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迁移研究进展

企业迁移研究对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区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企业迁移的类型、三大基础理论学派的对比和国内外在实证研究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差异等3个方面对企业迁移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指出企业迁移的内部因素、企业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企业迁移的绩效研究等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企业迁移研究进展

企业迁移研究对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区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企业迁移的类型、三大基础理论学派的对比和国内外在实证研究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差异等3个方面对企业迁移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指出企业迁移的内部因素、企业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企业迁移的绩效研究等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模式与动力机制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不仅重塑了区域发展格局,也改变了环境污染的分布,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探讨污染企业/产业转移对于污染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系统归纳了污染企业/产业的概念和类别,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特征、模式和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 官方文件、污染排放强度、污染排放规模是污染产业界定和分类的主要依据。② 污染企业/产业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形成不同的转移模式：在城市内部形成分散式外围区转移、集中式功能区转移、远离敏感区转移三种模式;在省内城市间呈现出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由环境规制强的核心区向环境规制弱的边缘区的转移特征。邻省转移模式以经济较发达和环境规制较强的省份为中心,向邻近省份扩散,并形成向多省交界处、由河流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沿交通线向次级城市的三种转移路径。跨省转移形成成本导向型、市场扩张型和政策推动型三种模式。③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和模式,包括区域、地理、经济、功能区、政策5种研究视角和15种转移方向。④ 污染企业的迁移方式包括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两种模式,后者包括迁移生产基地、工序外包、绿色并购与对外收购、建立子公司或分厂等。⑤ 影响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因素既包括经济、社会、地理、政策等单因素,也包括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多维的复杂影响机制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企业的异质性、空间集聚效应、制度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企业迁移的动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

通过对2000~2009年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涉及的116次企业迁移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着重识别了促使中国企业迁移的各种动因以及不同动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首先,政策动因、经济动因、战略动因和情感动因是中国企业迁移的四大类动因,涉及环境管理、业务调整等15个具体动因;其次,四大类动因中政策动因显得更为重要,其次是战略动因和经济动因,情感动因的重要性十分有限;再次,不同动因对迁移年份、迁移主体和迁移范围不同的企业而言的重要性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近年来政策动因的重要性逐渐增强且超越了战略与经济动因,同时政策动因还是企业整体迁移和区域内迁移的最重要动因,而对部分迁移和跨区域迁移而言最重要的则是经济动因。     

基于空间可达性分析的客家民系迁移路径模拟

以人地关系为视角,引入空间可达性的概念,探讨赣闽粤交界地区客家先民迁移路线的选择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利用GIS技术建立地形和古交通通道数据库,分别构建栅格与矢量数据结构最优路径模型,分析了客家民系迁移路径选择与空间可达性的关系。结果表明:可达性分析结果与客家民系的空间分布拟合的较好,受迁移时期的生产力水平限制,高大山脉、隘口等地形因素对迁移路线影响巨大,自然、社会、历史因素共同影响客家民系迁移及分布格局,赣州、长汀、梅州等"客家首府"城市位于所模拟的最优迁移路径上。     

中国西部大城市开发区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以成都、西安高新区为例

基于成都、西安高新区企业调研数据,在构建企业投资决策驱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与投资决策驱动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1)信息通信水平、获取高素质人才、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驱动指标,而跨国公司集聚、获取自然资源、决策者偏好等指标的解释力度最小。(2)企业投资决策由6个维度因子构成,其重要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政策、产业集群与人力资源、城市环境、城市区位、企业集聚以及关系因子。(3)入园越早、规模越大、总部型及出口型企业均更加依赖政策驱动;私企与外企、一般服务业企业与高级服务业企业、部分迁移企业与非迁移企业、办公区企业与科技园企业、办公区企业与厂区企业分别形成了基本对立的投资驱动偏好。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短期预测分析

