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能测度及空间模式探究

以11 188个自然聚落斑块为研究对象,基于场强模型,定量测度汾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能,借助GIS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而探讨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模式。结果表明:①城乡聚落斑块发展潜能差异显著,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纵向上中游流域高于下游流域高于上游流域,横向上河谷盆地区高于周边缓丘区高于两侧山丘区。②聚落斑块发展潜能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高值斑块聚类显著;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且方向性明显,汾河主河道方向联动效应最强,空间联系最紧密;存在局域热点区,并呈现"主核–廊道–次核"的空间结构形态。③自然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共同影响着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质及空间结构形态;融合发展采取非均衡增长路径,市、县、镇、村全局考虑,构建"强化核心点–培育发展轴–扶持特色区–带动全流域"的逐层推进式空间发展模式。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

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需分类有序推进。本研究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度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划分了乡村地域类型,明确了分区发展途径。结果表明,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制约因子各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是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状况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的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在阐释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基础上,基于宏观和中微观层面、客体和主体系统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机理,并提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过程中需关注的要点。结论如下:①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即为适应城乡发展要素的变化,行为主体采取经济、技术、政策等手段调整村镇空间等级体系及干预单体聚落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以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过程,具有重构内容复合性、重构目标多元性和重构过程复杂性的特点。②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折射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演化、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的变迁,并根植于所在乡村地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客体系统的约束框架之内,凝聚着利益行为主体间的博弈、对抗、竞争与合作关系。③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正确处理人口-土地-产业关系,充分重视聚落的文化和生态价值,有效发挥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以促进新时期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下的聚落研究——来自经济地理学视角

论文首先从人地关系视角分析了乡村问题的背景及乡村振兴的内容逻辑,提出乡村衰退是人地关系调整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结果,乡村振兴最终目的就是调整人地关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生产要素价值变化。对乡村振兴地理研究的评述发现,多数关注其战略内容的实施,而对乡村人口重要载体的乡村聚落重视不够。事实上,乡村聚落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密切,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是乡村人地关系调整的核心和关键抓手,在乡村振兴中起关键作用。而已有的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多聚焦空间变化,并且重实证轻机理,尤其是与乡村振兴相关联的聚落演变机理研究尚无成果问世。最后,基于乡村聚落在乡村振兴中关键作用,提出从人地关系协调出发,加强乡村聚落演变理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趋势、乡村聚落专业化转型、乡村聚落整治优化及乡村聚落风貌景观等5个方面的研究。     

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全面梳理乡村发展历史脉络与地域分异格局,对于科学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本文解析了1978-2050年中国乡村发展演化进程,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中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格局,进而提出了...     

基于乡村弹性的乡村振兴理论认知与路径研究

在人类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乡村衰退问题已成为全球性趋势,亟需实施乡村振兴。科学、系统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规律,深入揭示乡村系统与外界发展环境的交互作用模式,提升乡村自身抵御、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弹性,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从乡村弹性视角理论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振兴。研究发现：① 乡村弹性包含乡村系统对外界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与实现全新发展的转型能力。② 乡村演化分异是乡村地域系统与外界发展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乡村弹性决定着不同发展阶段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方式和结果。③ 打造多功能乡村、实施乡村整治工程、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对构建弹性乡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强调应科学识别乡村地域系统,差异化制定培育与提升乡村弹性的实施方案,实现乡村系统功能、结构及运行达到均衡状态。     

乡村振兴视域下产业重构的理论解析与模式研究——以广西为例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1)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2)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3)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4)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     

近20年屯堡聚落聚集区乡村聚落规模演变——以安顺市西秀区为例

以西秀区2000、2010和2020年乡村聚落斑块为基础数据,运用乡村位序-规模法则、聚落规模等级模型等方法,分析西秀区乡村聚落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并分析屯堡聚落在该过程的发展变化。结果显示：1）乡村聚落总规模、聚落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3个时段屯堡聚落面积占乡村聚落总面积的比例超过20%;2）西秀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符合乡村位序-规模法则,拟合优度在0.90以上,负指数分布特征突出,并表现出“首位聚落”和“垂尾”分布特征,2000—2010年乡村聚落规模趋于集中分布,2010—2020年趋于均衡;3）不同等级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位置相对稳定,数量上呈低等级向高等级演变;4）屯堡聚落规模稳定增长,是高位序、高规模等级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少部分屯堡聚落位序出现倒退现象。未来应科学规划乡村聚落用地布局,形成合理的乡村聚落等级规模结构,保护屯堡文化,打造区域特色聚落。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发展效率——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

以山东省新泰市789个村庄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特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对村庄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维度下村庄发展效率变化趋势相似,平均生产效率最大,生活效率次之,生态效率最小。(2)同一村庄不同维度发展效率不同,多数表现为生产、生活效率值相近,但与生态效率差值较大。(3)不同维度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显著,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高值区的重合度偏低,仅为43个,占5.45%。(4)随着乡村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对乡村制约作用逐步降低,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影响程度逐渐加深,且政策文化因素与村庄发展效率呈显著正相关。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以福建省为例

