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差异性,其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本文以中国337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泰尔指数、位序-规模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9—2018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整体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① 中国城市房价增长呈现出波动性特征,整体分异程度增强,房价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型”结构,收入则表现出平稳增长态势,整体分异度降低,城市体系呈现“橄榄型”结构,在房价与收入共同影响下,房价收入比整体差异性显著加强;② 城市房价空间格局表现出“地带性”与“等级性”差异并存,而收入更多表现出“地带性”差异,房价收入比则以“等级性”差异为主;③ 城市房价和收入类型的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较强,高、低水平城市存在两极分化与“俱乐部收敛”现象,房价收入比稳定性相对较弱。对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时空分异格局和空间关联效应的分析,可以为探索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空间分异模式与机理提供必要研究基础。     

中国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县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和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完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00—2017年中国县域碳排放数据,分析了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总体变化、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集聚特征,并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下,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呈现先急后缓的增长趋势。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加大,且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差距悬殊。② 县域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地区,空间极化效应明显。③ 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的区县数量逐渐增多且分布重心向西北移动,而低—低集聚的区县数量不断减少,主要集中于中南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集聚类型具有空间锁定效应。④ 人口密度、政府财政支出对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第二产业产值规模、碳排放强度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中低碳排放水平区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实现整体碳减排的关键。因此,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区县碳排放的阶段性差异,实现落后地区发展和转型“两手抓”的同时发挥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在碳减排中的先导作用。此外,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作为现阶段县域碳减排的主要手段。     

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分析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验证性空间面板模型,本文探讨了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① 自创新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各省区创新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几乎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加速过程,说明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提升,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仍然在创新产出中居于压倒性地位,导致“沿海—内陆”分化加剧和区域鸿沟的进一步突出,省区创新可能会陷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② 中国区域创新产出与创新投入的空间集聚随时间推移不断强化,通过识别不同时期各变量“热点”,表明创新产出“热点”地区与创新投入“热点”具有高度的时空耦合特征;③ 人均GDP、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及在校大学生数对省区创新产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省区间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知识溢出的地理区域跨越了省区边界。空间依赖性的存在导致省区间创新活动具有反馈效应,相邻省区的知识溢出对该省区的创新活动具有实质性影响。     

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展望

集聚经济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着本源联系。论文系统梳理集聚经济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归纳集聚经济阐释城市空间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思想,明确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是具有本源联系的。进一步回顾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程度与机制,发现以人口密度等指标为代表的集聚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可从“宏观过程”与“微观过程”两大视角探寻城市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解释机制。这一工作不仅是以往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回顾的一个延续,也为后续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高级别景区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打造高品质旅游集聚地并构建多站点景区游览环线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论文基于2006—2018年288个城市评选的最高级别景区——“5A”景区的数据,将“5A”景区划分为自然类、人文类、综合类3类,借助ArcGIS、Stata等工具探索了“5A”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探讨了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中国“5A”景区存在“东中集聚、区域失衡、禀赋不一”的空间分布特征,综合类景区数量严重不足。其次,高级别景区能显著推动本城市的旅游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合作与空间竞争效应。其中,同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竞争效应,且主要表现为对同类型景区间的竞争,竞争范围为0~400 km;跨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合作效应,且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景区间的合作与互补,最优合作范围为200~400 km。最后,对比各省域内部景区空间分布发现,同一省域内城市多以自然类或人文类“5A”景区中的某一类景区为主,即同一省域内部可能存在针对同类景区的同质化竞争问题。研究结论将为旅游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空间优化提供经验证据。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动态影响

本文旨在揭示互联网影响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净效应及其动态变化。首先,将互联网分散力与集聚力的相对变化纳入互联网动态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理论假说;其次,利用中国2004年、2008年、2013年3次经济普查中289个地级市的2247万个企业的微观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城市内部就业集聚指数;最后,构造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互联网能显著促进城市内部的就业集聚,但随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其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城市就业的空间多中心性不断提升,即就业向远离城市主中心的次中心集聚;对于高发展水平的城市,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促进了就业先短暂分散,而后“边际递增”式集聚。本文研究发现对于预判未来城市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指导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增长动力与区域收入的空间分布规律

