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多尺度城乡收入的时空分异

采用Theil、CV、Moran's I及尺度方差等方法,基于分区级、市域级、县级三种尺度分析2000-2012年中原地区城镇人均收入、乡村人均收入和城乡收入比的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从多维视角探索城乡收入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 2000年以来,城镇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在三种尺度上均表现逐渐减小趋势;乡村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均呈现逐渐增大趋势;而城乡收入比区域差异不同尺度演化趋势不同,但总体与乡村人均收入较为相似。2尺度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城镇人均收入尺度方差及构成由大到小为县级、市域级、分区级;而乡村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比则分为县级、分区级、市域级。3城乡收入三项指标在不同尺度水平上空间关联格局均表现出总体的稳定性,城镇人均收入、乡村人均收入的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LL区为主,而城乡收入比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HH为主。4 Arc GIS分类中,市域级尺度城乡收入三项指标空间类型呈现明显的分区分布,县级空间格局更为复杂且多呈规模不等的圈层分布特征。通过探索城乡收入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尺度变化特征,可了解不同尺度城乡差距特征及其尺度效应,为中原地区、中国类似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县域内部经济空间差异及其原因研究——以河北无极县为例

依据无极县1998-2007年县域统计数据,以农民人均收入作为研究指标,以乡镇和行政村为研究单元,以空间理论为基础,考察了县域内经济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分析了县域内部空间差异的演变格局,阐明了造成空间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在经济空间演变过程中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起作用,前期以聚集效应为主,形成了以县城为核心的经济发达区;后期以扩散效用为主,形成了经济发达村沿主要公路带展布的空间形态.在分析经济格局的空间依赖性中,揭示了行政村之间的空间依赖性远大于乡镇之间的空间依赖性.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与空间格局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要素后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要素、社会发展要素和消费要素显著相关,与经济结构要素相关性不显著;运用GIS技术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发现:中国县级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存在明显的东北、中部和西南"三元"结构,省级人口城市化体现出"三区(即京津沪区、渝鄂区和藏新区)、三带(东部带、中部带和北部带)"的空间格局。     

居住形态分异视角下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机制

系统探究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的演化机制是构建乡村聚落转型实践逻辑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居住形态是涵盖居住空间形态、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综合概念,立足居住形态视角有望揭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及其地域差异的深层逻辑。本文遵循“现象描述—机制分析—典型区对比”的思路,以乡村聚落地域分异为切入点,从“人-地”和“人-人”关系视角探究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一般规律,据此构建居住形态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并以散居和聚居形态主导的样区为对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居住形态是衍生于宏观乡村聚落格局演化过程的多尺度、多维性因子,二者均可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双重视角进行阐释;居住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传承性,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提供了路径遵循和内生机制,乡村聚落格局可视为居住文化形态在乡村地域空间解译和扩散的结果;生产力进步与偶发性事件可导致居住形态发生变革,从而诱发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的改变。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重视居住形态的研究视角,系统探讨不同地域传统乡村聚落的运行机制、城镇化阶段的演化机制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策略的本质差异,为制定差异化的村落振兴方案提供参考。     

领域化视角下的珠三角乡村城市化再思考——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例

从领域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即是乡村地域的重新领域化与再/去领域化过程。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案例,运用实地调查、访谈的方法,对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市场和行政力量等领域化主体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村民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乡村领域化的设计者,而行政力量、市场力量试图通过在其中构建独立领域以增强话语权。叠置的领域和差异悬殊的空间资源支配能力致使资源争夺加剧及非均衡的空间-权力结构形成,并导致村庄发展管治的混乱。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多元主体有机组合的领域单元及均衡的领域政治体系,以实现乡村地域的可持续发展。     

