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科学量化并分析黄河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其旅游经济绿色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黄河流域9省区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模型从静态和动态2个视角揭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影响黄河流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0—2019年,黄河流域内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均值呈现先波动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各省区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呈现“西低东高”格局。（2）动态效率方面,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和核密度曲线的变化趋势均表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极化现象减弱,且技术进步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的贡献更大。（3）影响因素方面,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在促进当地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过程中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技术水平和旅游产业集聚对当地和邻地的影响系数均为负;而经济发展水平会抑制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     

基于GFI模型的西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研究

基于2000-2015年西安市能源消费量数据,采用碳排放模型和GFI模型,分析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探讨西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拉动与抑制要素的互动关系及影响。结果表明：（1）西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煤炭、原油消费为主要碳源。（2）能源利用结构正在发生转变,低能耗低碳排的能源消费量逐年上升,传统能源利用量正日趋减少。（3）经济发展要素和人口要素是西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拉动因素,能源结构要素拉动效应不显著,短期内不易改变;能源强度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且呈现增强态势,但效果不明显。最后提出西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减排建议。     

基于改进PSR模型的城市土地利用警情判别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基于系统论构建改进的PSR模型,通过探究压力、状态、响应系统要素作用机理构建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警情判别指标,并运用数理量化模型开展警情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2009—2016年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压力系统和状态系统警情为“倒U”型且呈上升态势,响应系统警情为“倒U”型且呈下降态势。(2)2009—2016年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警情总体上为“倒U”型且呈波动上升态势。(3)压力系统是造成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综合警情难以显著转变的关键,同时受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土地生态治理力度、用地结构与人口分布均衡度等要素影响。     

基于城市竞争力提高的旅游业发展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中国城市的旅游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城市决策者应当意识到,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只是旅游专业部门的事情,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催化剂”,将成为城市产业发展乃至增强城市竞争力的一个制高点。文章把旅游业发展和城市整体联系起来,以苏州市为例,指出苏州应充分利用其优越的旅游资源,延伸旅游产业的外在价值。最后,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角度,对苏州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战略构想。     

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城市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

引入人口规模因子和医疗设施等级规模影响系数改进潜能模型,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以上海杨浦区为例对其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杨浦区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分布不均,大桥街道、定海路街道及殷行街道部分区域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较高;中部区域一些街道存在同等级医院位置密集、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情况;杨浦区三级医院的居民就医空间可达性整体优于二级、一级医院。改进的潜能模型综合考虑了居民点人口数量、医疗设施与居民点之间的出行阻抗、以及医疗设施的等级规模对居民就医选择的影响,能更合理地评价医疗设施的可达性。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医疗设施科学规划与决策提供依据。     

中小城市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分异——以开封市为例

利用2015年开封市居民家庭生活用能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标准差椭圆（SDE）方法,探索城市居住区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存在以热点区为主的空间正相关特性,碳排放高值集聚发生在城市新建开发区和建成区向外扩张较快区域,以2000年以后新建高档商品房小区和机关事业单位家属院为主,低值集聚区则发生在建成时间长、后续开发力度小的区域,以老商品房小区和胡同社区为主;② 开封市家庭电力消耗碳排放占生活用能总碳排放的67%,但人均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格局由供暖碳排放决定,且人均供暖碳排放空间格局又由集中供暖碳排放空间格局决定,故降低集中供暖能耗、缩小居民供暖用能差异成为居民生活用能碳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③ 家庭经济状况、集中供暖设施分布和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是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城市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计算——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上海市为例全面了探讨城市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贸易对城市产业与最终消费部门碳排放及其减排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2007年上海市各部门的国内贸易隐含碳总量为68.97 MtCO₂,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42.31%;而其国际贸易隐含碳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44.39和25.93 MtCO₂,分别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27.23%和15.91%。与此同时,2007年上海市最终消费的国内贸易隐含碳总量为13.63 MtCO₂,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8.36%;而其国际贸易隐含碳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4.58和0.59 MtCO₂,分别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2.81%和0.36%。此外,上海市的国际与国内贸易隐含碳流入量和流出量等均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而在国内贸易中上海市贸易隐含碳的流入与流出上,流入上海的贸易隐含碳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河北、浙江、湖北、江苏和河南,接受流出上海的贸易隐含碳量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河北和安徽。     

