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土地流转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基于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所暴露出的新问题、新矛盾,对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显得尤为紧要。在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衡阳市相关土地流转的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但要关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动因、现状、形式等问题,更需要对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进行探讨。农村土地流转模式选择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对于正确引导和规范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深圳原农村土地二次开发模式统筹研究——基于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的视角

在深圳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未完全厘清征(转)地补偿关系的原农村土地通过城市更新或土地整备等方式直接进入了城市土地二次开发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在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的情况下,当前的二次开发模式又各自为政,出现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巨大矛盾。为解决上述问题,从深圳原农村土地在二次开发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空间的形成入手,对比研究了不同二次开发模式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的主要差异。从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的视角,提出了实施利益总量调控、统一拆迁补偿指导标准、统筹平衡调控手段的三大基本策略,突出各类政策工具的组合和协调使用,统筹有序推动深圳原农村土地的二次开发,提升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发展的整体质量。     

面向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探析

如何通过空心村综合整治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概念内涵,明晰了新型城镇化、乡村重构、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空心村整治类型例证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出面向空心村整治的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及制度保障措施。结果表明：空心村整治的实质是实现以农村土地要素为载体的要素有序流动及其优化配置,乡村重构和空心村整治互为理论依据和推动途径,空心村整治和新型城镇化互为重要内容和研究背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重构则互为政策推力和实现方法;对应于空心村综合整治途径,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分为城乡一体型、中心社区型和就地改良型3种模式;当前需要发挥市场对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重点改革土地征收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宅基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土地退出制度,完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税费制度,从而有效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探析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的区域和范围必然要扩大,大量的农村土地必然会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改革的关键点是破除土地市场二元结构.我国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流转的有形市场。本文通过在透视分析了我国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必要性、难点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模式的探索分析。     

城乡融合视角下农村闲置建设用地拆旧复垦的资本化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土地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关键。土地整治和资本化作为提升土地质量、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手段,一直是各方探讨的热点。论文以广东省实施的农村拆旧复垦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资本化效应的形成机制,梳理其与乡村振兴、城乡联动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在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实施中,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弱关系”和土地流转为主的“强关系”分别在整治腾退建设用地和复垦农业用地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实现土地资本化的主要路径;其次,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主要通过结构重组、空间重构、生产方式变革和生态环境优化等推动乡村振兴;最后,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模式以跨地区市场交易平台为载体,引导城乡之间土地、资金等要素流通,通过设置最低保护价和优先购买权等方式保障乡村的发展权利,实现城乡等价要素联动。     

转型期农村土地整治的基础理论与模式探析

农村土地整治是适时补充耕地、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强化集约用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加剧发展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减反增”等突出问题,分析了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与现实意义,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中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土地“三整合”、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的基础理论,深入探讨了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差异性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一整三还”综合模式、统筹协同决策模式及其创新机制。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设计农村土地流转数字化监管系统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精神,提高政府土地流转监管水平的重要举措。经过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关键技术攻关,系统由农村土地流转全过程监管系统、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信息发布与电子交易系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发布与电子交易系统和农村土地流转信息采集与数据更新设备等组成,并形成一整套农村土地流转过程的数字化监管技术体系。该系统覆盖了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规划-拆迁-复垦-验收-交易-使用"7个核心环节,涵盖中国大部分地方的土地流转情况,具有普适性。     

中国典型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空心村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期出现的一种乡村地域系统退化性演变的结果,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入推进空心村现状调查、潜力评价和整治模式研究,对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山东省禹城市为例,基于48 个典型村庄、401 份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整治意愿的农户问卷调查,重点开展了空心村整治模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村庄普遍存在村庄规模小、布局散,宅基地闲置多,村庄建设规划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等问题;农民对空心村整治的意愿强烈,87.0%的农户对推进空心村整治与中心村建设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围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推动农村空间重构、资源整合、集约用地的指导思想,将国家战略同农民意愿有机结合,提出了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江苏省城镇土地利用效率评价

