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水文化景观及其意义

位处珠江口河海交汇点城市的广州,其母亲河命名、建筑和布局、方言中采词、龙蛇图腾、南海神和妈祖神崇拜,以及江海社会族群蛋民生产生活等,充分表现了广州城市水文化景观,以及多元、开放、重商、开拓、兼容等广州文化风格.这应作为一种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为构建名城广州文化品牌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阶段性互动分析——以湖南虎形山花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独具少数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湖南省虎形山花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挑花艺术、打蹈舞、乌哇歌、花瑶服饰艺术等保存较好、文化内涵丰富、级别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条件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与旅游相结合成为品级较高的旅游产品。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在此互动过程中应注意运用社会学互动原理,根据互动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进行针对性研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手段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达到双赢。     

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及对中国的启示——评《旅游文化资源：格局、过程与政策》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旅游文化资源：格局、过程与政策》一书探讨了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各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文化遗产保护和经营理念,以及在鼓励公众参与,利用信息技术保护、规划、管理等方面的探索,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的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关键种的概念、内涵和意义

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一些国家农业部认定的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通常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元的传统知识、独特的资源利用技术、杰出的文化景观,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文化关键种作为塑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的重要物种,可以作为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力提升的一种独特视角和方法。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文化关键种概念的起源与内涵,分析了它们与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和保护需求,尝试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关键种给出了定义,即"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内,由生物资源和文化实践紧密结合,对当地社会文化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且能够促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实现的生物文化复合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识别农业文化遗产文化关键种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意义:一是通过文化关键种的识别与保护有助于遗产地关键要素的识别和保护;二是利用文化关键种社区认同度高的优势可以调动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三是以文化关键种的识别与保护为切入点,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球或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即保障食物与生计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传承以及维持景观特征等。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英文)

农业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类型,存在于特有的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之中。它是一种活态的遗产,因此,需要在发展中对其进行保护。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合理的旅游开发能够兼顾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实现对传统农业生产系统的可持续管理。本文在对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命名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的农业遗产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辨析此类遗产地旅游的概念范畴,总结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评价与开发、产品设计与市场营销、旅游感知以及旅游开发影响等方面。今后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研究可以在遗产地旅游利益共享机制、旅游演化机理、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以及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以启发理论并服务于实践。     

深圳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根据86份文献分析了深圳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进展。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的研究集中在遗产地规划、遗产资源调查与评价、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遗产地游客行为4方面,文化遗产的研究集中在遗产资源的基础性研究、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遗产资源的综述性研究3方面。深圳遗产研究的时空演变特征总体呈现从简单片面到全面深入,且与城市发展历程和需要紧密结合,未来应侧重从深度、方法、对象和学科视角方面进行完善。     

世界文化遗产时空分布及其与人类城市文明的关系

将位于城市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在Google地图上完整体现,全样本统计、分析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试图揭示世界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发展历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显示：1）被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832项,其中417项与人类城市文明发展相关联,多数为城市的历史城区建筑景观;2）从空间上看,反映欧美地区城市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最多,非洲地区最少,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文明发达程度相关;3）结合时间维度,古代（3500 B.C.―A.D.500）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耕种农业发达的沿河地区以及宗教类遗址所在地;中世纪（A.D.500―A.D.1500）遗产数量的变化见证了中世纪城市文明由初期的式微走向后期复兴活跃的过程,亚洲等区域宫殿类、古典园林类、坛庙等多种类型遗产的出现说明了文明在欧洲之外地区的生长;16世纪至今遗产的数量最多,遗产类型更为丰富,出现殖民城市遗产、军事要塞类遗产、工业遗产以及线性文化遗产,展示了殖民扩张、工业发展过程,以及以线性的方式体现城市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4）从世界文化遗产与城市文明的关系来看,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反映了人类解决城市问题的智慧,展现了特殊城市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同时宏观上世界文化遗产基本覆盖了全球人类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体现了不同地域的典型特色、文化多样性与发展的延续性。总的来说,在全球化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未来研究亟需利用更广阔、更多元的视角探讨跨地域、跨国界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问题与对策——以浙江省为例（英文）