区域分部门贸易的隐含碳排放——以北京为例

碳排放增多带来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碳减排责任的划分是各国争论的焦点,而国际贸易造成的"碳泄露"问题更是不可忽视。中国的碳减排责任最终要落实到省市区域尺度上,区域间贸易引起的"碳泄露"同样值得考虑。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法,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对北京各部门碳排放进行分析,并估算各部门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北京是一个碳排放净流入区域。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北京的碳排放总量分别是142.79 Mt和116.80 Mt。输出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为28.15 Mt,包括区域间调出和国际出口。输出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为54.15 Mt,包括区域间调入和国际进口。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是建筑业。     

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区2001-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SBM模型测度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厘清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效应。研究表明:①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渐趋紧密,网络发育程度日益完善,但距理想状态仍有差距;②各省区网络中心性指标分异性逐步减小,上海、北京、江苏等省区排名稳居前列,重庆、福建、内蒙古等省区排名波动上升,宁夏、青海、山西等省区排名相对滞后;③网络整体呈核心区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及西南地区持续扩展,而边缘区范围逐步收缩态势;④网络密度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呈正相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差异构成负相关关系,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则与之相反,网络中心性各指标的提升均能显著增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     

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特征及其机理分析 ——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表观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分能源品种和分行业类型的碳排放总量核算,利用基于IDA理论和Kaya恒等式的LMDI模型对碳排放总量变化进行多要素的分解分析,在解析人口规模效应、经济产出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影响机理的同时,进一步纳入人口结构性因素、产业结构性因素和能源结构性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对其2003—2013年产业活动和居民消费2个部门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定量研究各个影响因子在2003—2005、2005—2010和2010—2013年3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广州市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前期以煤炭为主,近年来以石油为主,同时外购电力对广州市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影响显著。2）各影响因子对广州市碳排放总量变化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在3个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措施和政策背景对于各个影响因子的碳排放效应影响显著。3）总体分析,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是产业部门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工业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工业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是遏制产业部门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城镇居民收入效应是居民消费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城镇居民能源消费强度效应是遏制居民消费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     

生活方式对开封城市家庭采暖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家庭采暖用能消费量的不断提高, 家庭采暖用能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胁迫效应日益凸显。尽管家庭采暖碳排放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但深入探讨微观家庭采暖用能碳排放机理研究仍然缺乏。根据生活方式对家庭采暖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构建城市家庭采暖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以暖温带典型城市——开封市为例, 基于792 户家庭样本的调查数据, 探究生活方式与家庭人均采暖CO₂排放之间的关系。借助数据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① 家庭采暖生活方式各因子与人均采暖CO₂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密切, 随着各因子的变化, 家庭人均采暖CO₂排放量呈现出规律性变化;② 生活方式各因子均为影响家庭人均采暖CO₂排放的显著因子, 其中, 住房面积、采暖形式、采暖期长度、人口规模等因素对家庭人均采暖CO₂排放的影响程度较大。建议采用低碳采暖形式, 以降低家庭采暖碳排放量。     

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与对比——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

本文运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以2009年开封市3个不同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生活小区为例,采用居民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费调查问卷数据,定量分析了2009年开封市不同收入水平小区居民的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根据板桥小区、康平小区、龙成花园3 个小区的调查资料,分别计算了3个小区的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① 从3个小区人均生态足迹来看,总体上能源消耗的生态足迹较大;② 从3个小区居民生物消费的生态足迹来看,猪肉的人均生态足迹最大,奶制品次之,肉类食品和奶制品的生产需要较多的土地面积;③ 通过分析3个小区不同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板桥小区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所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是耕地和草地;收入消费水平越高的居民,生态足迹越大,收入消费水平越低的居民,生态足迹越小。证实了高收入水平居民对生态以及资源的占用程度要远远大于低收入水平居民,造成居民生态占用以及碳排放的不公。最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区域一体化因素分析 ——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

选取2001年、2006年、2009年、2016年4个时点的城市商品住宅交易数据,基于空间分析与计量模型等方法,对开封市住宅价格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区域一体化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开封市城区住宅价格空间分布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结构转变,邻近郑州的金明区正成为房价“高峰”;跨界交通和新城规划等一体化因素对开封市住宅价格的影响较为显著,且影响力随着一体化推进而变化。其中,郑开大道对住宅价格的正向促进作用呈先增后降的特点,开通相对较晚的郑开城际轻轨对住宅价格有着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开封西郊金明区的快速扩张弱化了其潜在效应。这有效地证实了区域一体化对城市住宅价格有显著影响。     

