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AOD时空变化及影响因子的地理探测

基于MODIS 3 km AOD遥感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及地理探测器对2010—2016年京津冀地区AOD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子进行探测。结果表明:(1) 2010—2016年京津冀地区年平均AOD值为0.83,其中天津市年均AOD值为研究区最高,河北省次之,北京市最低。研究区及各分区AOD的7 a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小幅波动的状态。(2)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AOD空间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局部高高聚集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市东南部、天津市南部及河北省的中南部,低低聚集区集中分布在西北部山区。研究区高低聚集区面积均呈减小趋势,不显著区呈扩大态势。(3)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的主导影响因子不同,北京市首要影响因子为NDVI,其次为人口密度,且二者交互作用明显。天津市主导因子为风速,人口密度、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等人为因子的作用力也较大,风速与其交互作用较强。河北省主导因子为人口密度,GDP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等的作用力次之,整体交互作用偏弱。通过地理探测器解析京津冀地区AOD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其结果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及其影响因素

南美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的拓展方向区,对于提升中国地缘经济地位和拓宽中国地缘经济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贸易、投资、旅游、交通和政治,本文建立多维度的地缘经济联系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解析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重要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6—2015年中国与南美洲国家的地缘经济要素流整体呈增长趋势。②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要素联系发展不平衡,交通联系强度高于政治、旅游、投资和贸易。③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偏低,且差异显著。④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提升缓慢,空间格局年际变化不大。⑤ 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合作戈登斯坦因子是重要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影响因子。市场是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最重要的驱动力,资源禀赋对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作用有限,地缘政治对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地缘经济联系强度作用显著。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双边关系演进及形成机理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继续分化与重组,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南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日渐成为域外大国争夺地缘利益的热点地区。中南半岛是中国倡导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亲疏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首先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衡量2001年~2015年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进而归纳其规律与特征,发现: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双边关系最高峰值的出现均由同一类事件影响产生、中缅关系下滑与中越关系恶化基本同期、双边关系程度的地域空间格局分异较为明显。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演进是域外大国的干预、国家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进、边境安全与稳定等作用机理下的共同结果;最后基于前文研究提出:着力提升与各方政治互信水平、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等中国与五国关系良性互动对策。     

基于轨距的亚欧大陆铁路地缘系统格局及形成机理

铁路是重要的地理空间要素和基础设施类型,是在运输属性基础上不断拓展而包含社会、国防军事乃至政治内涵的物质要素,对地理系统具有分异和重塑功能。本文界定了铁路地缘系统的概念与基本特征,并以亚欧大陆为研究单元,分析其铁路轨距结构,探讨了其地缘系统分异格局,包括轨距差异、路轨系统、运输组织系统等;考察了亚欧铁路地缘系统的形成机理,重点从技术传播与路径依赖、地缘政治与国防军事、殖民扩张与殖民统治等角度进行揭示;最后,总结了亚欧大陆铁路轨距技术的地缘传播模式。研究发现亚欧大陆形成了复杂的铁路轨距分异格局,但主流轨距是1520 mm、1435 mm和1067 mm,其覆盖里程规模与空间范围、地理区位均形成明显分异,成为铁路地缘系统形成分异、网络形成割裂的物理基础和技术源头。亚欧大陆形成了8个铁路地缘系统,分别割据亚欧大陆的不同地区,覆盖不同数量的国家和空间范围,形成了不同的地缘关系,尤其是产生了“1435空间”和“1520空间”的地缘对抗,并形成了5种铁路轨距传播的地缘模式。     

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演变评估模型构建及其应用——以乌克兰为例

地缘环境研究是当前国内政治地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概念、内涵、分析框架、空间分异、系统模拟等领域已取得较大进展,但对于地缘战略交汇区这一特殊地缘政治区域的地缘环境研究鲜有涉及.论文基于地缘战略的空间和权力属性,融合政治地理学的地缘环境、地缘位势,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兼顾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构...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子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长江经济带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其时空格局,通过地理探测器筛选其主导驱动因子,基于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模型揭示主导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各年份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呈显著空间正相关,但集聚程度逐年下降;②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空间分异格局基本稳定;③ 地理探测器剔除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两个初选因子;④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驱动因子作用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环境风险、人地压力、排放强度、信息化水平、经济水平、产业结构;⑤ 各驱动因子存在特征不同的空间异质性,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近20年国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进展

地缘政治学以地理的视角探讨国际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发展历程。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地缘政治在国际舞台复兴,成为全球格局解读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学科。科学认识和总结国际地缘政治学最新发展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以Web of Science 中地缘政治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于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1996-2015 年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剖析了国际地缘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和研究转向。从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来看,近年来在政治地理及地理学相关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地缘政治全球高引用文章重点关注了国家与边境的地缘政治诠释、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情感地缘政治、女性主义地缘政治等主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回顾了边境与领土空间、全球化下的地缘文化与经济、热点区域与中国模式、资源冲突与生态政治、价值情感与文化的地缘政治学分支领域研究趋势。通过文献系统回顾发现,国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出现了如下趋势：后冷战时代中,国家、边境等仍为地缘政治的核心研究方向;地缘政治在进一步强调地理重要性的同时,也出现了向批判性地缘政治,尤其是从人本主义（情感地缘政治、女性地缘政治）对传统地缘政治进行反思的转变。最后提出,中国地缘政治界应强化地理空间与尺度的重要性,采用叙述、 过程等多元方法,并融入人本主义的思想,来进一步丰富地缘政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区域投资风险评估——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传统投资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地缘位势概念融合了国家博弈互动,建立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地区投资风险框架。研究表明：1）东南亚各国的基础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2) 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区域异质和演化异构特征;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着地缘位势优势,但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高、低综合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且发展演替存在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呈现为逐渐南向分布;4）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地区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     

