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象时空模型的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群时空演变分析

依据面向对象的思想,建立聚落群对象时空数据模型,对聚落遗址群分别求取中心点和面积,进而得到中心点的演变速度、轨迹和聚落群遗址密度,在此基础上分析郑洛地区史前聚落群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从聚落群合解历程看,裴李岗时期、仰韶前期几乎无分化,仰韶后期东西对峙,龙山时期分级明显,中央聚落群初现规模;2)4个时期聚落群中心点先向西南快速移动,然后向东北移动,速度由慢到快;3)聚落群遗址密度呈上升趋势,前3个时期上升缓慢,龙山时期上升明显。     

大遗址展示理念方法问题的探讨

在大遗址展示概念、范畴界定的基础上,探讨大遗址展示的理念及具体设计方法,以期为实现大遗址保护、利用和传承有所助益.大遗址展示是实现大遗址保护和传承的有效途径,在保护利用、价值导向等理念指导下,根据大遗址展示内容遗址遗迹本体、自然环境(地脉)和除遗址遗迹外的文化景观(文脉)的形态、内涵、特性等,提出了保护陈列展示法、意象展示法、地脉强化法、文脉延伸法、文化展示法等展示设计方法.     

吉林市市辖区历史遗址分类与特征

吉林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历史遗址与文化资源。通过将吉林市4个市辖区历史遗址以保护等级、时代、属性为标准进行分类,总结遗址整体特征,并提出发展建议。市辖区范围内遗址基本沿江分布,国家级与省级遗址数量少但地方特色浓厚,多为大型历史遗址和建筑群。遗址中少数民族特色鲜明,以西团山文化与清代满族文化最为明显,数量最多。市辖区遗址种类较为丰富,但早期的战争与城市建设对遗址保护产生负面影响。对城址、石刻与古墓葬等遭到严重破坏遗址,应采取针对性保护,确保市辖区范围内遗址的丰富性。     

肇庆宋城墙遗址公园旅游规划设计研究——中观层面视角

以肇庆城区宋城墙遗址公园为例,运用中观层面的维度划分方法对遗址公园进行规划设计研究.研究表明:中观层面的维度划分的运用不仅可以展示遗址的实体和历史信息,而且更能凸现遗址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重大成就,强调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使遗址公园的存在与发展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促进旅游的发展.该研究为城市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将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开发有机结合,以实现遗址及其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     

泥河湾盆地综合禀赋与农村复兴发展关系研究

选取地形起伏度、农地等级、年均降水量、地被指数、气候适宜度、交通通达度和经济区位等禀赋因子,采用主成分-聚类法,将泥河湾盆地划分为裸岩洪积区、碱滩分布区、厚层黄土分布区。基于禀赋分区和田野调查,探讨了区域禀赋与农村复兴发展的关系,认为：泥河湾盆地产业结构单一,受自然禀赋约束,单靠农业进步,农村复兴动能不足;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趋于解体,亟待孕育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合作社;光伏、风电等新型能源企业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是克服自然和经济禀赋对农村复兴发展双重锁定的有效动能;村委会应立足自身禀赋,编制乡村空间发展规划,协调各方关系,谋划、组织、落实好乡村复兴的各项工作。     

汶川8.0级地震后岷山山脉大熊猫栖息地自然遗产保护战略

岷山山脉是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是我国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关键区域之一。由于岷山山脉大熊猫栖息地处在南北地震带上,岷山山脉是大地震多发区与大熊猫栖息地重叠带。"5·12"汶川地震的高烈度区覆盖了岷山山脉北段大熊猫主栖息地的东部与南部,地震地面破裂带与极震区纵贯南段栖息地,导致北段主栖息地局部的严重地面破坏和南段栖息地大范围的严重地面破坏。通过调查汶川地震对栖息地的破坏情况,总结历史上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分析汶川8.0级地震对岷山山脉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程度,进而强调岷山山脉大熊猫栖息地自然遗产的重要性,提出岷山山脉大熊猫栖息地自然遗产保护战略。建议在岷山山脉北段建立涪江源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编制岷山山脉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扩展提名文本与保护规划。建议在岷山山脉南段建立龙门山地震遗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实施龙门山脉大熊猫栖息地与地震断层遗址保护计划。     