岷江上游农民收入异质性及其地理影响因子

引入生态学中的异质性概念,选择川西高原岷江上游作为研究区,采用变异系数、Theil指数和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乡镇作为研究单元,分析农民收入异质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岷江上游农民收入在2005—2010年呈现收敛趋势,县域内部乡镇间的农民收入差异是构成岷江上游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高值和低值区,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南北两侧,低值区集中在中部地区,收入水平相似的乡镇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分布格局。分析表明,地理位置、旅游资源赋存差异、交通通达条件以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对岷江上游各乡镇的农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是造成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禁止开发区所在的乡镇多为高收入乡镇,说明环境保护与农民增收之间可以相互促进,由此可以认为,充分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是欠开发山区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演进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全球在地化与在地全球化的双向过程使地域分工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而对城市化空间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地域分工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从国内的区域尺度分工跃迁至全球尺度的地域分工,二是由过去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转向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划分进行分工合作的产品内分工,三是伴随国际和国内地域分工演进而产生的新的地域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内涵也不再只是停留在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上,也包括了城镇人口的集聚形态、城市间的联系与层级架构、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等内容.地域分工演进不仅促进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变,还催生了新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地域分工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作用首先在于"地域分工-区际贸易-空间集聚-新的地域分工"的闭合循环,这是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一般过程,并在基础条件、市场发育、制度安排、技术进步等核心要素的驱动下得以运行,在全球化等背景驱动要素的作用下改变其速度、形态与结构.文章运用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对全国、城市区域、都市区等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城市化空间差异进行了逻辑解释.     

西北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以陕甘宁县域为例

采用数理统计和地统计方法对陕、甘、宁三省区2002-2011年间县域农民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和极化程度进行测度,并对农民收入冷热点演变态势进行探讨。研究表明:陕甘宁县域农民收入绝对差异呈加快扩大趋势,相对差异阶段性波动降低而极化程度阶段性波动上升;整体地域分异特征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趋势;县域农民收入呈空间正相关,收入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农民收入的空间格局在10 a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收入的高值热点区和次热区空间格局呈现出向陕西拓展扩大的趋势,并由此带来次冷区空间格局向西移动,冷点区空间格局总体变化不大,略有西进。最后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地理区位、社会经济结构、区域发展政策因素对农民收入差异的影响进行分析。     

“人-地-业”协同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与目的地空间作用研究

随着中国乡村旅游产业迅速发展,乡村旅游投资加快增长,给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和空间格局带来了深刻变革。本研究从“人-地-业”协同视角,在认识乡村旅游投资内涵及其“主体-要素-对象”体系基础上,剖析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作用的“投资-产业-空间”传导过程,理论化构建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的二阶梯级模式,探索性揭示乡村旅游投资目的地空间作用过程与机制。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作用是目的地“人-地-业”系统环境影响投资主体区位选择与决策,引起产业投资要素流动和投资对象布局变化,造成当地产业发展空间不均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三生”功能格局演化的结果。以期,研究发现从微观尺度深化旅游投资与旅游地空间作用理论,拓展乡村旅游地空间演化理论内涵,为指导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旅游地高水平建设与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特征分析

分析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乡村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的关系，乡村城市化的性质，以及乡村城市化的地域差异等方面的特征     

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研究——基于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

探讨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对有序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京津近郊区（I）、冀东北地区（II）、冀中平原区（III）、冀西太行山区（IV）、坝上地区（V）五类地域类型,采用2000—2016年京津冀县域面板数据,应用空间回归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及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0—2016年,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86元增至11920元,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38.9%增至57.5%,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排序依次为：I>III>II>IV>V,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序依次为：I>II>III>IV>V;② 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收入增长9.215个单位,I、II、III、V区就业非农化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9.986、-23.605、-10.388、9.951,IV区两者之间关系不显著;③ 依据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特征、机理与未来发展趋势,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的四种地域模式,即就业平稳型+农工商主导、兼业型+现代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复合型特色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生态农旅主导。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备受关注。本文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以信任、网络及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测算指标,测算了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并对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汉族地区社会资本指数高于少数民族地区;（2）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普遍信任、社会参与、嵌入网络中的资源及互惠规范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增加农户社会资本、提高农户收入的措施,以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新疆边境贫困县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运用新疆17个边境重点贫困县市的面板数据,比较OLS与分位数回归方法验证自然地理环境对边境县(市)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定生产力背景下,自然地理环境对收入和贫困仍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而作用机理非常复杂。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措施也能从不同方向、水平上缓解自然地理条件的负面作用。     

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前期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方案,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结论包括：（1）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不同类型区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明显差异。（2）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不高,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最高,中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次之,强限制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最低。（3）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各类型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4）前期政策满意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草地面积、羊只存栏量、户主年龄、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先期政策满意度、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具有正向作用,其他指标具有负向作用。     

