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藏川毗连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教派地域分异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藏区独具特色的宗教景观而成为宗教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不同教派寺院的空间分异格局是反映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势力时空扩散过程的重要载体.着眼于滇藏川毗连地区,以四大教派寺院空间分异为视角,探讨藏传佛教寺院的地域分异特性及其历史形成机理.研究表明:滇藏川毗连地区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寺院集中分布,但集中程度与集中地域各自不同,其寺院盲区范围及分布也不尽相同;宁玛派、萨迦派寺院与噶举派、格鲁派寺院呈金沙江东西两岸悬殊较大的分异格局;噶举派与格鲁派寺院数量上呈高度负相关.这些地域分异特性是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区域地理环境、不同教派主寺的分布以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传播扩散过程中教派间的斗争、土司的态度等多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江汉平原村落空间分布与微地形结构关系探讨

主要对江汉平原村落点空间分布规律进行探讨, 分析其与平原微地形结构间的关系。本文采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对研究样区村落点空间分布模式进行分析;并根据平原微地形起伏特点, 采用一种局部形态分析方法进行微地形结构提取;进而对村落点空间分布与微地形提取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分析。研究表明:村落空间分布与微地形结构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约75.40%的村落点与所提取微地形凸起部位的空间位置重合, 而83.94%的村落点在距离微地形凸起50m范围内, 村落点整体表现出向所提取微地形凸起结构聚集的分布格局。江汉平原特有的村落空间结构主要受小尺度地形起伏的影响, 村落格局与微地形结构在空间上的相关性较好地体现了人类活动与洪涝等自然灾害间的相互作用。     

黄土高原沟壑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要素 ——以陕西省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以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区的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利用GIS空间分析、形态指数、空间句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空间分布到个体形态特征,揭示地域环境与村落选址、形态生成及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结果表明: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呈现“西北稀疏、东南密集”的总体空间格局,纵观历史发展格局从东到西呈轴向集聚形态,存在沿山腰等高线、支流流向的分布特征;在地理环境限制下,传统村落外部边界形态主要为块状集聚、指状离散形态发展,空间集聚中心出现村落内部与村落边缘交通的差异化分布;通过地理、生态、气候和风水对村落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进行分析,发现村落形态演化从生存适应性转向主动寻求发展,揭示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组织、生长的内在逻辑。     

旅游型传统村落用地与空间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乡村评估、ArcGIS空间分析、空间句法等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村庄用地功能及村庄空间格局的演变,探讨旅游干预对村庄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22年袁家村空间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由村民生活生产主导转变为旅游发展所需,致使村庄空间结构由村民居住空间为中心的单核心放射状转向旅游空间为主的多核心密集型;(2)乡村旅游促使空间关系网络趋向复杂化,同时在土地功能细碎化过程中村庄交通空间的稳定性和空间结构主导性凸显;(3)袁家村空间格局演变受市场需求和政府调控等多方面因素推动,村民的积极响应和空间功能的理性更新是其中关键作用力。     

"文化驱动"视角下传统村落共生发展路径研究 ——以河南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探讨传统村落文化如何驱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辨析传统村落中文化与民俗、空间、自然等资源之间的内在关系,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建构出文化共生度模型,并以河南省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分别得出文化资源与民俗资源、空间资源、自然资源之间的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结果表明:基于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的大小,传统村落可分为传统技艺型、特色空间型、自然生态型3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提出文化传承民俗活力、文化重塑特色空间、文化引导文旅融合的共生发展路径。     

中国大城市穆斯林女性移民的宗教空间实践——以广州为例

采用动态、辩证的观点对宗教空间进行了重新审视,通过女性穆斯林在广州先贤清真寺的空间实践,说明宗教空间不仅是被宗教经典和历史定义的神圣空间,也是穆斯林群体经由自身丰富的实践活动所不断进行意义再生产的日常生活空间。广州先贤清真寺的女性穆斯林移民群体在全球化的多元氛围中突破了原先家长制的宗教教育体制,转而从公共宗教生活中认知宗教,形成更加包容、进步的宗教观念,增加了自身的族群认同。另一方面,基于女性宗教空间开展的日常生活实践,则不仅为女性穆斯林群体融入新的城市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本,更让一部分女性穆斯林成为全球贸易中的参与者。这些都有助于城市中女性穆斯林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中国大城市穆斯林女性移民的宗教空间实践