文化遗址的景观敏感度评价及可持续利用--以新疆塔什库尔干石头城为例

文化遗址景观是人类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文化和文明延续的载体,是我国重要的文化景观类型,也是重要的景观资源。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一直是关系到遗址景观保护与持续利用方式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石头城为案例,以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研究为出发点,在对景观生态敏感度、景观视觉敏感度和景观建筑及其环境敏感度评价的基础上,对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以敏感度评价为基础,探讨基于敏感度的遗址可持续利用对策。     

象雄王国——昔日英雄

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阿里地区,曾有数个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王国,其中最昌盛的除吐蕃外,就要数信奉苯教、实力强大的象雄王国了。在今天的阿里境内,还存有该王国的大量遗址,这些遗址群规模庞大、壮丽雄伟,是象雄王国盛极一时的见证。     

洞庭湖区史前聚落规模及聚落群时空演变

以洞庭湖区史前聚落遗址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位序-规模法则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洞庭湖区史前聚落遗址规模及聚落群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各时期以中小型和大型规模聚落为主,不同规模类型聚落随时间推移不断增长,特大型聚落多具有城址的性质,且逐步演变为区域中心,各规模类型聚落向南迁移趋势明显;(2)随着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平均生存面积减少,生存压力增大,新石器中晚期聚落之间分布的均衡性逐渐下降;(3)古人倾向于生活在澧水区域和洞庭湖区域,大型城址主要分布在主体聚落群内,聚落群总体由西向东再向南迁移,演变方向呈倒“L”型,澧水区域的聚落群在各时期得到了继承和演变,而其他区域的聚落群在大溪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秦始皇陵为例

中国大遗址名录中80%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以秦始皇陵大遗址区为案例地,探寻资本逻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① 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产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已开发遗存点距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投入产生了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② 村庄生产方式调整是大遗址区社会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在文物保护的框架下,由于旅游开发的正外部性促进资本流动影响到村庄生产方式调整,进而影响社会关系转变的过程。③ 政府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的引导控制是外部影响因素。大遗址的文物脆弱性决定了展示利用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强干预性,村庄生产方式转变可能产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进一步导致了村庄生产方式调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一个动态演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与村庄社区合理介入才能保障大遗址区乡村合理发展与转型。     

甘肃河西地区历史遗址分布及其自然环境背景

研究历史遗址的空间分布,有助于深入了解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从而更加科学有效地管理和保护历史文化遗址。以河西地区3?654处历史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对河西地区历史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自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历史文化遗址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但不同遗址类型受影响的程度不大相同,军事设施遗址和石窟寺及石刻遗址更反映地形和区位因素,居住址和城址则对水源和综合自然条件的要求更严格;除军事和宗教遗址外,生产和生活型遗址点多分布于海拔2?200?m以下、距河流不超过10 km、坡度小于15°的平地、微斜坡、缓斜坡和斜坡上;为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人们生产生活一般选择在走廊绿洲平原区,对坡向的要求不显著;遗址呈现出以石羊河中游、黑河中游及北大河中下游3个高密集分布区,另外在疏勒河中游和党河中下游存在2个较高密集分布区。     

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及开发思路

文化遗址旅游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深刻的旅游文化内涵。笔者在对新疆部分地、州旅游资源进行普查与旅游业发 ,发现各地未能充分开发和利用文化遗址旅游资源。本文通过对文化遗址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其分布的规律性、目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新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战略思想。     

何谓大遗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三类：文物、建筑群、遗址。其中关于遗址的定义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大遗址则主要指反映中国古代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等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官室、墓葬群。     