为探究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地域差异以及与区域收入之间的空间分布规律,本文以中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浙江省为样本,构建了数字经济增长动力要素指标体系,并首先提出了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构想。借助Weaver-Thomas模型、灰色关联分析以及GIS分层设色法,从地级市层面对浙江省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构成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并验证了其与区域收入的关联性。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数字经济增长动力类型特征呈弱波动状态。② 从整体空间格局来看,数字经济增长呈现以杭州和宁波为核心的“双核心”空间格局现象,产业供给动力主导型主要分布在浙西南地区;市场需求动力主导型、信息应用动力主导型及创新驱动动力主导型主要分布在浙西北地区。③ 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与区域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较高的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指数对应的地区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反之亦然。数字经济主导动力结构的变化正在形成一种复杂多样的区域经济增长行为模式。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ss-feeding livestock breeding in China: An economic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feeding livestock breeding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grain-consumption type animal husbandry to grain-saving type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and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ompetition for grain between people and livesto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version standard for the breeding quantity of livestock, and then use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econometric models and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sequential variation process, geographical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ss-feeding livestock breeding in China.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The breeding quantity of grass-feeding livestock in China has an obvious overall growth trend, but there is an obvious difference among the livestock species. During the period 1978–2012, the breeding quantity of grass-feeding livestock in China grew by 92.5%; and the breeding quantity within the same period was beef cattle > sheep > dairy cow. 2) On the county scale, the number of increasing areas of the breeding quantity of grass-feeding livestock is larger than the number of decreasing areas, and the growth rate of breeding quantity of grass-feeding livestock in northern China is higher than that in southern China, which initially forms the pattern of “hot in the north and cold in the south”. 3)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shows that the per capita output of grain, proportion of productive land area, urba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level,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policy factor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feeding livestock breeding, while the per capita GDP, urbanization level and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have obvious negative effects on it. 4) Grass-feeding livestock breeding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major types of areas, and each type of area should be regulated and controlled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focus of attention according to regional conditions and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力资源格局的重构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人口流出地的人口质量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运用IPF等方法对2000年和2010年全国2294个县域空间单元的农村人口的教育年限进行了估算,并基于区域人力资源的定量测算,对2000—2010年之间全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空间格局的相对变化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力资源总量减少了3.0%,人力资源总量的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地域差异主要体现为东西差异和省际差异,空间集聚态势显著但均衡性增加;② 人均人力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10 a间提升了17.4%,县域单元农村人力资源的相对减少主要发生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地级市市辖区的农村人力资源则有所增加,人均人力资源下降的地区超过50%;③ 根据人力资源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源的变化,县域单元存在同步增加、同步减少、质增量减、质减量增4种类型,2000—2010年间,平原县和丘陵县、粮食主产区、贫困县的人力资源变化需格外重视。平原和丘陵地区同步减少型县域单元的比例均超过40%;粮食主产区农村人力资源总量优势明显,但人均人力资源下降的比例高达64.6%;贫困县同步增加型地区的比例达到43.9%,但人力资源水平仍然与非贫困县有一定差距。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遏制平原县、丘陵县和粮食主产区人力资源质量下降,提升贫困县人力资源总体水平是当前农村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结构分析

依据入户调查资料 ,文章重点分析了现阶段西藏农牧民的收入结构 ,包括收入来源、收入性质、现金收入等内容 ,探索了不同地区 (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一江两河农业开发区、城郊区等 )及不同收入段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的差异。通过分析发现西藏农牧民收入有以下特征 :①收入以实物为主 ,现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少 ;②城郊区农牧民收入多样化指数高 ,农牧民收入高 ,收入多样化指数与农牧民收入正相关 ;③低收入农户收入来源单一 ,抗风险能力弱 ,收入增加困难 ;④从生活质量看农区优于牧区 ,半农半牧区农牧民生活质量最差 ;⑤影响农牧民人均收入的主要因子为人均生产性投入、区域通达度等。     

基于污染足迹模型的湖州市农业污染评估

太湖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呈现严重恶化趋势,农业污染物的排放是太湖流域水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业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生产过程,不同于以往分开论述三者对水环境的影响,本文基于全国第一次污染普查数据,运用污染足迹模型定量分析了湖州市农业面源(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生产产生的污染物对水环境的影响排序为:磷>氮>有机物;(2)各农业生产类型对水环境的影响排序为:水产养殖业>种植业>畜禽养殖业;(3)湖州市各区县对水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通过对湖州市农业污染足迹评估,可以明确地提出哪种污染物类型、农业生产类型和区域是湖州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点。研究结果可以为太湖流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畜禽养殖的空间格局与重心曲线特征分析