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省,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它的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历史悠久,是一个农、林、牧、渔各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区,孕育了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目前浙江共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3项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2项,不仅遗产数量全国最多,而且遗产保护成效显著。本文以浙江省为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总结15年来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农民增收、文化传承、产业升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在政府推动、社区主动、企业带动、科技驱动、社会联动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地,针对当前遗产保护存在遗产地管理不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缺少专项保护经费、省级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完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管理机制;(2)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3)加大农业文化遗产科普教育和文创产品开发;(4)开展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认定工作;(5)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给予实质性扶持和投入。研究可为浙江省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定指导,同时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借鉴。     

畲族文化遗产生存空间保护研究

文化生存空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提出广义文化生存空间的理念,广义文化生存空间是文化遗产的一种生存环境,这一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它有许多支化的成分,如文化政策、语言、民俗、宗教信仰、经济水平等,它们是文化遗产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从广义文化生存空间探讨畲族文化生存空间的保护,认为畲族文化遗产生存空间保护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强对畲族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和资助、加强文化生态的保护、加强对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建设“畲族生态博物馆”、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文化产业.     

空间视角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广东沿海地区为例

在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战略建设背景下,以广东沿海地区为案例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研究区内的文化遗产的数量、级别、类型、密度等进行描述,运用最邻近距离指数和区位熵模型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定量分析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交通、河流等线性景观之间的耦合情况,并以此为着眼点,结合Google Earth和Arc GIS10.1软件对遗产廊道的空间布局进行分析,提出构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廊道的设想。希望能对区域内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进行整体化保护,实现区域遗产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等多重目标,为广东省进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The Origin and Vis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Management Policy in China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policy is the key in the field of public policy stud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have emerged in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an innovativ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proposed by Chinese lead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building a culturally-strong country campa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evolution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ideas behind internation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system, in an effort to explore the origin, innovation and vis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ystem.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heritage documents reveal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has developed from “authenticity” to “integrity”, and the focus of the protection object has also changed from “monism” to “diversity”, which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ckground for the burgeoning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system has been promoted as the most crucial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evolution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ystem that lays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ystem. There have been three sta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namely, the creation of the system (1956-1965), the survival crisis of the system (1966-1977), and the re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1978 to the present), in which the main driving concepts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have been sequentially elucidated as simple protectionism, tolerant conservatis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lism, respectivel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system, tremend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not only i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public’s mindset and but also in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 and culture. However, the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radually exposed its limitations regarding cultural relic management and value expressi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ystem is the fruit created by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itself and the evolution of heritage theory. Its biggest innovation lies in the two core connotations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s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management system matures, a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system will take shape in which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become dominant and various cultural resources are utilized. Finally,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will become a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ill be internalized into the common belief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     

21世纪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回顾：兼谈地理学可能的贡献

“遗产时代”已经开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探索,学界积累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然而,富有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地理学对该话题的关注和贡献仍有待提高,文章希望从实践回顾、话题梳理、国家战略推进等3个方面促进地理学者为建构非遗跨学科研究体系贡献力量。首先,从“非遗”概念的诞生以及民间文化的复苏入手,回顾了中国历年有关非遗的保护实践,总结出非遗研究的“特性与意义的构建”“传承与制度的反思”和“开发与社区能动性”3个重点议题,论述了中国学者在积极借鉴西方批判性遗产研究学术成果上所着力构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非遗研究体系。其后,将非遗放置在乡村振兴、城市发展和文化强国3个国家战略中给予考量,指出非遗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已被纳入到国家政治和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最后,在总结归纳非遗研究话题与进展的基础上,对地理学在非遗领域可以开展的工作进行讨论,以期启发和深化相关研究。     

商业化大潮中丽江古城的文化特质分析

丽江旅游开发30年呈现表象的商业化与内在的文化自觉两条线索.基于访谈样本,认为丽江古城独特的地方智慧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原因,这使其呈现世界休闲古都的文化意象.最后进行两点学术讨论：（1）丽江古城遗产保护,应该兼顾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丽江古城作为茶马古道的重镇,其未来的发展不应该摒弃纳西族文化、马帮文化、人-水-城-大环境四合一的中庸文化等特质,高品质的深度旅游和文化传承才是符合世界遗产旅游的潮流和可持续的.     