新型城镇化活动最终要落到土地之上,因此从新型城镇化视角评价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将有利于提高效率、节约资源、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该文在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相关指标表征城镇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将各效益作为产出要素,居住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商服用地、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绿地作为投入要素代入DEA模型,评价2014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城镇土地利用效率与2005-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结果表明:城镇土地利用技术有效的城市有南京、常州、苏州等6市,规模有效的是常州、扬州等4市,其中苏南城市大多处在报酬递减阶段。从Malmquist指数看,只有苏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提高的,苏中与苏北都稍微下降,各单元的综合效率随时间不断提高,而技术水平并没有随时间进步。应通过优化城镇用地结构、注重社会与生态效益以及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等,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新型城镇化目标实现。     

异质性农户土地流转的决定性因素与政策建议

建立异质性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和河南省调查数据,明确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信贷市场约束是纯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转入土地的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规避就业风险和争夺土地租金是非农户和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转出土地的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土地控制权偏好与生存预期造成中年、老年农户竭力排斥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不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保护农业与有效管理兼业农户、非农户的责任缺位。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北京大兴区耕地质量评价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相关理论, 创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压力-状态-效应-响应”的耕地质量变化框架模型, 构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耕地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以北京市大兴区为研究样区, 通过农户调查和土壤化验分析, 获得大兴区1982 年、2000 和2006 年的农户土地利用和土壤肥力变化数据。依据构建的耕地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 对三个时期的压力、状态、效应和响应指标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982 年到2006 年, 耕地压力指数由63.19 增加到73.57, 又减少到67.85, 而方差从13.92 增加到41.12, 到 2006 年高达58.59, 同时耕地压力指数空间变异性增加; 耕地状态指数从56.52 增加到76.46, 最后达到81.20, 状态指数方差从58.39 增加到111.42, 2006 年达到209.45, 空间变异性增 加; 耕地效应指数从42.39 增大到64.34, 2006 年与2000 年基本持平, 而耕地效应指数方差 和空间变异性增加。1982 年家庭联产责任制刚刚开始, 农户耕地投入差异不明显; 1982-2000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 农户耕地利用差异性增加, 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也显著提高, 是耕地效应指数整体增加和空间变异性增大的原因; 2000-2006 年农户的土地利用目标转型, 土地投入差异进一步扩大, 导致耕地质量提高幅度降低, 耕地质量的空间差异性进一步增强。为了促进耕地质量整体提高, 需要进行土地产权机制创新, 以促进土地投入水平的整体均衡增加。     

中国精准扶贫土地整治的典型模式

土地整治是助推精准扶贫,实现脱贫解困的重要途径。根据土地整治作用于农村减贫发展的实现路径,将全国土地整治助推精准扶贫的典型模式概括为四种：① 单项土地整理模式。通过开发低效未利用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② 三生空间优化模式。将农村宅基地复垦与易地扶贫搬迁相结合,改善人居环境,恢复脆弱生态,优化乡村三生空间。③ 土地资产显化模式。实施补充耕地指标有偿异地调剂,积累扶贫开发资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统筹城乡发展。④ 土地资本流动模式。将土地整治与土地流转及作价入股相结合,整合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功能区定位约束下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决策的关键因素——以湖北省武汉、孝感的832个农户为例

以湖北省武汉、孝感的832个农户为例,运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状况及影响农户流转决策的关键因素,探寻促进流转市场建设的差别化激励措施。结果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农地流转市场活跃度与生态功能区相比具有比较优势,调研农户农地流转率依次为50.73%,70.50%,28.94%。(2)农地流转市场活跃度较高区域租金水平及非农就业率对农地流转起主导作用,农民生计转型依赖于收入水平能否满足家庭需求;活跃度较低区域家庭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起主导作用,农户流转意识相对薄弱。(3)重点开发区受无收入成员比重、非农就业率及规划管制影响显著,农地转出市场活跃;农产品主产区受男性劳动力比例、就业率及收入水平影响显著,小农经营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生态功能区受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非农就业率及收入水平共同作用,适宜发展生态农业。     

