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区村域稳定脱贫测度及返贫防控风险识别——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返贫防控机制是后2020时代的现实要求,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承上启下的紧密衔接。以强度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地区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区域,基于脱贫稳定性测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口县60个行政村、1950个农户进行多维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异特征和返贫风险模式探究。研究发现：① 样本村脱贫稳定性等级分布总体呈现前端窄小、中部突出的“葫芦状”结构,各地区多维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城口县返贫风险可识别为双风险模式、三风险模式、四风险模式和五风险模式4种模式及各阻力因素多元整合主导的11种返贫风险类型,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等涉及农户可持续增收、动态抗风险能力及内生动力的要素逐渐成为现阶段返贫防控及减贫路径依赖的重点;③ 立足区域特征,把继续攻坚和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上,因村施策提高群众抗风险能力,精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的返贫网。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机制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和测度体系,以秦巴山区为例,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分析贫困脆弱性差异,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均值为0.046,贫困脆弱性等级呈现“纺锤形”分布。② 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及不同维度间差异明显。补贴依赖型、务农主导型农户受健康冲击或教育压力大且适应力薄弱,贫困脆弱性较高。多元型和纯务工型农户具有低风险与低敏感性,适应力较高,贫困脆弱性较低。③ 农户的暴露风险、适应力具有地域分异性,中山区农户自然风险较高且高贫困脆弱性的农户比例大;河谷川塬区农户的适应力较高。④ 建档立卡贫困识别与贫困脆弱性评估结果具有一定差异。⑤ 农户贫困脆弱性受家庭层面的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职业类型、社会连接度、政策依赖性、非农就业人数、生计多样性以及村域层面的地形起伏度、道路可达性、与河流的距离以及教育可及性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评估及其分异研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升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是防止返贫和实现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应，可为此提供重要依据。论文构建涵盖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3个维度的扶贫政策效应评估框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案例区，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分异性。研究表明：(1)精准扶贫使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整体提升了20.5%，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分别提升21.3%、23.9%、15.8%，农户生计环境改善更突出，而代际发展能力具有一定时滞性。(2)精准扶贫对生计要素禀赋较好的兼业型农户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其次是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脱贫户，而以“输血式”帮扶为主的补贴依赖型农户则被边缘化，加剧了群体间生计可持续性分化。(3)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空间分异性明显。相比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王场镇和黄水镇，精准扶贫对具有区位优势的龙沙镇、贫困程度较深的中益乡的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4)围绕强化对山区教育与技术投入、对偏远地区资源倾斜以及引导贫困边缘群体治理等方面提出巩固脱贫...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稳定性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

农户脱贫稳定性研究可为深度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进一步厘定了“农户脱贫稳定性”概念,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5个维度构建了农户脱贫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地处深度贫困地区的贵州省天柱县为研究区,测算1295户样本农户脱贫稳定性指数,基于不同方法共同识别影响因素并探究影响机理,提出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脱贫稳定性指数整体水平偏高,脱贫稳定性较强,但农户个体差异性显著,其中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维度的脱贫稳定性较高,金融资本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维度的脱贫稳定性较低,返贫风险较大;② 农户脱贫稳定性类型主要以一般型或稳定型为主,脱贫稳定性综合指数中各类型占比分布从高到低大致呈“水滴”特征,有12.44%的样本农户处于临界型,返贫风险较大;③ 技能培训、外出务工人口占比、土地流转、转移性收入占比、到乡镇政府距离和到主干道距离是影响研究区农户脱贫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④ 构建了能力提升、产业培育、激发动力、完善基础设施和拓展就业“五位一体”的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稳定性长效机制。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 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 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 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精准扶贫对黄河上游地区农牧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黄河流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尤其上游地区地处西北内陆,气候、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农牧民生计资本显著增加,原本处于低水平但比较稳定的生计系统被打破,重构的生计系统能否给农牧民带来稳定收入,无疑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以黄河上游地区501户样本农牧户为研究对象,借鉴生计分析理论,运用双重差分方程模型,分析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牧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贫困户和依赖政策补贴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贫困户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以非农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贫困户影响不明显,而且区域之间效果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影响精准扶贫效果的因素,发现农牧民家庭人力资本、耕地和草场、社会网络关系是关键因素。因此,着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构建多元参与的人际沟通网络是精准扶贫效果得以持续的关键措施。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农业产业化精准扶贫工程SWOT分析及效果评价——以施甸县摆榔乡和木老元乡为例