广东古代历史人文资源的旅游开发

广东是古代历史人文资源精彩的省份,历史上众多入粤和本土历史名人,留下了大量活动遗迹和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名城是这些资源的富集地,可惜大部分已经湮没.对此应予认真恢复建设,其方向是发展文化旅游,以弥补我省稀缺的内容,并形成新的系列旅游品牌.这是对历史资源社会功能的最大发挥,也是最有效的保护,并可以得到较好的经济收益.为此所有地级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均应对其作保护利用规划,使历史人文资源得到完整系统的整合,并作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一定会取得满意的社会经济效益.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

经济建设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处存在。既不能以牺牲珍贵文物为代价,换取旅游业的发展,也不能因为保护而拒游客于门外。为此重申“中国原则”,即以“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准则。对石窟文化的保护,初步解决了游客拥挤对壁画、彩塑的潜在威胁,加强了对风沙侵蚀危害的防范,但仍然面临许多社会和自然环境问题。古城遗址的发现,涉及对古环境反演的科学问题。利用考古发掘的丰富信息,联系古自然环境变化和人文影响、物质传播的大背景,可能有助于开豁诠释、论证古代文明和古文化的新思路。破解中原许多古城遗址之谜,也需要从重建、虚拟古环境着手。古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既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也要考虑适应现代环境与生态功能,适度采用现代新工艺和新材料。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运用环境遥感监测技术,不乏成功先例。作者建议,进一步推广田间考古格网的经验,构建多层次的格网管理信息系统,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能力建设与现代化。     

肇庆宋城墙遗址公园旅游规划设计研究——中观层面视角

以肇庆城区宋城墙遗址公园为例,运用中观层面的维度划分方法对遗址公园进行规划设计研究.研究表明:中观层面的维度划分的运用不仅可以展示遗址的实体和历史信息,而且更能凸现遗址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重大成就,强调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使遗址公园的存在与发展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促进旅游的发展.该研究为城市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将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开发有机结合,以实现遗址及其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

研究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其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类型与聚集区域、市域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响应、时序分布特征等,得出结论：①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② 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省域分布层面集聚型分布特征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带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现状。③ 山西省11个地市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类型、数量分布不均衡,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④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时序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不同特征。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的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廊道遗产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理论研究

目前跨区域型廊道遗产尤其受到旅游者青睐,如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但在旅游开发利用的同时,也对这些大型遗产的科学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在美国遗产廊道和欧洲文化线路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两者进行中国化的理论解读,提出廊道遗产的概念,作为大型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新理念与方法.该文重点研究廊道遗产旅游资源如何在地格理论、ASES模型、CBD理论和嵌套式三角模型等的指导下进行科学保护与合理开发.     

广州“十三行”地名文化的考究与利用

广州“十三行”地名文化已构成一个时空大系统,虽然当时地面上的历史建筑较少,但遗址地名可考,后续相关建筑很多。研究“十三行”地名,不仅可了解其产生、沿袭和变革情况,还可鉴识遗址环境参照物及所涵丰富的中外贸易关系史。为培育广州世界文化名城,亮出“十三行”国际名牌,构建国际性的“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项目。文章梳理了有关“十三行”的主要地名系列,分析了“十三行”地名文化的构成特色,揭示了其沿江近水的分布规律和时空传播的文化功能,提出了保护运用“十三行”地名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