力市场方面,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性最为显著。其次,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存在异质性,其中技术类创意部门与文化类创意部门在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异,本文从知识分化视角出发对以上异质性进行了解释。最后,总结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地方—全球互动关系,为揭示中国大都市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和全球网络形成机理提供了详实的案例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我国出口导向的生产和国内生产之间分离,以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分离的双重结构,对我国地方产业网络造成了障碍。从国有研究院所中涌现的企业家身上,从乡村企业家身上,从海外归来的华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道路。随着中国的试验性改革的继续,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会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不断升级,这种过程很难简化成任何简单的发展模式。文章指出,应重视嵌入地方社会网络的集群的力量,而不是把所有赌注下到一些不植入国土的大公司之上。此外,由于发展背景很不相同的区域的发展轨迹可能彼此相似,我国一些已经采用的策略和措施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意义的。     

基于文化资源的沿海港口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如何将港口文化资源禀赋转化为创意产业,促进滨海港口地区复兴是后工业社会全球沿海港口地区发展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探析了文化资源到创意产业的转化潜能、介质、路径、模式和运作机制,并在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架构其实证研究范式,进而以中国舟山普陀区的木帆船、沙雕等创意产业为例,采用文化经济地理学方法调查了创意产品生产过程的项目网络特征。研究发现：港口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产业的适宜条件是由创意、资本、管理等要素结网构成创意场域,亦即在市场主导下将文化资源与现代创意、媒介、市场需求等网络式融合。最后提出促推浙江港口地区文化资源发展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的建议。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传承与嬗变：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广州市小洲村因从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逐步演化为创意艺术与旅游空间而成为关注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为揭示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与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运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构建“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小洲村经历了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三个空间转换阶段,并分别形成了对应水乡古寨的生产生活空间、艺术创意空间、创意旅游商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② 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空间主体的加入,使小洲村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变为多元主体。③ 在资本城乡不平衡发展机制下,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村民、游客等空间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和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政府起到自上而下的管治作用,但在村民的空间抵抗下效果甚微。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演变与启示

采用Citespace工具和文献归纳方法,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热点及理论发展脉络。在全球化和逆城市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乡村地区普遍经历了发展转型与空间分化过程,其研究热点和主要理论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于乡村农业去中心化和逆城市化过程,延续20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监管理论和根植于浪漫主义运动的乡村田园牧歌式理论主张占主导,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兴起了社会文化转向的“他者”研究;进入21世纪,在网络视角转向下,全球尺度的乡村分化及其内在机制的综合研究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议题及理论切入主要涉及全球乡村、乡村重构、乡村分化、多功能农业、舒适性迁移和创新理论等;近10 a以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背景下,危机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得以较大关注,衍生出可持续生计、社区恢复力、脆弱性、生态经济、生物经济等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中国乡村地理的学科发展需集成多学科方法与理论,融合中西方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成果,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核心指导,全面深化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分析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空间的分化、重构、治理的过程、动力和综合效应及其优化调控机制,发展中国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能动性视角下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理论对劳动力地理的研究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地理到劳工地理的转变。阶级斗争地理强调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发源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劳工地理研究则将劳动力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时空修复”能力的行为主体,工人能动性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中国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工人——农民工群体,随着社会进步和代际变迁,其在权益焦点、表达方式及实践效能等方面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不断以其特有的“时空修复”改变既有的劳动关系和塑造自身的经济地理景观。论文将研究视角接续到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中,尝试构建能动性视角下的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研究框架。能动性视角是一种批判性视角,在日常空间实践过程中,抗争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融入的生活政治和创造的身份政治构成新工人空间生产的能动机制,并在全球化、在地等外部机制推动下,三元机制互动形成新工人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等3类空间生产的基本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社会关系格局和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重构。最后,论文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新工人空间生产的机制及其经济地理重构的关系研究、新工人能动性的区域差异研究、新工人能动性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互动研究、乡村回流劳动力的能动性研究。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国家公园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重构机理与联动逻辑

游憩活动带来的“人”与“地”的互动使国家公园原本的人地关系有了更复杂的内涵。国家公园的社区协调与游憩利用需要联动发展,其机理是当代社会由流空间与地方场所形成的空间重构。以流空间理论为基础,解析国家公园空间重构机理,构建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联动逻辑模型,结果发现：1）国家公园生态空间所具有的独特资源禀赋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游憩空间运行发展的基础,生活、生产、游憩空间三者都影响生态空间的生态承载力。2）生活空间中原住民的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都起源于生态空间,为游憩空间提供人文资源,通过宜居程度和生活保障的提升来促进生产空间的优化。3）生产空间也为游憩空间提供具有原真性的文化资源,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就业渠道的增加提高原住民的收入水平,带动生活空间的改善。4）游憩空间所产生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能够助力于生态空间的维护、助力于生活空间的改善和生产空间的优化。因此在未来的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中,一是需要根据流空间结构,推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科学管理;二是基于空间重构机理,促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要素流动;三是需要利用空间联动逻辑,完善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多元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