人口迁移是一个时空路径依赖过程,同时受迁移存量和周边迁移状况影响。当前人口迁移预测大多建立在时间序列模型之上,重点考虑迁移流在时间维度上的联系,忽视了其中的时空关联。该文将特征向量时空滤波方法与普通泊松模型相结合,考虑迁移流中可能存在的时空滞后和同期两种结构,对1985-2015年不同时段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数据进行建模和估计,并利用拟合程度较优的模型预测2015-2025年省际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特征向量时空滞后和同期滤波泊松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研究时段省际人口迁移过程,自1985年以来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不仅受迁出地和迁入地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也与过去迁移存量及周边迁移流密切相关;2)区域人口规模和GDP对迁移流的“推—拉”作用符合预期,地区人口规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会促进人口外迁,反之则有利于吸引外来人口;3)与特征向量时空滞后滤波泊松模型相比,时空同期模型更便于捕捉省际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时空路径依赖特性,意味着当前人口迁移流的发展更易受到同时期周边迁移流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4)预计2015-2025年我国省际迁移总量持续增加,呈现更集聚的空间模式,高迁入与高迁出区域在空间上相连,形成一条南北贯通的“高密度迁移地带”。将特征向量时空滤波模型拓展到人口迁移这一空间相互作用领域,可为当前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等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

基于中国东部地区6 个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并在对已有人口迁移规律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流动人口每一次迁移前一城市和后一城市的差异以及整个迁移过程中迁移速度、迁移距离、迁移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路径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分析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在城市间横向迁移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不仅速度快,城市平均居留时间短,而且在多次迁移过程中迁移流向、迁移的空间轨迹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迁移距离增加,遵循由近及远的同时回流现象明显;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较高城市流向收入较低城市的比例以及流向中等城市的比例显著提高,不存在由大到小的递补特征;在相邻城市或相同经济区范围内多次往返迁移现象明显。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     

珠江三角洲产业空间协调的政策取向

珠三角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空间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而产业空间的协调问题首当其冲,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通过人均GDP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判断,认为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产业虽然出现"走出去"和产业转移的迹象,但扩散的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因此,在产业空间协调的重点和方向上,应该是强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在产业空间协调的基本策略方面,需要在大的空间尺度中进行产业协调;通过政府的推动与适度干预,引导企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向;加强空间集聚,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大气微生物优势 种群及时空分异特征

用JWL-IIB新型固体撞击式多功能空气微生物采集仪,于2005至2007年,分别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对珠江三角洲8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惠州、中山)的四个不同的功能区(交通枢纽、商业区步行街、居民区和工业区)161个样点,进行大气微生物采样、测定与时空分布规律初步研究,拟为珠江三角洲城市环境污染的综合防治和卫生防疫工作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大气微生物真菌的优势种群有:曲霉属(Aspergillus)、青霉属(Penicillium)、枝孢属( Cladosporium)、芽枝霉属(Clodosporium)等,共19属21种,细菌的优势种群有芽孢杆菌属(Bacillus)、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微小杆菌属(Exiguobacterium)、链霉菌属(Streptomyces)等,共4属15种。大气微生物含量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广州和东莞较高,细菌比真菌含量高;室内较室外高,无绿化地较有绿化地高,大气微生物含量在全年中,春、夏季相对较高。     

珠江三角洲干流汊道泥沙分配及变化--以西、北江三角洲为例

通过对６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珠江三角洲河网典型汊河泥沙分配变化的对比分析,认为（１）珠江河口区的泥沙主要来自陆相径流挟带的下行泥沙和随潮流挟带的上溯泥沙,其中径流及其挟带的泥沙是现代珠江三角洲建造过程中的基本动力和物质,起着主导作用,而珠江河口区由径流挟带的悬移质泥沙又主要来自西江。（２）西北江干沙处于逐年淤积的总趋势,其中河流段冲淤变化不大,过渡段有冲有淤,以淤为主,潮流段由是普遍淤积。（４）海平面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珠江三角洲城市人居环境测评与优化研究

基于人居环境系统理论,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997年、2000年和2002年三个时间断面对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算。评估表明,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征明显,人居环境建设开始进入软环境主导时代,但发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明显较差,同时人居环境的改善还面临着区域产业整合带来的严峻挑战。最后,对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优化建议。     

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工业合作研究

珠港两地工业合作使珠三角经济迅速发展,使香港增强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实力。但是目前两地的合作只是“前店后厂”式的生产方式合作,层次低而不适合发展的需要。珠港两地工业合作应以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为主要目标,以基础原材料工业合作发展为基础,以珠三角沿海港口重化工业区、中部城市轻型工业区、西部和北部内陆采伐工业区为布局手段,使两地目前的生产要素互补性合作发展成为经济循环全过程的分工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