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敏感性评价研究——以广河县为例

为探究适用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的保护理论与方法,解决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选取适合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评价广河县生态敏感性,并选取GDP、人均GDP、人口密度等6项社会经济指标,结合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探究生态敏感性与其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1）水体、土壤可蚀性、植被覆盖与土地利用类型对广河县生态敏感性影响较强烈。（2）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各社会经济指标子系统呈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互相依存关系明显,耦合度水平均处于较高状态。（3）耦合协调度研究中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人均GDP、矿产资源指标子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GDP、人口密度、工业指标与养殖业指标子系统处于拮抗发展状态。研究生态敏感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为该区域提供差异化的发展与保护协调路径,并为同类型区域提供借鉴。     

城镇体系结构及与城市化的耦合机制——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

城镇体系结构是城市化格局及演化的基本框架.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利用甘肃段41个县及以上城镇统计资料,结合相关分析模型、分形理论和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及与城市化的定量关系入手,探讨了城镇体系结构基本特征以及与城市化的时空耦合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甘肃段城镇体系结构以2002年为转折点,进入第二阶段的倾斜发展,其特征表现为:等级规模不服从位序-规模法则,属典型首位分布;等级规模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单核心增长格局发生分异;空间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呈点轴空间分布格局.[2]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城市规模的大小(与城市规模呈对数关系),还取决于等级规模结构的均衡性(其对数与不均衡指数成线性关系),同时,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影响其发展的进程.并藉此探讨了甘肃段城镇体系及城市化未来发展方向与策略.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以河南段为例

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内涵界定、评价指标体系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以黄河流域河南段为例,构建了涵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态保护、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系统、环境承载系统、资源承载系统三大领域的指标体系,对黄河流域河南段高质量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河南段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为明显,郑州最高,濮阳最低;资源承载情况差别不大,最高为洛阳,最低为新乡;环境承载综合指数差别不大,最高为安阳,最低为济源;各地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显著,以中部郑州和洛阳为龙头、北部发展水平较低为主要特征。     

干旱区城镇发展的理论探讨：以新疆为例

本文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专家意见咨询与定量方法的结合，探讨了干旱区城镇发展的一般规律：ａ．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干旱区城镇发展的渊源；ｂ．水资源是干旱区域镇发展的限制性因子，但并不能解释干旱区城镇发展一般的规律性；ｃ．应重视科技水平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县域为例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分析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高质量发展耦合空间格局以良好耦合为主,高质量发展协调水平以中级协调为主.②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结构呈现出...     

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成因探测——基于因素分解的黄河流域实证

立足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的阶段性变化,构建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19年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成因。结果表明：（1）新发展阶段,区域旅游业发展既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新发展理念等新因素的影响,二者共同组成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2）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由下游向上游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上中游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下游地区较小,上中下游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供需不匹配现象。（3）在单一维度和综合维度上,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均有显著的影响,但新因素强于传统因素,各因子的影响力排序具有一致性,旅游业发展受因子间协同作用影响更大。（4）传统因素中消费水平、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禀赋,新因素中创新能力和绿色生产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影响,但其异质性空间效应各不相同。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县域城镇体系结构定量化研究——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例

以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为基础,GIS为主要平台,通过改进断裂点模型,实现了对科左中旗城镇体系结构的分级以及经济区的划分。首先,提出了以城镇中心性强度代替城镇人口规模并结合加权Voronoi图的模型改进方法。然后,通过引入加权平均距离摩擦指数、成本加权距离等概念,建立并完善了中心性强度计算的指标体系。利用所得的中心性强度值并结合当地实际,将研究区的城镇体系结构划分为中心镇、二级中心镇以及一般镇3个级别。最后,通过比较常规Voronoi图与改进Voronoi图两种空间划分方案,最终确定以各城镇中心性强度的平方根为权重的改进Voronoi图的空间划分方案作为研究区城镇辐射范围的划分依据,再通过逐步合并与搜索,得到科左中旗的经济区划分方案,即以中心镇为主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区。     

