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福建省生态安全分析与预测

生态足迹是目前较通用的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利用生态足迹模型与其他指标结合,可以测算生态赤字（盈余）、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万元GDP足迹等反映区域生态安全状态的定量指标．本研究计算了2002-2008年福建省人均生态赤字及生态足迹压力指数,得到全省生态压力的变化趋势．利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09--2014年福建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与承载力、人均建筑用地生态足迹与承载力、人均生态赤字及生态足迹压力指数,结果表明,若继续沿着2002--2008年的发展模式,福建省在未来几年内生态安全将面临极大威胁,全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刻不容缓．     

生态建设15年黄土高原生态足迹时空变化

作为典型生态脆弱区和重点土壤保持功能区,黄土高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力图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这些重点工程在短期内是否从根本上改善了其生态安全状况是亟待理解的一个科学问题。基于生态足迹思想与方法,定量分析了1995年、2000年和2010年三个阶段15年间黄土高原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 1995-2010年15年间黄土高原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总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② 黄土高原人均承载力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1995-2010年高值区在中北部,其他区域为低值区,由东向西递减;人均生态足迹自东南向西北递增。③ 生态压力指数从1995年的1.059上升到2000年1.165,增幅较小,2010年上升为2.181,高原整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效应及机理

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1)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2)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3)地理区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4)地理环境和政策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亚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利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运用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模型,对中亚不同区域的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分别测算中亚四国的人均与区域总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和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最后按照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来评价中亚各国生态安全状态。评价结果如下:(1)吉尔吉斯坦14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0900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0.9388,处于稍不安全状态。(2)土库曼斯坦的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3303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1327;哈萨克斯坦的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8379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2320,都处于较不安全状态 。(3)乌兹别克斯坦的区域总承载力由1994年的28807119ha下降到2005年的28527138ha,而区域总生态足迹有所增加,即从44598092ha增加到51761368ha;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8181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7540,处于相对很不安全状态。根据计算结果,中亚4国的多年平均生态安全都处于不安全状态,但不安全程度有所差别,吉尔吉斯坦的生态安全处于相对较好状态,其次为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生态安全相对其他中亚国家而言处于相对很不安全状态。     

基于RBF的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动态预警

基于1996-2010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相关数据, 从压力、状态、响应3 方面构建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运用RBF模型对2011-2015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演变趋势进行预测, 并结合预警指数和警度标准对1996-2015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情状况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 RBF模型有较高的模拟精度, 能够较好地拟合2011-2015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各系统的发展趋势。② 就各子系统的安全警度而言, 1996-2010 年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压力和状态系统的警度呈波动上升趋势, 响应系统的警度呈下降趋势, 2011-2015 年, 压力系统将逐步由“中警”(黄灯) 转变为“重警”(橙灯), 状态系统将处于“中警”(黄灯) 状态, 响应系统将处于“无警”(绿灯) 状态。③ 总体而言, 1996-2010 年, 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警度呈略有下降态势, 2011-2015 年, 预警指数将处于0.42 左右, 警度将处于“中警”(黄灯) 状态。④ 影响湖南省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农业经济比重、建设占用耕地面积量、自然灾害受灾面积比重、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比重、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等, 是今后调控的重点。     

安徽省池州市2001～2010年可持续发展动态测度与分析

安徽池州市是国家首个生态经济示范区,近十年来,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加剧了其发展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挑战。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对池州市2001～2010年生态足迹供给与需求进行了时间序列测度与分析,利用灰色GM(1,1)模型对2015年、2020年人均生态足迹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池州市人均生态足迹由2001年的1.2458hm²/人上升至2010年的2.2483hm²/人,年平均增长11.14%,人均生态赤字由0.8445hm²/人扩大至2010年的1.8266hm²/人;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量与人均生态足迹相关系数分别为0.844、0.945,为生态足迹驱动因素;研究时段内,能源生态足迹年均增长速度为83.75%,明显快于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增长速度;万元GDP生态足迹由2001年的2.98hm²/万元下降至2010年的1.20hm²/万元。预测2015年人均生态足迹为3.2336hm²/人,生态赤字将增至2.7926hm²/人;2020年人均生态足迹为4.4896hm²/人,生态赤字将扩大到4.0308hm²/人。针对池州生态不安全的现状,从减少能源消费、改变消费方式、提高农作物单产等方面提出了减少生态足迹的政策建议。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甘南牧区人文因素对环境的影响