开封古城不同朝代文化层重金属积累与污染分析

开封古城黄泛沉积形成的“城摞城”奇观为文化层重金属积累与污染分析提供难得的材料。在开封市城区（师专钻孔和医专钻孔）和郊区（金明钻孔）分别获取25 m连续岩芯,大部分按10 cm间隔分样,共获得657个沉积物样品。用ICP-MS和AFS方法测定样品Pb、Cd、Cu、Zn、Hg、As、Ni、Cr和Co含量。结合地层¹⁴C年代数据、考古发掘及历史文献记载,建立不同朝代文化层年代框架,开展文化层重金属积累与污染分析。结果表明：师专、医专和金明钻孔均存在战国、宋金、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和清代6个文化层。文化层大部分重金属发生不同程度富集,以Hg富集最为明显,城区钻孔明早期以前文化层达到强富集至极强富集水平。绝大多数文化层发生了重金属轻度至中度污染,中度污染发生在城区钻孔的宋金文化层。城区钻孔的最主要污染重金属是Hg,其次是Cu、Pb和Zn;郊区钻孔的主要污染重金属是Cd、Cr、Hg和Pb。不同朝代文化层重金属污染程度与其人口密度呈正相关。明早、中、晚期文化层污染程度逐渐减轻的现象可能与明朝开封城复兴与频繁的黄河泛滥有关。     

江苏省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测度及其因素分解

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是分解旅游业减碳任务的需要。依托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旅游终端收入,以江苏省为案例地,测度了旅游业各部门包括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并利用LMDI分解了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增长较快,较均衡分布于各部门,绝大多数来自间接层面;国内游客的碳排放总量显著高于入境游客,但前者的每人次碳排放远低于后者,也远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省内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和每人次碳排放均存在着显著差异;游客规模不断扩大和旅游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能源强度下降和能源结构调整则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收入结构变动作用具有一定的阶段波动性特征。结果表明,旅游业减碳不仅需各部门共同分担,更依赖向其提供中间产品的关联产业的大力联动;国内游客是主要碳源,需要大量排放空间;游客每人次碳排放高的地区应承担较大的减排责任;降低能源利用强度和引导旅游消费低碳发展,是旅游业碳减排的主要方向。     

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县域小学空间可达性研究——以湖北省仙桃市为例

空间可达性是评价教育设施布局合理性的重要指标,而潜能模型是度量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的重要方法。本文在引入学校服务能力因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学校服务能力等级影响和居民极限出行时间构建就学影响因子,对潜能模型加以改进。通过以湖北省仙桃市为典型县域单元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①村级居民点尺度,乡镇中心和高等级公路沿线居民点的小学空间可达性普遍较高,并按照一定的半径范围呈距离衰减过程,而乡镇毗邻地区居民点的小学空间可达性相对较差;②乡镇(街道)尺度,可达性较高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沿G318的北部地区,且城乡间、主城区与城郊的小学空间可达性均存在一定差距;③改进潜能模型能合理地评价各农村居民聚落点和各乡镇的小学空间可达性,当摩擦系数β取值为2时,能更为准确地揭示农村居民所能获取的教育资源,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旅游区可持续发展度量——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例

在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由餐饮、住宿、交通、游览和购物五个子系统组成的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将旅游生态足迹和当地居民生态足迹结合以综合评价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系统将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划分为5种状态。将该方法应用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结果表明:①旅游生态足迹和当地居民生态足迹均小于区域生态承载力,两者所构成的区域总生态足迹也处在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说明旅游区社会经济发展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②在旅游生态足迹各子系统所表征的旅游活动中,交通和购物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③旅游活动和当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探讨

基于旅游系统理论分析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能更全面的识别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在概述旅游系统理论、乡村旅游系统及其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归纳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类型与特点,即需求拉动型模式、供给推动型模式、中介影响型模式、支持作用型模式以及混合驱动型模式,并且选取北京昌平康陵村、山西皇城村、安徽黟县西递村、西藏林芝扎西岗村等典型案例,对乡村旅游系统及驱动机制、利益主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我国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乡村旅游政策制定提供支持与借鉴。     

基于旅游发展潜力的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探讨——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区划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从旅游发展潜力出发, 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探讨县域单元旅游空间功能区划方法。综合分析各个已有的区划, 并对其进行叠置和合并分析, 确定功能区的基本单元。从城镇影响、社会经济、交通可达、资源影响四个方面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县域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 发现常熟市旅游发展潜力呈现出以县城为中心的圈层空间结构, 并向南部突出。在此基础上, 评价各个基本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 将其划分为重点发展区、引导发展区、限制发展区、不宜发展区四类功能区, 重点发展区和引导发展区依托县城优越的基础设施服务, 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限制发展区和不宜发展区数量最多, 覆盖区域最大, 多分布在县域单元的外部, 距离县城相对较远, 旅游发展难度相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