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竞争力报告出炉中国排名升至第27位

世界经济论坛在2010年新领军者年会将于天津召开之际,9日在京发布了《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竞争力排名继续上升,由去年的29位上升至27位。     

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通过建立生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微观层面,中心城市对城市群生态发展影响巨大,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生态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在中观层面,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生态发展路径相似,但是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联动,造成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在宏观层面,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水平直接关系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程度,国家对大城市群的定位不同,不同的战略定位影响其生态发展水平。结果显示: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巨大差异;无论城市群内部还是城市群之间均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尽快缩小各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努力提高欠发达地区城市群生态发展能力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的综合层面和影响城市群生态发展状况的各个因素层面分别提出了缩减生态发展状况非均衡差异的政策建议。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大城市群的发展——评周牧之《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

“2 1世纪是大城市、大城市群的世纪。大城市是今天中国‘世界工厂’化的支点,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营建一个先进的市民社会,以制度的优势来确保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托起2 1世纪中国之大鼎”。这些观点是来自于2 0 0 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由长期旅居日本的周牧之博士撰写的《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的力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大城市、大城市群是支撑这个网络系统的关键节点。一些国际性大城市不仅是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且也是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信息中心和跨国公     

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性的综合评判

应用GIS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紧扣土地利用集约性的内涵,以城市市辖区为评价单元,从城市规模和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土地集约利用发展趋势等诸多层次,对北京、上海等18个大城市市辖区的土地利用集约性进行综合评判,得出以下结论:大城市的集约度都在逐年提高,土地利用将更加集约;我国大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性,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评价结果表明,青岛、宁波等国家单列城市,规模适中,土地集约性反而很高;上海和武汉的集约度一直处于前三位,其他直辖市和省会等特大城市波动性较大,土地集约性利用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与上海、宁波、青岛等东部城市相比,太原、石家庄、西安等中部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一直很低,潜力大、亟待提高。此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以及所获得的评价结果,较好地揭示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集约度的动态性影响。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规律:首先,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其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容量概念,并借助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发现边缘区人口密度不断地增加,人居环境容量逐步趋于饱和;第三,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均衡的周期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借鉴Verhulst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揭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规律,可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充实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大城市病典型症状诱发因素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已有研究将大城市病细分为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3种典型症状,采用2013年全国204个地级市横截面数据,根据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人口空间分布指标,首先运用OLS回归探讨城市规模、空间失衡、建设滞后、产业转型、体制弊病等5种主要致病因素对大城市病的影响;其次,建立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因素与大城市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城市病作为一种“综合病”,具体到不同层面对应的主要致病因素也大相径庭。其中,城市总体规模较大、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分布、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大城市中并不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相反地,产业结构的改善、公共服务的增加、行政权力的集中均有助于吸引和调动资源;此外,不论是城区人口总量的增加,还是分布结构的集中化,均显著不利于消除环境污染,并且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和城市道路面积的扩张也会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破坏。     

中国内陆大城市土地利用与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以西安为例

本文以西安为例,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内在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对比,总结出它们之同一系列相互作用关系模式。这些模式揭示,影响我国内陆大城市空间变化的内在社会权力因素,是以政府职能部门为核心,并与其它权力因素结合形成了类似西方国家的城市“执政联盟”(governing coalition)机制。     

中国西部大城市开发区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以成都、西安高新区为例

基于成都、西安高新区企业调研数据,在构建企业投资决策驱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与投资决策驱动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1)信息通信水平、获取高素质人才、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驱动指标,而跨国公司集聚、获取自然资源、决策者偏好等指标的解释力度最小。(2)企业投资决策由6个维度因子构成,其重要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政策、产业集群与人力资源、城市环境、城市区位、企业集聚以及关系因子。(3)入园越早、规模越大、总部型及出口型企业均更加依赖政策驱动;私企与外企、一般服务业企业与高级服务业企业、部分迁移企业与非迁移企业、办公区企业与科技园企业、办公区企业与厂区企业分别形成了基本对立的投资驱动偏好。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世界历史名城 世界文化名城 世界会议名城 巴黎 以世界最繁华都市之一欧洲大陆最大城市法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名扬全球

法国首都巴黎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地处法国北部,塞纳河西岸,距河口（英吉利海峡）375公里。塞纳河蜿蜒穿过城市,形成两座河心岛（斯德和圣路易）。首都巴黎人口为221万人（截至2009年1月1日）。城市本身居巴黎盆地中央,属温和的海洋性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1月平均气温3℃,7月平均气温18℃,年平均气温10℃。全年降雨分布均衡,夏秋季稍多,年平均降雨量619毫米。     

古罗马千年古城崛起于公元前8世纪 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繁盛一时世界闻名 全球著名“天然博物馆”太阳庙斗兽场火山石遗迹众多 探秘曾一夜消失的世界名城庞贝

庞贝城(拉丁语:POMPEI)I,或译庞培城,以纪念古罗马政治及军事家格奈乌斯.庞培。庞贝为古罗马城市之一,位于那波利湾的岸边。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喷发,厚约5.6米的熔岩和火山灰毫不留情的将庞贝从地球上抹掉,繁盛一时的庞贝城在一夜间消失。千年后,庞贝古城重见     

古城:闻名古城在14世纪前城建就初具宏大规模 港城:著名海港东南亚第一大城市 水城:靓名“东方威尼斯”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自然古迹人文景观名誉全球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世界著名的海港,位于爪哇岛西北部沿海。大雅加达特区面积为650.4平方千米,分为五个市,即东、南、西、北、中雅加达市,其中东雅加达市面积最大,为178.07平方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