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英文）

构建城市生产率评价指数,运用Moran指数和LISA集群图对2008–2018年期间我国286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生产率水平的空间集群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城市生产率在空间上高度相关,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高值区同样是生产率的高值集聚区,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其生产率也较低。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有效提高我国城市生产率,但不同板块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东部地区的城市生产率影响效应更大,对中部、东北、西部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较为明显,但对东部城市的促进作用较小。     

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

适度的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生产、改善资源利用方式、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与限制开发区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对2011—2015年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分析法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在时间变化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类型上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效率高于农产品主产区;②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梨树县、伊通县、长岭县、乾安县、扶余县、抚松县、安图县等7县位于有效状态,其余大多数县（市、区）处于效率损失状态;③ 产业集聚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④ 城镇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承载力等控制因素对绿色发展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根据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作为化解自然环境约束、破解经济转型难题、支撑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键。正逐渐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经济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指导理念。在梳理绿色发展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泰尔指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测度与刻画,并进一步耦合自然与人文因素定量探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由0.475增加到0.523,总体提高了10%,时序上呈现“W”型波动增加的阶段性演变特征。②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区域差异规律,不同类型城市群具有“国家级>区域性>地方性”倒金字塔式集群增长特征,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稳定等级规模结构。③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效率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低效率城市则负向溢出影响,“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凸显,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④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下,人文社会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程度大于自然本底要素,其中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城市气温呈现积极促进作用。     

基于城市绿色生产性面积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英文）

我国城市扩张、粮食保障和能源转型形势严峻,如何挖掘城市建成环境的绿色生产潜力、探索一条通过粮食生产和太阳能利用节约土地空间并缓解生态压力的新途径？本文不同于以往生态补偿研究大多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对象或以财税补偿机制为手段,而是创新性地建立了一种城市空间内部的生态补偿机制。本文提出城市“绿色生产性面积”作为一种从城市生态学角度来衡量城市生态承载力提升潜力的方法,它基于将城市绿色资源收入换算成相同条件下它们所能节约的生态足迹面积。首先,通过类型学方法建立绿色生产补偿策略;其次,进行城市建成环境的全要素空间清查及其绿色生产潜力分析;最后,建立不同绿色生产的生态节地效益统一核算标准,并转换为绿色生产性土地面积指标。以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道为例,通过可利用的屋顶及闲置用地进行绿色生产,补充了该区12%的建筑所占用的自然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态承载力。     

中国文化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影响机理研究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30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发现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呈梯度递减特征.在文化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基础上,构建空间关联模型并研究其结构特征.研究表明:①中国各省份的文化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作用已经打破了地理位置限制,但整体网络密度仍较低;②河南和山东在空间网络...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17地市面板数据

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对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文章构建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多元回归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2005—2017年山东省17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发展效率因考虑实际成本更加可靠、更贴近现实。②2005—2017年间,山东省17地市平均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峰-谷-峰-谷”的变化特征,且2005—2017年17地市平均绿色发展效率的标准差与变异系数呈现波动变化特征。③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持对于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到负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和市场化水平等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中国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证据

基于2002—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利用DEA模型测度各地级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综合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经济综合效率整体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投入产出效率水平较低,仅少数城市实现效率最优。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相当,西部偏低,不具备明显的梯度特征。② 旅游收入每提高1%,城市综合效率正向变动0.064%,其对城市综合效率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人力资本水平、二产产值比重、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占比。③ 旅游业对中国三大区域城市整体综合效率的提高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旅游收入水平对经济综合效率的作用强度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作为案例,对2000—2017年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及绿色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探讨了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方式和大小的变化。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① 大湾区绝大多城市在2000—2017年期间创新投入强度都实现了显著提升,在此期间深圳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广州、香港创新投入强度增长较慢。② 2000年—2017年间大湾区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通常稳步提升,而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多出现波动。③ 从2000年—2017年,大湾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由规模效应逐渐过渡到创新效应,创新投入强度提升对于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贡献度明显上升;④ 创新效应会随着城市发展成熟、产业规模的增大,对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起到的作用不断增强,应将提升创新投入作为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手段。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兼论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金融集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使用2007—2019年黄河流域75个样本城市数据,绘制空间分位图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格局,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检验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既表现出一致性,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错位性。(2)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3)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上中下游城市中呈现出异质性。(4)黄河流域整体的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影响也呈现“倒U形”的特征,并且空间溢出影响在上中下游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黄河流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空间溢出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制造业发展的配套行业,逐渐发展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减少能源消耗、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研究基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市的相关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构建SDM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GTFP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黄河流域GTFP区域差异显著,“两极分化”特征明显,黄河流域中部地区的GTFP显著低于其他区域;(2)黄河流域GTFP具有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能够对GTFP产生正向影响;(3)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边界较专业化集聚范围更远;(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特征,相比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从推动产业转型,分区分类实施相关产业政策,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动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对于黄河流域依托生产性服务业优化产业格局、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长三角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英文）

