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投资的区位行为与企业空间组织联系特征：以在华投资的日资 …

从经济区位论角度出发,立足于实际考察、问卷调查和大量中外统计资料的分析基础上,以日资和韩资企业在华投资为例,研究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区位行为、投资模式和企业的窨组织联系特征。     

跨国整车企业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首先运用ArcGIS 9.2软件对跨国整车企业在华投资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跨国整车企业在华呈沿海沿江布局,呈"T"型结构,具体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东北、中部以及西南等六大地方汽车企业网络;然后运用Eviews 3.1软件,采用选择泊松回归模型分析方法,具体结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达性、人力资源以及拥有权力等方面的9个影响因素对跨国整车企业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日本、韩国在华研发投资的比较分析

日、韩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区位选择与在华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日本在华研发投资动机由早期的生产支撑型向复合型(资源寻求+战略驱动+技术换市场型)过渡.韩国企业在华研发投资动机则偏重市场导向型+政策引致型.日本企业重视和中国高校合作的研发模式;韩国企业则与我国本土企业联合研发形式较多.在空间分布上两国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高度聚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韩国在华研发机构呈点状布局、尚处于初级阶段,日本在华研发投资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研发机构分布于中国主要大中城市.此外,与制造业直接投资不同,两国在华研发投资并没有出现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北京企业对河北直接投资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基于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亿元以上项目的投资数据,分析历年投资规模、行业特征和区位特征及变化,进一步利用条件Logit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北京全行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对河北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的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制造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服务业投资占比显著提高,且投资行业类型多样化,呈现升级趋势,对一般性产业的疏解已初步取得成效。② 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投资额分布的层级分化明显,且在各地级市的市区、县域均有分布,呈现广域散布的特征。③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的投资区位较为集中,但略趋分散,投资份额有从唐山、承德、廊坊向保定、邯郸转移的趋势,基本形成以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核心承载地的投资格局。④ 产业基础、时间距离、政策环境、创新能力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制造业受时间距离、劳动力成本、政策环境的影响,容易形成企业投资的“区位锁定”和“行业锁定”;服务业较高的企业经济效益克服了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业企业投资。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扩张的时空演化与双重嵌入特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解析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过程有助于认识外资在东道国本地化扩展的策略和行为。在刻画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初次投资进入路径和再投资网络扩张的基础上，基于双重嵌入和动态演化视角，构建来源国、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在华（再）投资的多尺度、多维度、多机制过程。研究表明，不同国别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路径存在差异，与中国制度等距离较大的北美、西欧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从跳板城市进入中国，而日韩公司更倾向于直接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在华再投资呈现双重嵌入特征：一方面，来源国与中国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经济等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再投资行为也受制于在华初次投资区位及中国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此外，再投资过程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动态演化特征，对投资城市认知和投资行业经验的积累有利于拓展再投资的空间选择范围。     

日企对华投资动机与地方区位要素禀赋耦合关系研判

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国内外区位条件与企业战略和投资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与区位选择的基础理论,初步判断了近期日本对外投资动机的结构特征,对比日企在华投资的主要动机及其演化趋势,并引介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从我国整体要素环境的时序演化和主要省份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两个层面,讨论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我国显示要素禀赋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此探究日企在华投资动机与我国区位因素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判别不同省市能否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吸引相应体量的日资企业入驻。研究发现：①日本对外投资动机持续转型调整,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和市场开拓,仍是日资企业在各地区入驻的首位动机,而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指向型的OFDI,则让位于架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实现在地内部化并强化区域一体化功能的资本输出。②日本对华投资动机向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区域一体化功能提升等方面升级调整,投资动机结构开始向发达国家的结构类型靠拢。日企在中国内部投资动机结构的层级性特征,响应各省市的现实体量和职能结构,投资动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呈现由多元化向单一性的过渡。③我国传统生产要素对日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弱化,价值链顶端环节的要素禀赋对日资的引致作用愈发明显;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各省市显示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程度各异,据此将中国15个日资集聚的主要省市划分为拮据协调、拮据勉强协调、拮据濒临失调、拮据失调、低水平耦合失调五种类型,以期为各省市充分发挥显示要素禀赋,多渠道拓展对外开放路径提供参考。     

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机理与效应的研究进展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是必要的。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介绍了小规模技术、技术地方化、技术创新升级、比较优势、国际生产折衷、国际区位进入和投资阶段等适用中国的对外投资理论,最后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对外投资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网络及区位影响因素

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风险投资活动为例,构建要素流网络,采用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中国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动态与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具有累积式发展的特点,投资企业与融资企业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互联网风险投资本地化倾向显著,加剧了空间极化,进而推动了投资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与传统风险投资活动相比,互联网风险投资的空间动态呈现更加集聚的特征;从区位选择机制看,市场化、政策引导、投资邻近性和空间邻近性在塑造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区位方面与传统投资活动存在差异,且对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各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0-2014年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微观层面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母国集聚效应和东道国产业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母国集聚效应(包括母国所有企业集聚、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正相关,且同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同时,产业集聚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亦呈正相关。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