以生态足迹作为测度环境影响的指标,在计算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识别关键人文因素、分析关键人文因素特征的基础上,应用STIRPAT模型分解了人口、富裕水平、草地资源利用强度、生计策略、社会发展状态对环境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足迹均呈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生物资源生态足迹一致,二者相关系数达0.996;② 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强度呈下降趋势,其变化趋势与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强度基本一致,二者相关系数达0.978;③ 人口数量和草地资源利用强度是当前环境影响的主要驱动因子,由其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速度超过它们自身的变化速度,富裕水平的提高也将加剧对环境的影响,但其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速度低于其自身变化速度,而改善生计策略、提高城市化水平会减缓对环境的影响;④ 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分析结果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分析——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

从人地关系安全、旅游生态伦理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提出广义与狭义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概念,建立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与评价模型,并以九寨沟为例,探讨旅游消费对旅游地区内与区际生态安全影响的特性。结果表明:(1)2004年九寨沟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总值为163514.0248hm²,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05190274hm²,居民的人均本底生态足迹为0.994925 hm²,同2002年比较,旅游生态足迹总值增加115.10%,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增加72.44%,居民人均本底生态足迹增加3.47%。(2)2004年九寨沟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总量为46960.5678hm²,约占旅游生态足迹总值的42.35%,其中旅游业的CO₂排放量高达309455.66t,占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的99.84%,加强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十分紧要。(3)2004年九寨沟的生态安全系数处于1.093158~1.159388之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状态,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发展旅游业对自身生态安全的影响小于对区际(全球)的生态安全影响。(4)未来游客量的增加、旅行市场半径的拓展、受旅游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而引起的居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居民对自然环境资源依赖程度的加强态势,是影响九寨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     

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农户生计资产与生计方式研究——以科右中旗双榆树嘎查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统计分析和深度访谈法,将研究区293户农户按生计活动类型划为牧户（牛户、羊户、牛羊户和马户）、种植户和非农户,并按农户生计资产总值进一步划为高、中、低3个等级类型,进而分析了不同类型和不同等级农户的生计资产与生计活动及方式的依存关系。研究发现：各类农户的生计资产均值差距明显,牧户最高,为0.37,种植户为0.25,非农户为0.21;牧户的劳动力、草场、牲畜、现金、贷款等资产均值最高,种植户的农机和耕地资产均值最高,非农户的社会资产均值最高。目前,半农半牧区的农户仍然以旱作种植业和草地畜牧业为主要生计,但农牧业生产均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非农户只占15.3%,且面临非农就业机会不足、个人技能缺失、语言障碍和务农时间与用工季节的冲突。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农户生计的对策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的甘肃省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情景预测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测算了1997-2009年甘肃省在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下的最佳耕地资源容量,运用ARIMA模型对甘肃省2010-2015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预测,按照《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社会经济指标对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容量进行情景预测。结果表明：1997-2009年,甘肃省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容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其中1997-2002年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容量基本低于实际耕地面积,2003-2009年,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容量均高于实际耕地面积,出现耕地利用负荷现象;ARIMA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10-2015年,甘肃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呈现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4.75%,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呈现减少趋势,但总体上变化不大,人均耕地生态赤字从2011年成为负值,并且逐渐增加;情景预测结果显示2010-2015年,甘肃省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容量与实际耕地面积差距愈来愈大,预计到2015年,为实际耕地面积的2.42倍,耕地利用负荷现象严重,人地关系紧张。     