城市群应满足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双重要求,提高绿色发展效率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是：评估了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影响;并基于“波特假说”视角,考察了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同。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政策提高了城市数字经济水平,但明显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说明该政策对长三角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影响仍处于“弱波特假说”状态,城市群政策激发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不足以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波特假说”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门槛效应,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Super-SBM模型对中国（除港、澳、台、西藏地区）2005~2015年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异质、空间关联与空间机理3个方面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绿色发展效率的溢出效应并探讨各要素的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先平稳再快速再稳定”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中-北”对称式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T”字型发展格局逐渐凸显。②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步降低,热点区域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中西部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自组织性逐渐增强,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更加明显,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西北-东南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④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技术创新和能源强度产生明显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数字技术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虚拟集聚的作用（英文）

提高能源效率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已悄然渗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数字技术拥有提高全球能源系统安全性、生产性、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巨大潜力。文章基于2006–2021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能源效率划分为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单要素能源效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Driscoll-Kraay方法调整标准误检验了以工业机器人为表征的数字技术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路径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和降低单位GDP能耗强度,在使用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双重差分法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SDM）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高产业虚拟集聚度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机制提高能源效率。文章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对信息技术进步如何提高能源效率的有益探讨,所得结论有助于相关市场主体制定政策措施和公司战略提高能源效率,同时还深化了数字技术影响能源消费的理论认识和机制路径。     

中国旅游交通的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英文）

交通是旅游过程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环节,认识旅游交通能源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推动旅游低碳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旅游交通及相关数据,在测算不同类型旅游交通工具能源消耗系数的基础上,遵循"自上而下"原则构建新的研究方法,分析考察1994-2013年旅游交通的能源消耗、碳排放、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旅游交通能源消耗由178.21PJ增长至565.82PJ,年均增长率为6.27%,相应的CO_2排放由14.96×10~6 t增长至47.94×10~6 t,主要由旅游出游人次数快速增长和旅游出行距离增加引起;2)中国旅游交通能源服务效率由3.22×10~6人次PJ~(-1)提高至5.99×10~6人次PJ~(-1),能源生态效率由26.07 kg人次~(-1)提升至14.01 kg人次~(-1);3)单位交通能耗降低、规模效应、政策推动等成为能源效率提高的主导推动因素,但旅游出行方式变化、享受型交通工具的发展等阻碍了能源效率的提升。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中国旅游交通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的建议措施。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5—2017年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数据,构建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研究期限内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由“高效率小差距”向“低效率大差距”演进,说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断凸显。②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的贡献,科学技术尚未发挥重要驱动作用。③ 研究期限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存关系,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④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性显著,高效率地区的东西分布、南北分布的地域差异性突出,集中表现在以城市群为载体呈集群式发展。最后采用Tobit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政府调控与市场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及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与作用效果。     

中国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集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7—2012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投入要素和专利申请量的面板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以及人口空间集聚对人才创新驱动作用的调节机制。结果表明：① 平均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但人口集聚程度与创新产出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②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创新等级越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③ 人口空间集聚强化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城市规模扩大促进了知识的溢出;④ 人口空间集聚调节作用的显现需要达到一定的创新基础门槛,城市创新等级越高,调节作用越强。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策略,合理引导人才流动。     

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及响应——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

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6年的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治理绩效值进行测度,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进而运用PVAR模型考察其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2004—2016年两系统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空间上自东向西梯度递减,高协调区集中在东部城市;②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关联性,低-低集聚城市数多于高-高集聚,协调发展领先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生态治理绩效对绿色创新效率响应较弱,而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治理绩效响应则较强,且二者均对自身依赖较强,未来优化其互动机制应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2006—2018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指标体系对各城市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均得到明显提升,但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下游>中游>上游”阶梯式递减特征。② 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技术创新的二次项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即技术创新先抑制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这也验证了技术的“回弹效应”假说;③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共同体现,但这两种效应正好相反,即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该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但对邻近城市的作用呈现倒“U”型相反的关系。根据研究结论,从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中国旅游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针对旅游经济绿色产业外部性及其空间溢出的科学认识缺乏,论证中国旅游经济能否促进绿色发展并揭示其空间溢出特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选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融合多源数据并利用EBM-GML模型测算并分解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6年GTFP;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地市尺度下GTFP时空格局及聚类情况;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旅游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GTFP年度均值呈现总体上升态势,但“中部塌陷”特征明显;地市尺度中国GTFP格局与经济版图存在空间错位。② 旅游经济具有良好的绿色发展效应,能够同时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驱动目的地本地GTFP增长。③ 旅游经济对GTFP存在不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对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④ 政策上应加强区域内旅游经济联动发展,构建旅游目的地创新溢出机制,推动旅游目的地与邻地产业分工协同发展,打造旅游业深度参与的区域产业生态圈和综合体等,以期强化中国旅游经济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