采用动态、辩证的观点对宗教空间进行了重新审视,通过女性穆斯林在广州先贤清真寺的空间实践,说明宗教空间不仅是被宗教经典和历史定义的神圣空间,也是穆斯林群体经由自身丰富的实践活动所不断进行意义再生产的日常生活空间。广州先贤清真寺的女性穆斯林移民群体在全球化的多元氛围中突破了原先家长制的宗教教育体制,转而从公共宗教生活中认知宗教,形成更加包容、进步的宗教观念,增加了自身的族群认同。另一方面,基于女性宗教空间开展的日常生活实践,则不仅为女性穆斯林群体融入新的城市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本,更让一部分女性穆斯林成为全球贸易中的参与者。这些都有助于城市中女性穆斯林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及其机理北大核心CSCD

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空间特征及错位关系,并揭示空间错位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呈集聚分布态势,二者集聚分布区域的空间重叠度较低,表现出较强的相互独立性;2)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征,且空间错位强度存在地区差异性,传统村落优势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以南,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以北经济相对发达省份;3)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动力,城镇化进程是核心动力,现代文化冲击是直接动力,政府保护机制是外在动力。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现实关系及机理,可为区域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认知的句法研究：贵州加车村案例

以贵州省从江县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加车村为研究对象,对加车村进行句法分析,并对村民、游客进行空间认知调查,结果表明：加车村新核心占据着整合度高值区域,汇集人流的作用不断增强,旧核心则因特定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功能保持着中心地位;高整合度的线性街巷,以及位于高整合度轴线附近的空间要素更容易为人们所认知;村寨全局整合度、局部整合度与空间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正向相关,村民的空间认知与全局整合度密切相关,而游客的空间认知则与局部整合度相关性更强。文章揭示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及其成因,并利用意象图探讨空间形态对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影响。最后,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认知特征,从节点空间、街巷空间、空间界面3个方面,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认知保护框架,为传统村落空间继承和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②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③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④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⑤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⑥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的系统特征、研究趋势与框架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人居环境是村落自然环境选址、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表现。论文通过界定传统村落概念、梳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涵与系统构成、明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特征与表现,从系统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范式。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可从转型内涵界定、转型系统构成与表现、转型阶段划分与空间分异、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展开。(2)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包含主体、空间、功能3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地域空间、多元主体5大子系统,其各子系统转型互为依存又各有侧重,需分类施策。(3)自然生态、地域空间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传统研究范式,属于对“原生物质空间”的研究;社会文化、多元主体、产业经济系统为新近研究范式,属于对“建构性物质空间”的研究;基于问题、目标、需求导向,从系统角度综合研究转型发展则是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新趋势。     

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徽州地域1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用GIS技术与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揭示徽州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探讨影响徽州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徽州传统村落空间上呈现集聚型分布,沿盆地、邻水及边缘化分布特征明显,表现出“边缘多核心少”的分布格局。黟县遗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分布密度最高,形成徽州传统村落的主要集聚区,其次是徽州区和歙县,形成徽州传统村落集聚的次级核心区。宋朝（北宋和南宋）和唐代是现存徽州传统村落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两个朝代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人口、交通、城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分析这些分布特点的影响因素。     

广东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民系特征

为了解传统村落在广东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与国内其他省份空间分布情况差异以及其与民系特征的关系,以广东省126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空间自相关和民系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与国内其他省份传统村落的分布类型相似;从地市尺度来看,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湛江和肇庆等地市;总体上呈不均衡分布,区域尺度上主要分布于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显著,全省分布密度为0.59个/千km~2,梅州市最高,达到2.14个/千km~2;全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存在梅州―潮汕区、广佛―东莞区、湛江雷州区以及清远连州区等4个比较明显的集聚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特性,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分布格局;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广府、客家民系中,分布密度最高的民系为少数民族区,达1.31个/千km~2,其次为韶州土话民系区,为1.00个/千km~2,尽管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区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但由于这两大民系在广东省分布面较广,密度分别只有0.59和0.48个/千km~2。     