区域生态安全与生态足迹对比研究——以陕北延安地区为例

文章选择延安地区为实证案例,采用生态安全与生态足迹方法评价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延安地区在区域尺度上处于不可持续或不安全发展态势。其中,生态安全度综合评分值为0．404,属于较不安全;人均生态足迹大于人均生态承载力,出现0．4746hm^2的人均生态赤字。同时,就实证分析过程对2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特点及适用范围予以评价,以期为探讨更真实、全面、客观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足迹的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承载力评价与预测

生态承载力是测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系统压力程度的重要标尺。基于生态足迹法,构建生态承载力的评价与预测模型,分别评价和预测了2010年与2015年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结果表明：2010年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足迹组分以草地和能源用地为主,约占足迹总量的93%,人均生态承载力总体高于人均生态足迹;2015年生态承载状况仍然总体盈余。但随着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均消费能力提高,2015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已经低于2010年水平,城镇化对未利用地的开发形成用地总量供给的增加可能是维持生态盈余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对区域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压力,需要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强监测预警。     

生态足迹法在长沙县生态县建设中的应用

通过运用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对长沙县2005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得出长沙县人均生态足迹是2.52hm^2/人,以及全县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60 hm^2/人,从而可以看出全县人均生态赤字为1.92 hm^2/人,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县生态赤字最多的是化石燃料土地,然后依次为耕地、水域、草地,这表明全县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已经大大地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力,工业的飞速发展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和耕地的占用的急剧增加是产生生态赤字的主要原因,同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     

基于生态压力指数的新疆生态安全时空动态分析

通过计算2000-2007年新疆各地州(市)的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选取生态压力指数(EPI)构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对不同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并分析其时空动态变化。结果表明:①2000-2007年新疆各地州(市)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长趋势,而生物承载力总体上呈减少趋势。②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新疆经历了由生态安全向生态不安全演变的过程;各地州(市)生态不安全程度逐年增加,且增加幅度不等。③新疆生态安全程度的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东、西部地区＞天山北坡地区。     

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与对比——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

本文运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以2009年开封市3个不同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生活小区为例,采用居民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费调查问卷数据,定量分析了2009年开封市不同收入水平小区居民的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根据板桥小区、康平小区、龙成花园3 个小区的调查资料,分别计算了3个小区的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① 从3个小区人均生态足迹来看,总体上能源消耗的生态足迹较大;② 从3个小区居民生物消费的生态足迹来看,猪肉的人均生态足迹最大,奶制品次之,肉类食品和奶制品的生产需要较多的土地面积;③ 通过分析3个小区不同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板桥小区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所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是耕地和草地;收入消费水平越高的居民,生态足迹越大,收入消费水平越低的居民,生态足迹越小。证实了高收入水平居民对生态以及资源的占用程度要远远大于低收入水平居民,造成居民生态占用以及碳排放的不公。最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新疆艾比湖地区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研究

文章对艾比湖地区2003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显示，2003年艾比湖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为4．222hm^2，而实际生态承载力为3．193hm^2，人均生态赤字为1．029hm^2。表明艾比湖地区的发展模式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从该区人均生态足迹的供给需求结构看，耕地、建筑用地、林地、化石燃料用地出现人均生态赤字，表明艾比湖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以消耗当地土地和能源资源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水域、草地虽出现人均生态盈余，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生态供给丰富，主要与地方采取的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措施等有关。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四大沙地地区可持续评价

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生产性生态足迹模型,评估并对比了我国四大沙地地区2000年和2015年的生产性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盈余状态,以揭示区域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2000-2015年,四大沙地地区人均生态足迹总体呈现增加趋势,毛乌素沙地地区人均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最高,达20.85%,增长量为79.21 hm²·人^-1;人均生态足迹主要以化石能源足迹和草地足迹为主;2000-2015年四大沙地地区生态赤字程度在不断增强,毛乌素沙地地区人均生态赤字变化量最大,达79.51 hm²·人^-1,造成赤字程度加大的主要原因是地区化石能源的大量生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当前四大沙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自然资源大量生产和消耗为代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仍存在挑战,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以维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