农业产业化是精准扶贫理论中"五个一批"的最重要一环,是实现永久脱贫、真脱贫和避免返贫的根本出路。保山施甸县精准扶贫乡村一级的产业扶贫"三百工程"的"政府+公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种养殖大户+合作社+小区/园区+农户"模式、"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等,是因地制宜精准到村到户的实效做法,培育了一批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促进了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生态效益明显、扶贫收效好。存在资金扶持持续性、农户参与积极性、示范带动性不足问题,打造品牌、加强技术服务和促进互联网+订单农业的发展是解决对策。     

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致贫风险分析

农村贫困与减贫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基于农户及致贫风险的文献梳理,从区位、社会和劳动力3个要素维度构建了农户致贫风险分析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484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海南省连片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风险,提出有效减贫和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发现:① 海南连片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良好但贫困发生率较高,家庭劳动力较充裕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女教育支出负担重,因病因残致贫比例较高,女性务工人口较多,农户自身脱贫致富的发展动力不足。② 海拔高度200 m以下、男性户主、拥有残疾或患病成员、务工人口比例低、女性务工人员占比高、以及单位劳动力供养学生数高的农户具有更大的致贫风险。③ 研究未发现女性户主、少数民族、低受教育水平户主、大型规模家庭有更高的致贫风险,女性成员比例、抚养比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影响较小。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大力发展特色化和规模化农业、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加强针对农民工、女性务工人员和病残群体的社会保障等减贫政策制定实施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     

农户收入的农区发展环境影响分析——基于河南省1251家农户的调查

通过对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的河南省不同类型的11个村的农户调查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户间收入差别很大,村际之间和同村农户之间均如此。全体样本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达0.3936,有的村子已达0.4以上。模型分析表明,农区发展环境因素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影响。耕地面积、种植结构、经济基础、乡镇工商业发展水平、城郊区位、交通条件、兼业水平等因素在不同的地形类型和收入类型农户中,对收入提高产生一定的影响。低收入农户中,耕地面积较为重要,而在中等收入农户中,增加了种植结构因素,在高收入农户中,又增加了经济基础、工商水平、城郊区位和交通因素,由此验证了"区域发展阶段不同影响因素有所不同"的理论假设。     

区域地理中融合脱贫攻坚精神的教学设计——以"井冈山的区域发展"为例

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区域地理中融合脱贫攻坚精神,有助于学生关注地理国情、陶染家国情怀、走向学科融合.本文结合"井冈山的区域发展"案例,按照"了解地理背景—分析致贫之因—谋求脱贫之策—传承中国精神"的教学思路,将脱贫攻坚精神融入区域地理教学,引导学生提升核心素养、弘扬中国精神,充分发挥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     

我国农业旱灾脆弱性与农村贫困的灰色关联分析北大核心CSCD

旱灾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最为直接的,重大旱灾甚至使农民因灾返贫、因灾致贫,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小康的全面实现。而农业旱灾对于农村贫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农业旱灾承灾体的脆弱性。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详尽程度,选取9项农业旱灾脆弱性影响因子作为子序列,以农村贫困作为母序列,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别对其相关关系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其关联度并得出关联序,得出结论:农业干旱脆弱性各影响因子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农业GDP比重、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民年均工资性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和财政支农。结论提出了相应的降低承灾体脆弱性、减轻农业干旱灾害风险,防止因灾致贫和返贫的对策建议。     

