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为例

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既具有一般企业集群的共性——它是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又具有其特殊的个性——模仿创新的普遍发生、中原文化背景、制度扶持和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起决定作用。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为例,详细分析了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内在来源。     

中国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演化机理——以民权县王公庄绘画产业集群为例

基于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城市趋向的反思,认为城市尽管提供了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但并非是唯一区位选择,农区同样也可以形成.通过对河南省民权县王公庄绘画产业集群的分析,发现影响其形成演化的主导因素,主要是由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在众多诱发因素中,确有偶然因素起关键作用,但"偶然"机会只青睐于某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区"经济精英";在集群形成的早期,模仿起着重要作用,但模仿及其因果累积循环,易造成集群发展的路径依赖;对于农区市场力量驱动型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有关政府部门的适时介入有利于构建集群与外界交流的知识管道.从而弥补农区大学、科研机构及相关支持行业的缺乏.对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城市区位凶素,还发现影响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主导因素,与城市的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是农区独特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西方学者所谓的"地方纷杂、噪音、创意环境、创意场域"等概念,相当于我国农区的社会关系,只不过西方概念的视角立足于知识传播与技术学习创新;农区"家庭作坊"这种组织,是否落后、必须进(产业)园,尚待进一步证实.某种意义上,我国农区家庭作坊优于西方都市中的创意"工作室".     

中国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研究——以河南为例

目前,学术界对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基于对河南农区产业集群所做的实地调查,初步探讨了内地农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演变的阶段与机理,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主要结论:内地农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个别农民利用偶然机遇开拓出商业机会,特定地区传统生产工艺与产业文化所决定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效应,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人际关系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打工农民返乡创业所产生的扩散效应.其演化过程可分为手工作坊生产与原始积累,机械化生产与快速发展,内部分工与地方生产系统形成3个阶段.这个过程主要受4种机制的支配,即,创新与模仿的交互作用,促使产业集群不断实现规模扩张;低价格要素组合,低管理成本,形成了产业集群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市场的成长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产业集群的规模扩张成为推动其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泉.解决农区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合理干预.     

汽车产业集群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奇瑞汽车集群为例

产业集群的理论本质在于专业化集聚基础上的地方化结网。基于对奇瑞汽车集群跟踪研究,获取了2005年、2010年、2014年的企业关系数据,刻画了企业网络演化过程及驱动机制。发现：① 1997~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网络经历了“松散型网络-紧凑型网络-开放型网络”演化过程,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不断增强,平均最短路径不断缩小,其中产业联系网络发育最为成熟,社会交流网络次之,创新合作网络发育最不完善;② 奇瑞汽车集群网络演化机制本质上是路径依赖机制（政府作用、关系资源）,关系选择机制（战略择定、市场选择）及学习创新机制（技术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松散型网络、紧凑型网络和开放型网络阶段,路径依赖机制、关系选择机制和学习创新机制分别发挥主导性作用;③ 奇瑞主导型集群网络正逐渐从地方集群网络向跨区域、跨集群网络发展,这与全球汽车产业网络整体发展相一致。     

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测度了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河南省2006—2018年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时空耦合协调水平及具体类型特征,并定量探测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要素。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39稳步上升到0.784,基本实现了“濒临失调→中度协调”的跨越,空间上呈“北部高南部低、中部高东西低”的特征。② 河南省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特征分异明显,长期为粮食安全滞后型市域占比29%,长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市域占比53%。③ 影响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核心要素转向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外部经济变化对其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敏感性逐步降低,科技进步始终是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促进力。研究旨为中部农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使命提供参考。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集群网络模式与演化路径

流空间背景下,多空间尺度网络耦合对创新至关重要已达成学界共识。综合运用区位熵与社会网络分析,识别32个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进而基于1985-2015年合作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卡方检验和Infomap社区发现算法,借助Pajek和ArcGIS等软件,揭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空间模式,探讨创新网络空间组织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合作呈现集群互联的模式,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更倾向于同本地和其他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合作,这与非集群区域的创新主体结网方式明显不同,印证了关系经济地理学者提出的全球集群网络论断。②集群创新网络社区的空间组织从位于集群地理边界内,本地化特征显著,演化为超越集群地理边界,呈现等级差异明显的核心-边缘层级式特征,反映出地理邻近对集群主体创新结网影响程度的动态变化。     

知识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对NIS建设的启示——以我国生物技术知识为例

以重庆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中2000～2009年发表于生物技术领域的合著论文作者信息统计数据为数据源,从省级层面运用UCINET和ArcGIS软件分析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规律。近十年来生物技术知识网络经历了由萌芽阶段向扩张阶段和成熟阶段转变的过程,知识的扩散方式由接触扩散为主向等级扩散为主转变,知识交流的密集区...     