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化与城镇空间耦合格局及驱动因素——以徐州市为例

整合脱钩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测度模型,采用ESDA和GWR等方法,以镇域为研究单元,分析了2003~2015年徐州市工业化与城镇空间耦合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徐州市工业化与城镇空间的脱钩关系呈现由无脱钩向绝对脱钩状态演化,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呈增强趋势,但耦合作用不强;徐州市镇域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程度呈波动性增强之势,各镇域间差异在逐渐增大;徐州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差异的“一带”、“两翼”格局正在形成,交通区位优越类镇域尤为显著,表明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的禀赋基础正在发生改变; 弱响应镇域主要集中于远离城市且区位不便的区域,持续表现为冷点区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格局具有一致性;徐州市工业化城镇空间响应的影响因素作用程度呈现政府调控>投资因素>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的特征,且均呈减弱之势,但各因素的影响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区域城镇发展用地评价中的应用——以海南省为例

区域城镇发展用地评价是区域经济开发的先行步骤。作者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建立地形评价模型、基础设施辐射范围扩散模型、分区多幅图覆盖分析模型等一整套模型,使评价工作较以往更为科学、系统,且省时省力。本文研究了海南省城镇发展用地条件。     

学科核心素养导向的高中地理单元活动案例设计——以“乡村和城镇”为例

本文以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2第二章“乡村和城镇”这一单元为例,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角度出发,设计整体连续的乡土教学活动案例。案例的设计基于真实的情境、以链式问题探究为导向,注重单元教学中地理实践力的培养。     

基于网络Voronoi图的城镇影响域划分——以大冶市为例

城镇影响范围的大小受道路网络、自然地理基底、区域间的空间关联历史等因素影响,科学准确划分城镇影响域对于城乡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考虑道路网络和自然地理基底因素作用,采用基于道路网络路径距离的Voronoi图和基于道路网络路径时间成本距离的Voronoi图对城镇影响域进行划分,并将划分结果与普通Voronoi图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普通Voronoi图划分的城镇影响域过于粗线条,基于道路网络路径距离的Voronoi图划分的城镇影响域过于精细,而基于道路网络路径时间成本距离的Voronoi图划分的城镇影响域则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是较为科学的空间剖分方法。通过对三种Voronoi图的划分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能为城乡统筹规划的空间决策与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县域城镇体系识别——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

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科学识别城镇体系对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常住手机活跃用户识别、跨城镇出行起讫点模型和城镇中心性测度,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江西省鄱阳县城镇体系,并与现行总体规划的城镇体系进行对比以揭示鄱阳县域城镇体系实际发展与规划目标之间的偏差。结果发现:鄱阳县各乡镇常住手机活跃用户数与其总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2,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强相关性;鄱阳县当前实际的城镇体系分为三级,其中县城为第一级,田畈街镇、油墩街镇和芦田乡为第二级,其余乡镇为第三级。发展至今,仅有县城、油墩街镇与芦田乡达到预期规划目标,其他乡镇均与规划目标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新一版的规划中予以调整,从而引导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县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干旱区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中的实践——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为例

干旱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强烈受制于区域特有的自然地理、资源、土地类型等自然约束条件,它们是人口、产业和城镇发展布局的地理基础。干旱区城镇体系构建的优化模式选择,应充分考虑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区域的范围大小。在城镇体系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贯彻非均衡发展思想,重点发展中心城市和开发区,构建合理的“集聚型城镇体系”是符合干旱区的最佳选择。结合阿拉善左旗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进行分析,提出其未来区域城镇体系的发展应该坚持非均衡发展与优势区位优先开发的道路,通过功能分区、“轴线”的打造、“极点”的快速壮大加快空间集中化进程。     

西北地区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系统耦合的时空分异——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