南亚地缘环境的空间格局与分异规律研究

地缘环境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界复兴政治地理学的第二次尝试,也是政治地理学从单一要素向多要素、综合化发展的体现。基于对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地缘环境"国际研讨会和对早期地缘环境研究归纳的基础,将地缘环境界定为由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3部分组成,其中,地理环境由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地缘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军事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地缘结构则包含政治军事结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采用AHP决策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南亚地缘环境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南亚在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并最终导致南亚在地缘环境上可以划分为4类,即印度为一类,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为一类,不丹和尼泊尔为一类,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为一类。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原因大致有3个,即"地理决定论"、相互依赖论和制度论。     

亚太地区地缘格局变迁与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

在系统分析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变迁以及各国亚太战略变化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面向21 世纪中国实现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文章分析提出了构建中国跨世纪地缘安全框架的四条建议:(1) 大力推进世界地缘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实现全球地缘格局的相对均衡;(2) 推进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国际合作,确保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3) 构建合理的国内区域经济格局,这是提高国际地缘安全的国内地缘保证;(4) 纵深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A Stud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Potential Foreign Cooperation on Grain from Geographical View

Further utilization of global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xpansion of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pace ar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mote a new level of China’s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domestic food consumption. This study measured the global potential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national grain self-sufficiency. Based on the two-above measures, the authors made a classification of China’s foreig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countries and depict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grain trades of those countries with China. The grain exporters include Australia,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and the target countries for “going abroad” of Chinese grain enterpris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northern Latin America.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China’s policy of cooperation on grain should be shifted to non-traditional partners alongsid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 Specifically, China could expand grain imports from Russia, Kazakhstan, Ukraine and other 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direction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going abroad” should shift to Sub-Sahara Africa.     

“一带一路”若干区域社会发展态势大数据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政策,及时掌握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态势,对确保该倡议的稳步推进与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为此,论文将GDELT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获取了“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近5 a的英文新闻全文数据,引入主题模型,结合无监督方法(LDA)与监督方法(Labeled LDA)挖掘新闻数据中蕴含的主题,构建社会稳定度模型,分析各国社会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不均衡,可划分为4类,即稳定型,如阿曼、越南等;较稳定型,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较高风险型,如科威特、约旦、巴基斯坦、缅甸;高风险型,如叙利亚、阿富汗等。② 通过新闻主题时空挖掘,可有效发现热点区域,例如论文发现安集延对中亚地区社会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③ 利用监督主题模型,能够发现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产业结构,识别出重大社会事件,发现其社会安全风险及变化趋势。采用论文方法可有效挖掘新闻事件时空变化规律,发现各国潜在风险,支撑对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的实时动态监控,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辅助决策支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亚城镇化研究的文献分析及热点变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快发展背景下,中亚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受到关注。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检索1980—2017年间中亚城镇化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中亚城镇化研究的文献分布特征与热点变化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1）国内外期刊对中亚城镇化研究的数量均快速增加,国外期刊对中亚城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和机构,国内期刊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疆的大学和科研机构;（2）国际期刊对中亚城镇化的研究热点与中亚城镇化所处阶段特征相呼应,依次关注居民生活与健康问题、资源开发与环境问题、工业发展与污染问题、国际合作与人口迁移,其中环境健康是常年关注的核心问题;（3）国内期刊对中亚城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0—2009年间对能源合作特别关注,2010—2017年间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交通多元合作开始全面关注,能源合作是长期关注的焦点,“一带一路”成为近期研究的重点领域;（4）综合来看,国内外对中亚城镇化问题的关注面较广,对城镇化问题的聚焦度不够,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亚城镇化问题研究会成为研究的新热点。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基于国际公路运输链的“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达性分析

国际公路运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之互联互通的重要部分,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国际公路运输链的角度,结合行车时间和通关耗时,从公路通行能力和通行便捷性两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达性。研究表明：① “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行能力分布状况存在不平衡现象,中东欧、中国、印度形成“三极”,通行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中亚、西亚、东北亚等地区由于公路覆盖率低、缺少高等级公路成为通行能力薄弱区域。② 受累积空间距离、跨境通关时间、公路网的完善程度以及政治局势等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区域通行便捷性在空间分布上大致呈现“中东欧-中国”双峰结构;区域之间乃至区域内部国家间通行便捷性差异显著,从高通行便捷性到低通行便捷性,通达时间由公路行车时间主导过渡到通关累积时间主导,国家间的通关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一带一路”区域公路运输整体通达性水平。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西北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共享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带来了重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内陆省份对外贸易的地理空间转向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法、RCA指数,分析了甘肃省出口贸易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并通过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对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21世纪以来,甘肃省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和份额发生了较大的空间转向,主要在“一路”和“一带”东、西两个方向呈现波动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态势日趋显现;（2）金融危机前后两阶段各产业RCA指数走势分化明显,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成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3）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双边经济规模、华人数量对于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人口数量呈负向作用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