陇中黄土丘陵区农户收入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响应——以龙滩小流域为例

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有效改善了陇中黄土丘陵区小流域生态环境、抑制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然而,对该区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小流域农户收入结构的耦合影响及互馈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文选取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龙滩小流域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3个区120个农户家庭土地利用情况、经营方式及收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调控作用。结果表明：退耕还林比例影响了农田面积,进而影响了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面积,由此增加了种植业收入,从而导致3个区低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均高于高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同时退耕面积的增加也促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交通便利程度影响农户家庭打工人口比例,从而导致Ⅰ（交通便利）区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Ⅱ（交通欠发达）和Ⅲ（交通闭塞）区。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通过农田面积、退耕还林地面积、玉米和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打工人数等影响种植业、劳务输出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进而影响流域内农户的收入水平。总之,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影响了陇中黄土丘陵区种植业和劳务输出产业的发展且存在区域差异,而对该区养殖业、林业及副业带动有限。因而,在新一轮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之际,该区在加强交通等乡村基础条件建设的同时还需推动林下经济、特色养殖及副业发展,降低农户对种植业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的依赖,以此实现陇中黄土丘陵区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村绿色生产力。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旱灾脆弱性与农村贫困的灰色关联分析

旱灾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最为直接的,重大旱灾甚至使农民因灾返贫、因灾致贫,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小康的全面实现。而农业旱灾对于农村贫困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农业旱灾承灾体的脆弱性。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详尽程度,选取9项农业旱灾脆弱性影响因子作为子序列,以农村贫困作为母序列,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别对其相关关系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其关联度并得出关联序,得出结论:农业干旱脆弱性各影响因子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农业GDP比重、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民年均工资性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和财政支农。结论提出了相应的降低承灾体脆弱性、减轻农业干旱灾害风险,防止因灾致贫和返贫的对策建议。     

情感地理视角下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

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为案例地,以“留守”农户和“返乡”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情感地理视角,通过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农户情感重构及其重构机制。结果表明：1）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主要包括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5个维度的重构,这些维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2）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脱贫村农户地方归属感上升,幸福感增强,风险厌恶感下降。然而,扶贫力度的不均衡导致农户间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传统文化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使得农户产生失落感。3）在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过程中,农户认知是核心力量,政府行动起主导作用,企业行动发挥辅助作用。政府和企业行动通过重构乡村地域系统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刺激乡村地域主体即农户认知转变,继而引发情感的重构。     

以实践为导向的旅游地返贫机制分析框架构建

防范返贫风险、实现可持续减贫是“后扶贫时代”原贫困旅游地巩固脱贫成效的重点工作。本文以实践为导向,以旅游减贫经典理论为骨架,整合多学科返贫研究成果,构建旅游地返贫机制分析框架。该框架建立了旅游返贫类型体系,指明了返贫风险可能的发生途径与机制。框架指出：扶贫机制不完善将导致机会、增权、保障3个关键因素不同程度的缺失,这些缺失将通过直接效应、间次效应或动态效应三种路径导致低资产返贫、低增长返贫、再结构返贫或暂时性返贫的产生。文章进而给出分析框架的实际应用步骤,以指导旅游减贫实践者检视返贫风险、判断可能的返贫类型结果、阻断返贫发生路径,为脱贫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及返贫风险防范提供了指引。尽管以解决实践问题、提高实践效率、降低实践成本为导向,但该框架也能在理论上指引未来的旅游地返贫研究面向现实需求,探索是否有更优的返贫分类方法、是否有需要补充的返贫成因、是否有新的返贫路径等问题,有助于明确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退耕还林对岷江上游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英文）

退耕还林的目标之一是减贫,因此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研究了退耕还林实施13年以后,该工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四川省岷江上游2012年329个农户的调查资料,结合分位数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退耕还林的当前影响。同时,比较了退耕户和非退耕户的社会和人口学特征。结果表明,退耕户和非退耕户的社会和人口学特征不存在明显差别。2012年,退耕还林对各个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都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对减贫没有产生明显影响。这说明,到2012年岷江上游退耕还林工程已经不能明显增加农户的收入,建议调整实施方案以兼顾生态保护和扶贫。     

煤炭资源富集区农户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以农户为细胞单元,通过对典型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分析来探讨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选取陕西省神木县12个乡镇典型村域进行农户调查和定量评价,运用多元回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乡镇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基尼系数均在0.20以上,67%的乡镇基尼系数大于0.30,其中解家堡、乔岔滩、花石崖的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乡镇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回归结果显示: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支出是低收入家庭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等显著影响着中等收入家庭农户收入;而经济潜力、家庭教育负担、区位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农户收入影响显著。研究表明,要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除了发展个体经济、提升兼业比重外,还应重视农户自身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