水资源是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限制因子,研究西北地区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系统耦合的时空分异规律,对于区域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GRA方法,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从时空角度定量揭示了甘肃段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系统耦合的时空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时间序列上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表现为类似组合"S"型特征;空间上随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耦合度亦表现出与时间序列类似特征;时空耦合度相互印证,说明系统符合"各态遍历假说;"(2)不同阶段甘肃段各城市耦合度表现出较大差异,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以兰州市为中心向外耦合度"先升高后减小",表明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系统耦合度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发展等内部因素,而且与城市之间的区域差异、区域联系等外部因素有关。基于以上认知,在解决区域水资源环境与城市化关系问题时,除有效提高城市水资源环境适应及调控能力之外,还要协调好区域之间的关系,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以达到"双赢"的目的,这为落后地区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精明发展的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以哈长城市群为例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基于“十一五”规划基期2006年至“十二五”规划后期2014年以来的哈长城市群统计数据,从空间发展维度、福利发展维度、消耗发展维度和管理发展维度考量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的精明发展程度,从而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对哈长城市群总体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空间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十一五”规划期间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之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均实现西部集聚式空间分布,东部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耦合协调性亟待实现均衡式发展;“十二五”规划时期二者综合发展水平仍以哈长城市群西部为优势区域,耦合协调程度再次呈现分散式布局。② 2006~2014年研究期内哈长城市群除长春市、吉林市和绥化市外,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微弱回落后继续增长的态势,耦合水平则出现明显下滑,仅有四平市、辽源市、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二者协调关系正向积极推进。③ 哈长城市群整体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不高,但是区域分布差异相对明显,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总体实现空间良性共振。     

基于CART决策树的双尺度流域单元地貌分类研究——以北回归线(云南段)地区为例

针对当前单一地貌划分单元造成的分类结果破碎或漏分问题,该文引入双尺度流域单元划分方法,即采用两种不同大小流域单元的组合作为地貌划分基本单元,以提高地貌划分的细分性和完整性。以30 m ASTER GDEM数据为数据源,基于最佳地形因子组合(高程、地势起伏度、坡度、坡度变率、光照模拟值)、双尺度流域单元、CART决策树算法,实现了北回归线(云南段)地区平原(2类)和山地(7类)共9类地貌的划分,双尺度流域单元划分的最佳流量阈值分别为500、2000。通过平均值、标准差、Moran′s I和人工判读结果对分类结果进行检验,发现基于CART决策树的双尺度流域单元地貌分类方法在北回归线(云南段)地区总体精度可达82.1%,Kappa系数为0.793,总体能够准确识别出研究区的地貌类型空间分布特征,是地貌类型划分的一种可行方法。     

基于水资源约束的西北干旱区城镇体系形成机制及空间组织——以河西走廊为例

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例,探讨西北干旱区水资源约束下城镇体系形成与发展机制及其布局特征和空间组织形式。研究认为,合理的城市与城镇区位选择了相对优越的自然区位,古“丝绸之路”的开通造就了城镇体系的原始基架,矿产资源的空间组合控制着工矿城市与城镇的合理区位,交通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城市与城镇化发展进程,行政干预成为城市与城镇形成发展的推进器。城镇体系形成与发展的空间组合特征表现为首位城市不明显,等级规模偏小,城镇化水平及进程高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职能单调,以资源加工和集贸为主,城镇密度偏低,空间布局聚集于第二欧亚大陆桥附近。受水资源限制,未来城镇体系建设建议采用“一核四极”,“一轴三带”、“百镇同兴”的“卅”字型城市空间推进模式,即将酒泉-嘉峪关-玉门三个城市合并为一核,作为河西走廊惟一一个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人的大城市,将敦煌升级为地级市,与张掖、武威和金昌一并建成河西走廊四大中等城市,将由兰新铁路、312国道组成的西陇海兰新经济带河西段作为城市发展“主横轴”,将石羊河流域生态经济带,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和疏勒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作为城市发展“主纵轴”,通过撤乡建镇等途径,将现有的85个城镇扩展到100个,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镇星罗棋布的“卅”字型网络状空间布局模式。     

基于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以"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为例

将思政教育或思政元素融入相应学科的教学是落实学科育人的有效途径。文章基于课程思政,以认识区域地理条件、区域特征和发展方向为线索,对鲁教版选择性必修2“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的内容进行设计,探索高中地理课程思政的有效教学途径,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