本研究以西进参与福建省乡村产业振兴的2980家乡村台企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扩散模型,揭示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研究发现：① 国际经济形势和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变化促成了泉州的晋江市和石狮市、厦门的海沧区和同安区、漳州的龙海市形成台商“西进”的高密度聚集区,以及福州的闽侯县和福清市、莆田的涵江区形成中密度聚集区;② 在企业内部因素的主导下,台商“西进”轨迹呈现近“S”形增长态势,并形成以沿海福州和厦门城市群的郊区县（市）为核心,向内陆地区扩展扩散的格局;③ 空间扩散路径模拟显示,当前台商“西进”已达到数量扩散的阈值,未来台商“西进”路径将由反“E”字型向“日”字形转变,沿海地区仍是空间扩散的主要方向。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模式演变——以无锡市惠山区为例

基于空间形态与功能结构视角,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分析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总结不同类型村域聚落用地演变模式,从制度变迁视角讨论演变机制与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980年代以来聚落用地增长近1倍,扩张强度先增后减,呈倒“U”型变化,但集聚分布的格局并未改变;工业、旅游住宿、商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快速增长,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向居住—工业—旅游—商服多元复合型的用地模式。工业和旅游村聚落用地呈“飞地状”拓展,用地功能多元化、形态规则化,农业村聚落延续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和传统形态。制度变迁引导了乡村功能分异,加速了聚落用地类型及功能多样化,可以因地制宜采用“工业城镇、旅游小镇和柔性集中居住”等模式引导聚落用地布局优化。     

多功能视角的贫困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以重庆市茶山村为例

在梳理多功能理论的基础上,以村域为研究单元,结合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探究贫困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域多功能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茶山村依托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形成了乡村旅游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了乡村地域产品生产、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社会稳定、生活保障的多功能发展;②驱动茶山村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地域系统外部的市场、政策、交通、技术、人才、资金因素和内部的资源本底因素,市场是根本因素,政策是关键因素;③乡村振兴是对脱贫成果的巩固,贫困村应在调整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基层组织管理等关键领域着力,强化地域功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地域分异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个抽样村进行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从乡村聚落的居住条件、居住设施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探讨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研究是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的基础。由于地域范围广泛,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组合、经济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条件差异悬殊,因此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较为明显,在聚落空间格局（规模、密度、形态）、居住条件（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建筑特色）、居住设施（道路、饮水安全、网络电视开通率等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盆地-丘陵-低山区、发达-欠发达-落后、近郊-远郊-偏远等地貌、经济、区位梯度差异。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

归纳案例地为摆脱贫困适应时代需要的具体实践过程,从“三个转向”（产业转向、管理转向、空间转向）解析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总结旅游业驱动乡村振兴的一般机制及路径,为理解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 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足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渠道和中坚力量;② 武陵源区主导产业由林业转向旅游业这一过程,为实现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动力基础;景区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景区游,城区住”的格局加速了武陵源区乡村振兴的步伐;③ 武陵源区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小镇发育壮大→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之实践模式;④ 加快推进旅游业态创新,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加强乡风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源富足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京津冀都市区乡村振兴模式及其途径研究——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的静海区为例,利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和区位等栅格尺度数据运算对县域乡村发展状况评价,通过对乡村发展度空间聚类分析,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区,并提炼了乡村振兴极。研究结果显示：静海区经济、人口与区位要素的空间分异度明显高于资源环境要素;依据乡村发展度将静海区划分为商贸经济发展区（11.7%）、工业发展区（20.2%）、设施农业发展区（45.1%）和传统农业发展区（22.9%）;结合制度、产业、技术和人才等途径提出了适宜不同类型区的乡村振兴模式,引入先进技术,增加产业链条为主的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模式（Ⅳ、Ⅴ、Ⅵ类型区）;集聚零散产业,培养技术人才为主的企业规模化发展模式（Ⅱ、Ⅲ类型区）;增强设施辐射,产业转型为主的卫星城镇（中心社区）发展模式（Ⅳ、Ⅵ类型区）,对实现乡村振兴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南地区为例

以江南丘陵区的赣南地区为研究区,以DEM数据和1995年、2013年赣南地区的遥感图像为数据源,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基本模式及过程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基本思路。研究表明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呈现出以下特点：数量、规模及密度均较小,但有扩大的演化趋势,集中分布在海拔为200~600 m之间、坡度<15°的低山盆地、河谷阶地等地区及道路和河流沿线;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聚落空间演化有六种模式,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是聚落演化的动力;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初期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中期进行聚落结构上的重组,后期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干旱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宁夏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限制旱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厘清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探究典型地区乡村振兴的资源环境分布特征及问题所在,是新时期旱区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以宁夏为例,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PS-DR-DP(压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退化力-提升力)正六边形相互作用力模型以及3对相互作用力内部的协调发展状况研究,探究干旱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宁夏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3对相互作用力内部协调发展度在各县域有明显的差异,北部沿黄灌区承载力高于南部山区承载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总体上宁夏全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发展度都较低。针对每个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优势和劣势,将宁夏分为高承载-集聚提升区、高承载-特色保护区、中承载-生态恢复区和低承载-生态保育区4个区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在宏观层面上谋划振兴路径,还要根据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调控以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