泥河湾保护区地貌特征与地质灾害

根据泥河湾保护区实地调查,黄土台地、黄土沟梁和河谷地貌是发育在“泥河湾层”及其覆地层上的主要地貌类型,其形态特征和形态测量反映了该区流水地貌的现代演化特征。伴随流水地质作用与地貌演化发生的水土流失、泥石流、崩塌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危及保护区的地层剖面。笔者认为该区域地质灾害是多种致灾因素造成的,其中的主导因素是气候、植被和人为因素,通过控制植被因素可以改变目前的地质环境状况。     

大同-阳原盆地古泥河湾湖的岸线变化

本文通过大同-阳原盆地古湖岸线遗迹的分析,阐述第四纪古泥河湾湖的出现、发展和消亡,指出湖泊变迁是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构造运动是主要因素。     

湖北旧石器至战国时期人类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

湖北旧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1362 处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逐渐增加的。旧石器时代海拔50~500 m 的遗址数占当时遗址总数的78%, 而新石器时代至战国 时代71%~95%的遗址分布于0~200 m 的海拔区。该区遗址时空分布变化主要受两方面影响: 一是各时代人类都需要选择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1~2 级阶地为生存地点。而 全新世以来受区域构造抬升影响, 河流下切会形成新河谷, 且构造运动稳定期河流侧旁侵蚀与堆积也导致大量新阶地在低海拔区增多。因此, 人类为适应河流阶地位置变化的迁徙, 导致该省中东部低地区遗址逐渐增多。二是该区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变化还受气候条件影响。旧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十堰东北部汉水流域以及荆州西南和荆门以东, 从河流地貌发育角度看, 该时期遗址分布在较高位置与此时期河流主要分布在较高地势区有关。城背溪文化时期原有的旧石器遗址分布区此时的遗址分布寥寥无几, 相反, 在西南部宜昌附近的长江沿岸却明显增多, 并成为该时期一个重要的分布区。大九湖孢粉谱的特征表明, 城背溪文化期遗 址数只有23 处主要与当时处于全新世湿热期降水量较大以及洪水较多有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对应于大九湖孢粉带Ⅳ的中上部, 这一阶段总体上气候适宜, 是有利于农业文明发展的全新世暖湿期, 在湖北中东部地区各时代遗址数递增显著, 但屈家岭文化时期, 原先分布在长江三峡地区的34 处大溪文化遗址有32 处消失, 而在襄樊-荆门-孝感一线以北的较高地势区却猛然增长了近90 处, 此种变化主要与当时水域范围扩大有关。楚文化时期对应于大九湖孢粉带V, 处于全新世温干气候阶段, 但当时的温湿条件仍有利于农业耕种, 故该时期遗址数骤增至593 处。湖北东南部海拔0~50 m 的湖群区因地势低洼, 洪涝严重, 所以成为历代遗址分布最少的地区。     

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与土地资源的保护

社会经济保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关键是保护好农业用地资源。科学地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切实实施规划是保护好土地资源,以保证其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然而,近年来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存在各种问题和弊端,既影响规划的实施,也下利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必须认真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编制要点

实现生态保护和矿产资源开发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有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本文通过总结编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的相关经验,对编制时的各重要点进行了简单叙述,得出确定复垦方向是方案编制要点中的要点。说明合并编制此方案对于引导矿山环境的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编制要点

实现生态保护和矿产资源开发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有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本文通过总结编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的相关经验,对编制时的各重要点进行了简单叙述,得出确定复垦方向是方案编制要点中的要点。说明合并编制此方案对于引导矿山环境的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州-洛阳地区史前连续文化聚落的 K-means聚类挖掘研究

利用K-means聚类算法和GIS组件SuperMap Objects,开发了基于连续文化序列的空间数据挖掘系统,运用该系统对郑州—洛阳地区史前3个连续文化时期的聚落进行数据挖掘,提取聚落遗址群的聚类规则。通过对聚类规则的分析可知,在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那些靠近聚落群中心且面积较大的高等级聚落,在位置和交通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具备中心聚落的特点,成为中心聚落的潜力大,有发展成为王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