基于社区理论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问题分析——以长春市兴华园社区为例

基于长春市兴华园社区典型案例,利用社区理论揭示了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机制与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征用体制下以农村社区为载体实现了快速城镇化,实现了乡村社会和经济空间重构,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和重组,地域空间并入城市发展范畴,城镇化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城市景观和设施的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包括就业非农化与生活方式市民化等,但存在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低,社会认同感缺失等问题。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钦州市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以钦州市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经济、人口、农业和土地4个方面选取了13个因子,分析其在2001~2010年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揭示耕地面积变化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钦州市耕地面积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平均减少约460 hm²。② 钦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因子是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发展,这3者构成了耕地面积变化主要驱动力。③ 可以从减少建设占用、加强土地开发利用、加强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和管理等3个方面遏制钦州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势头。     

华北平原“杨上粮下”现象的驱动机制——以河北省文安县为例

以Landsat5TM遥感影像、农户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数据,运用3S技术提取了案例区河北省文安县1995～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分析了杨树扩张的时空格局;并从农户杨树种植决策行为视角,运用数理统计、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杨树扩张占地的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杨树林地扩张幅度大、速率快。(2)杨树扩张所用土地92.14%来源于耕地,"杨上粮下"现象突出。(3)杨树扩张速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杨树扩张受生产要素、土地产品市场及政策因素的综合驱动,其中劳动力因素和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4)非农从业人员比率和农民年人均收入越高,杨树扩张速度越快。在劳动力由富余转为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农户为提高经济收益,倾向选择耗工少,劳动生产率较大的杨树,是杨树扩张占地的根本原因。     

中国城市地价水平及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地价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地价水平和地价变化趋势受到社会、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论文从城市土地供需和宏观政策角度选取房地产投资额、市辖区建设用地面积、耕地占用税等10 项影响因素,采用2008-2010 年全国105 个土地市场较发育城市分季度地价数据,建立地价水平值与地价增长率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定量分析了不同行政层次下,各影响因素对城市土地价格和地价增长率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显示,地价水平值与地价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且主导因素差异显著：在市级地价影响因素中,房地产投资增长是地价上升的直接动力,而地价增长率则主要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房地产投资额的影响较;省级耕地保护政策对平抑地价、控制地价涨速作用显著,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是省级层次影响最显著的两项政策指标。     

基于农户行为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的理论与方法

从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变化相关理论出发, 依据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 农户土地利用目 标的产量最大化、产量与利润最优化和利润最大化三个阶段的变化特征, 创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 用目标变化的“压力- 状态- 效应- 响应”逻辑框架模型; 并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压力- 状态- 效应- 响应”的变化特征, 构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变化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一评价 指标体系的建立为我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 从农户尺度上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提供政策依据。     

基于农户调查的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地流转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农地流转是农户具有方向性选择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按流转方向可分为转入与转出.为探讨不同流转方向的农户农地流转特征差异,以广州市番禺区467户农户调研数据为例,分析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特征,并探讨不同流转方向下的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番禺区农地流转的特征在不同流转方向下具有一定差异,其中转出率高于转入率,转入规模大于转出规模,北部的转入和转出率均稍高于南部,但在流转价格、流转年限、契约方式、流转难易及交易时间等方面则差异不显著。②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转入模型回归效果比转出模型回归效果好,其中流转方式及流转花费时间两个因子在不同模型中的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农地流转由于存在转入与转出方向的不同,流转特征会存在一定差异,开展该方面的研究应区别对待。     

新疆耕地变化对区域碳平衡的影响

基于“Bookkeeping”模型,对1975-2005 年期间新疆耕地变化对区域碳平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荒漠土地开垦和耕地转移是新疆耕地变化的两种主要方式,1975-2005 年这两种耕地变化方式使新疆碳储量增加了20.6 Tg C,其中土地开垦使区域碳储量增加了51.8 Tg C,而耕地转移则向大气排放了31.2 Tg C。在1975-1985 年期间,新疆耕地大规模转移,区域碳储量的变化趋势受耕地转移的影响较大;1985 年后随新疆土地开垦规模的增加,碳储量变化趋势主要受土地开垦影响。30 年间,新疆碳储量增加主要是由草地开垦为耕地引起,而耕地转移为草地是新疆碳储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新疆地区进行合理的水土开发活动有利于区域碳固定,且长期的耕作管理活动会进一步增强耕地的碳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