以中国畜禽养殖的空间格局为研究目标, 利用2007 年分县的统计数据及农业调查数据, 构建标准猪、地均猪、人均猪等指标, 使用GeoDa、ArcGIS 等软件, 借助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分布图系、重心曲线等方法, 对中国县域畜禽养殖空间分布规律、空间格局进行分析。主要结论:① 空间聚类趋势分析表明, 标准猪和人均猪在全国和局部聚集特征都显著, 而地均猪在全国的聚集特征不明显, 局部有聚集特征;② 虽然标准猪、地均猪和人均猪等不同的刻画方式对应着不同的分布图系、重心曲线和不同的分区方案, 但是却存在着潜在的统一分区方案。只是, 每一分区中各级别重心的归属依据与相邻级别重心的间距进行调整。由此, 中国畜禽养殖可分为畜养极疏区、稀疏区、相对稀疏区、一般稀疏区、一般区、相对密集区、密集区、高密区等8 个区;③ 存在着一条畜禽养殖疏密分界线, 该线自内蒙古新巴尔虎左右旗交界处到海南省东方市西海岸。     

基于贫困分级的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是中国贫困县最多的山区省份,同时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典型省份。针对当前研究中未能深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各地贫困程度关联性、未能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忽视关键地理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等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各县按照贫困程度的差异划分为4个类别,使用云南省129个县（市）2010—2018年产业、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地形-气候综合优劣度”作为非经济指标,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和空间格局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了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认为有必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制研究

借助多元逐步线性回归、GWR等模型方法,探讨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最后提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建议。结果表明： 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拉大,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空间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拉动效应、服务业带动力和交通通达程度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由早期的正向拉大作用为主,逐步演变为负向抑制效应。 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比重,激发市场活力,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资源开发,开辟致富增收新路径。     

Rural Poverty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Yunnan Province,China: Based on County Level Datase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rmulating accurate strategies that are targeted for a certain area. Yunnan Province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overty counties in China. The vast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poverty-line, and the deep degree of poverty across a wide distribution range, pose major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rural poverty incidence data,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ural poverty patterns in Yunnan Province in 2010 and 2015, and then it explores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incidence and changes in rural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Yunnan Province using a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rural poverty in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was deeply affect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2010 and 2015, the rural poverty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light, while it was more serious in the northwest, northeast and south regions. The pattern of county poverty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opography and landforms of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re are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in Yunnan Province with both the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se factors are related to the living standard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necessary for the peasantry to sustain their livelihood. The change in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5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anges in the value-added of the primary industrie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se correl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industr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ifting rural resi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out of poverty so they can achieve prosperity.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for rural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still the main points for focused efforts. In the current pha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Yunnan Province should emphasize increasing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formulate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 Consumption in Guilin City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 consumption not only helps to reveal the utilization intensity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ecosystem in Guilin, but it also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cosystem investment, trade, subsidies and taxation by the Guil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consumption, the physical quantity accounting method is adopted for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es, such a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This analysis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level,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f the main ecological products in Guilin among the various counties. The results fit into four main themes. (1)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the main ecological products in Guilin varies either extremely significantly or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counties, but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produc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or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ereals, melons and fruits, pork, poultry, beef and mutton, fresh eggs and mil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2) There are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fruits, pork, poultry, beef and mutton, fish, fresh milk and vegetable oil among urban residents in different counties. There are also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ereals, pork, poultry and alcohol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counties,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fresh eggs and milk.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ecological products by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varies with the type of products. (3) Th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all counties in Guilin mainly follow the “cereal + vegetable + fruit + meat” pattern for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cereal + vegetable + meat” pattern for rural residents (except for the rural residents in Pingle, which show the “cereal + vegetable” patter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4) There is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Guilin and China's recommended standards, except for cereals and meat. The main problems are excessive meat intake, and insufficient intake of dark vegetables, fruits, eggs, milk and fish. Therefore,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forestland, grassland, water and other resources in the area, and vigorously develop fishery, fruit and vegetable production and herbivorous animal husbandry to meet people's ecological needs for dark fruits and vegetables, eggs, milk and fish in Guilin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