陇中黄土丘陵区农户收入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响应——以龙滩小流域为例

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有效改善了陇中黄土丘陵区小流域生态环境、抑制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然而,对该区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小流域农户收入结构的耦合影响及互馈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文选取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龙滩小流域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3个区120个农户家庭土地利用情况、经营方式及收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调控作用。结果表明：退耕还林比例影响了农田面积,进而影响了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面积,由此增加了种植业收入,从而导致3个区低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均高于高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同时退耕面积的增加也促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交通便利程度影响农户家庭打工人口比例,从而导致Ⅰ（交通便利）区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Ⅱ（交通欠发达）和Ⅲ（交通闭塞）区。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通过农田面积、退耕还林地面积、玉米和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打工人数等影响种植业、劳务输出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进而影响流域内农户的收入水平。总之,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影响了陇中黄土丘陵区种植业和劳务输出产业的发展且存在区域差异,而对该区养殖业、林业及副业带动有限。因而,在新一轮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之际,该区在加强交通等乡村基础条件建设的同时还需推动林下经济、特色养殖及副业发展,降低农户对种植业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的依赖,以此实现陇中黄土丘陵区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村绿色生产力。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China's fruit planting distribution and its influence eff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ice changes of rural labor北大核心

在推导中国水果产业布局演变的影响模型基础上,以1985—2019年中国22个水果主产省为研究对象,探讨农业劳动价格、非农劳动价格和工资收入占比对我国水果产业布局演变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劳动价格、非农劳动价格和工资收入占比的提高对东部水果种植产生替代效应,造成东部各省区水果种植面积减少或增幅不明显,比重下降;农业劳动价格、非农劳动价格和工资收入占比对中部水果种植的影响具有省际异质性,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相互抵消,导致中部整体水果种植比重无显著变化;西北、西南地区较低的农业劳动工价和非农劳动价格使其具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工资收入占比提高产生收入效应,使西北、西南地区水果种植面积大幅增加,比重上升,促成我国水果种植布局“西移内扩”。因此,优化水果产业布局要解决水果适宜区农村劳动力价格过高和非适宜区农村劳动力价格过低等问题。     

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梳理产业选择与培育的经验,分析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促进生态移民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中国最大单体移民迁入区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为研究区,针对4大乡村产业各选1个样本村,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数据,在比较不同产业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上,探究不同产业发展对移民生计产出...     

中国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4~2015年全国31个省（市）农民收入的有关数据,采用泰尔指数(Theil Index)测算出全国农民收入差距,将中国分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销平衡区三大功能区域,分解出三大功能区域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并计算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分别对总收入差距贡献率。结果表明：2004~2006年全国各省农民收入差距变大,而2007~2015年逐渐缩小。经过进一步计算,组间差距对全国农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70%,组内差距达到30%,可以看出,中国农民收入在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销平衡区中区域间差距远大于区域内差距。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全国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得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城镇化率、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等指标与泰尔指数呈负相关,工业化率、比较劳动生产率与泰尔指数呈正相关,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农户对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有效性评价

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非常显著,更好地理解农户对适应行为的有效性评价对于制定合适的适应政策、提高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非常重要。利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农户适应行为有效性感知特征,并结合调查地2000—2014年的统计年鉴数据中常用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指标,从客观层面验证适应行为的效果,最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为3个模型辨识影响农户对适应行为有效性评价的显著因素。结果表明:(1)具有高适应效能感知的适应行为大部分被受访农户使用;2000—2014年研究区的粮食产量在波动中上升,说明适应行为有一定的实际效果;(2)影响农户对适应行为有效性评价的显著因素包括农户属性中的非农业收入、农业收入、种植规模、性别、看电视和赶集的频率,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中的本地自然灾害变化、气候变化导致作物播种时间、收获时间、作物产量变化和病虫害,2005—2015年的降水等。     

基于Logistic-ISM模型的农户采用新技术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种植技术为例

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和ISM 解释结构模型,基于575 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定西市马铃薯技术扩散过程中,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显著因素,探讨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结果表明：① 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主要受到农户自身变量、行为认知变量、生产经营变量、资源禀赋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五大类特征变量的影响;②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专业化程度、组织程度、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农业收入、气候生产力、地形、公路级别和区位为农户采用马铃薯新技术时的显著影响因素;③ ISM解释结构模型表明,定西市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过程中,受到众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专业化程度、农业收入、公路级别、气候生产力、地形和区位为表层因素,农户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为中层间接因素,农户的文化程度、组织程度和家庭结构为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应加大订单农业的发展力度,重构扩散模式,采用“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农户参与”的环形扩散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提高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