藏族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

地名是特定空间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村落地名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多元文化信息,也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研究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对于传承乡土文脉具有深远的价值。以甘南州夏河县藏族村落为例,应用GIS核密度估计法刻画了地名的空间格局,从文化景观视角出发解读了藏族村落地名的类型和生成机制。研究表明：以文化型为主、自然型为辅、复合型补充的地名体系是藏族村落命名的基本范式;映射出深厚的自然性基因、恋地性基因、记述性基因和关系性基因等文化景观特质;环境指向、族源沿袭、信仰认同和区际交融是藏族村落地名生成的源发力量。制定地名保护名录、建立地名标识系统是藏族村落地名保护的当务之急。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面临着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对其进行有机更新显得尤为重要。立足于有机更新的科学内涵及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特征,辨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理论认知,进而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路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问题困境归类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提出以三生空间为空间载体、景观基因为文化核心、社会场域为基础脉络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② 以更新优化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为着力点,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物质-文化-社会”三维路径机制,包括物质空间更新：主导功能优化与三生空间重塑;文化空间更新：隐性基因修复与显性基因修补;社会空间更新：关系网络织补与社会秩序重构。以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多维度优化-多目标统筹”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与路径,以期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宗教地理的西方城市空间研究进展

全球化语境主导的城市研究中,多样和异质的宗教既是文化流动的重要构成,也是表征移民身份和理解其日常行为实践的重要维度。论文回顾了近30 a来宗教地理视角下对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主要成果,从宗教空间和宗教信仰群体的行为实践2个方面梳理宗教嵌入城市空间的主要方式、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总结出了以下4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① 多种宗教场所在城市中不断涌现,其空间特征发生多样化变迁;② 功能多样的宗教公共服务设施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日趋重要;③ 宗教信仰群体的居住社区显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④宗教信仰群体通过具体的行为表征身份和认同。此外,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下的宗教更被视为引发空间争议的新来源,成为分析城市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学者们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社会,异质宗教的本地嵌入过程使原本“隐匿的”宗教场所逐渐浮现成为城市中“可见的”空间。这种异质宗教在城市中的视觉表征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秩序,也对社会关系提出新的挑战,成为了引发广泛争议的新来源。然而, 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目前对上述话题鲜有涉及,期望本文所提供的西方研究进展对社会文化视角下理解中国城市全球化进程及其中的多元文化治理有所启示。     

多民族共生村落农户居住空间“耦合魔方”研究

以洱源县郑家庄为例,运用“3S+PRA”与“耦合魔方”隐喻类比相结合的方法,对多民族共生村落农户居住空间多层次时空耦合特征演变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果：①空间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近程耦合逐渐趋向远程耦合,扩张调整适应“人-地”关系的改变,由分散、无序逐步形成集中、有序两横两纵的“井”字型分布格局;②时间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以原驻民族远期耦合转变为原驻与外迁民族相互嵌套的远、近期耦合共存模式,依靠交通道路向四周延伸,各民族交叉式混居现象明显,扩张速度不断加快;③组织维度上,郑家庄以汉、白两族组内耦合向多民族组间耦合特征转变,居住空间在血缘组织关系“小聚居”的基础上形成以地缘和业缘组织关系为主的多民族“互嵌-共生”的分布格局;④表象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演变以显性耦合逐渐趋向显、隐性耦合相互协调模式,要素间和子系统间直接或间接流动的“互嵌-共生”分布格局明显。可知,农户居住空间演变呈现与当地环境相协调的一致性,是在时间、空间、组织和表象上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耦合过程,当环境改变时,农户居住空间也会做出一致性的变化。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

在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下,宗教地理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在新文化地理学思潮的影响下,促生出许多新的议题和研究方向。本文依循于人文地理学中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这4 个重要概念,梳理了国外近10 年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发现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日益重视对“非正式神圣”场所的探讨;基于人本主义研究范式下的神圣地依恋研究;随着跨国主义兴起的宗教移民身份和认同研究;宗教文化景观所暗含的政治和象征性意义的解读;宗教的多尺度分析,以及神圣与世俗间的互动分析等等。在总结国外宗教地理研究的新态势的基础上,对宗教的定义、宗教地理学与宗教性地理学的辩证关系、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趋势等进行了探讨和反思,以期为中国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广义宗教地理的本土研究提供新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