产业集群与传统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以天津自行车产业为例

与技术、资本相比,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和创新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条件下企业、产业和区域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通过集群生产方式构建地方性生产网络对国家或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天津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表现为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演进过程,即、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而全”和“小而全”的高度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向“专业化＋网络化”的集群式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得益于地方生产网络的构建。文章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探讨如何利用这次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演进中隐藏的潜在后发优势,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与地方集群演化发展——以浙江省玉环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

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理解集群演化的主流理论,但有陷入知识主义的倾向,相对忽视市场和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全球知识联系纳入到解释地方集群演化的理论框架中,大大提升了其对集群演化的解释力。然而,在中国情境中,忽视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很难全面深刻地理解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过程。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维度构建了全球力量作用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并以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全球市场有利于集群规模扩大;(2)全球竞争对集群市场份额造成负面影响;(3)全球知识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这些发现表明,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考虑市场、竞争、知识等因素共同对产业集群或区域产业演化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完善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集群演化理论,研究结论对中国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民权“画虎村”为例

基于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城市区位倾向的反思,认为城市尽管提供了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如集中的市场、众多的大学、科研机构与支持行业等,但并非是其形成演化的唯一区位选择,农区同样也可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集群。通过对河南省民权县"画虎村"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分析,发现由血缘、亲缘与地缘关系构成的非贸易性联系、文化传统、偶然历史事件,在我国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初期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而政府的适时介入则是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后继发展的"催化剂"。     

欠发达农区家庭贫困的动态转变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以收入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贫困具有多维性、动态性的特点,开展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研究对新时期农村贫困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基于2010—2018年河南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收入、生活条件、教育3个维度构建农户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和面板Logit模型对贫困状态类型转移及家庭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多维贫困比单维贫困(尤其是收入贫困)更能准确反映农区贫困状况;② 2010—2018年间,单维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发生率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这很大程度与教育贫困发生率大幅上升,而生活条件贫困、收入教育贫困和三维贫困明显下降有关;③ 单维贫困家庭更易转入教育贫困,多维贫困家庭更容易转入教育生活条件贫困;④ 农户贫困的发生是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类型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与单维贫困发生相比,多维贫困发生受到更少因素的显著影响,并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更大。上述结论意味着新时期扶贫工作重点转向多维贫困的同时,应依据贫困类型制定具体扶贫措施,尤其重视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体制转换的乡村转型时空格局及演变机理——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2)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3)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研究——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下,广大乡村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乡村病”问题凸显,影响到乡村可持续发展进程,亟需重视乡村振兴。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特征,提出乡村振兴的方向与适宜路径,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探究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中心集聚性与成长性,揭示了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乡村建设用地扩张强度明显高于乡镇政府驻地与县城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强度;② 生产要素在城、镇、村间不均衡集聚的特征明显,导致县城邻近地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偏远乡村地区的中心集聚性依次降低;③ 受区位、交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县城邻近地区、区位较好的乡镇以及交通干线附近地区更易于集聚生产要素,成为乡村成长性的高值区;④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减地增”的乡村空心化问题严峻。文章强调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化城乡联系,提升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并积极推进村镇化发展,开展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Jiangsu Province, China *

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ｏｕｒｍａｉｎｇｏａｌｉｓｔｏｓ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ｗｉｌａｌｓｏｉｎｖｅｓｔ...     

社会物理学视角下中国农村工业时空演化——以河南省芝田村为例

以五次实地调研为基础,对农村工业从民国初期至今进行阶段划分并总结其阶段特征;运用折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定量分析工农效率及折射率,验证了微观尺度上可以反映更大尺度运行状况的理论假设。结果表明:(1)工业相对于农业有更高的效率。(2)引力与距中心村(镇)二次方正相关。(3)波动伴随工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国家政策在早期起主导作用;随着时间发展,外界经济环境逐渐成为决定性因素。(4)私有企业比集体企业折射率高是集体企业改制的主要原因,但前者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明显低于后者。(5)工农折射率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6)企业组织效率:集群>集聚>分散。产业集群是农村工业发展的方向。在工业发展的初期,效率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指数增长关系,但随着向更高阶段的演进,将产生自我抑制作用。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地块质量特征对西南山区梯田撂荒的影响——以贵州剑河县白都村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分析西南山区梯田撂荒地块质量特征及影响因素,厘清山区梯田撂荒与可持续利用机制,本文以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为例,综合运用农户调查数据与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数据探讨梯田的撂荒规模、空间分布情况及地块质量特征;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梯田撂荒的各地块质量因素作用大小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白都村样本农户的梯田面积为62.518 hm^(2),多集中分布于耕作高差、坡度和耕作距离较大区域,其撂荒面积为21.354 hm^(2),撂荒率为34.16%。②梯田的地块质量因素对其撂荒的贡献程度表现为:灌溉条件>动力使用状况>田埂坍塌状况>耕作面积>综合地形条件,其中灌溉条件、动力使用状况、耕作面积与梯田撂荒均呈负相关,田埂坍塌状况和综合地形条件与梯田撂荒呈正相关。研究结果对于推进西南山区梯田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