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19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深入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模式与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中国数字经济呈现平稳发展和空间集聚趋势,发展重心偏向东南部,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东强西弱格局,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四级”格局逐渐清晰。加速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中西部地区,起跑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胡焕庸线”以东,平衡发展型城市呈现零星分布。信息化基础、地理区域、经济水平、人力资本等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与演化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化基础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地理区域的影响逐渐弱化。     

中国信息化发展进程及其时空格局分析

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信息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各地区之间差异显著。关于中国信息化水平的测定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等单指标层面,关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研究还很少。通过建立IDI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测算变差系数等方法,从宏观和中观区域视角比较系统的剖析了中国信息化发展区域差异的时空格局。研究发现,2000~2010年,中国四大板块之间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自东向西呈阶梯状分布;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较快,区域之间数字鸿沟有所缩小。从中观省级层面上,2000~2010年,省际之间信息化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但空间格局有较大变化,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另外,信息化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中国信息化发展进程及其时空格局分析

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信息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各地区之间差异显著。关于中国信息化水平的测定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等单指标层面,关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研究还很少。通过建立IDI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测算变差系数等方法,从宏观和中观区域视角比较系统的剖析了中国信息化发展区域差异的时空格局。研究发现,2000~2010年,中国四大板块之间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自东向西呈阶梯状分布;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较快,区域之间数字鸿沟有所缩小。从中观省级层面上,2000~2010年,省际之间信息化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但空间格局有较大变化,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另外,信息化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数字地理视角的乡村研究及展望

在数字技术日渐渗透进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成为地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地理学研究出现“数字转向”。在以城市为主体的数字地理研究不断涌现之时,乡村也日益融入全球信息与技术网络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向乡村渗透,乡村的“数字化”研究理应受到重视。数字技术在多个层面影响乡村的发展,从城乡数字鸿沟、乡村重构和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身体三个角度梳理数字地理研究背景下数字技术对乡村的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乡村数字技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的城乡差异使得城乡数字鸿沟扩大,而乡村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推动城乡互联互通,缩减城乡鸿沟。乡村在与数字技术邂逅过程中,日益转变为混杂空间,数字技术重构了乡村性和乡村关系网络。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下,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的身体实践能够反映乡村社会中人地关系互动的变化,也深化了对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呼应地理学的“数字转向”,研究从城乡、乡村和身体尺度思考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有益于从其相互联系中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路径,为乡村研究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成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综合运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多种方法,探究2016年中国东北地区数字经济总体以及各分维度发展特征与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对空间分异的成因进行探测与比较。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全国其他地区存在滞后,内部极化明显,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2)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省域内部差异是导致各分维度差异的主因。(3)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在空间上既有协同发展态势也有分异特征。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发展优势突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明显滞后。(4)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受区域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信息化发展基础与潜力以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其中,人口素质是主因。分维度对比发现,智慧民生分维度与其他分维度发展空间分异的成因差异明显,其影响因素相对单一,且受实体经济基础影响较弱。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模式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转折点上,采用重心模型、位序-规模模型和弹性系数等方法,对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模式及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增长态势阶段性放缓、经济重心东移、经济发展极化程度下降以及以贸易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以及产业链关联等演化模式。未来,全球性与区域性经济治理、地缘关系等因素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全球经济重心将持续东移,全球经济格局演化和国际秩序变革将加速推进,各国应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技术应用业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表现,将数字技术应用业的区位及驱动因素纳入其研究框架对成渝双圈实现产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成渝双圈2014—2023年4 348家数字技术应用企业样本,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及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刻画成渝双圈数字技术应用业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各类要素对成渝双圈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发展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1)成渝双圈数字技术应用企业数量逐年增加,小型规模的企业数量增加最多,其次为微型、中型和大型企业。企业分布覆盖范围连年扩大,呈现“中心城区集聚,周边梯度扩散”的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分布与产业园区和高等院校的地理格局高度契合。(2)集聚水平总体上升,呈现“东（略偏南）-西（略偏北）”的空间演化态势,由“单中心主导”过渡到“双中心辐射”,逐渐演化为“多中心扩散”。(3)在分别以成都、重庆中心城区为中心和成渝双中心的观测尺度上,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峰值分别为30 km、4 km和50 km,集聚最优值分别为270 km、130 km和360 km。(4)经济基础、市场潜力和政策保障因素驱...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2009—2018年西藏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选择地理集中度、基尼系数、不一致指数等指标,研究2009—2018年西藏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时空格局,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西藏人口与经济分布表现出稳定的非均衡格局,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特征,地理集中度高值区与河谷平原、交通干线、行政中心的分布耦合性较强。西藏人口与经济空间匹配的整体非均衡性不断减弱,县区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空间分布和发展态势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水平是影响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的主导因素,三者影响系数绝对值均大于10%,其次是政府调控能力、道路基础设施、物质资本和医疗基础设施,而社会消费水平的作用不显著。各因素对不一致指数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表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水平对大部分县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吸引人口方面,经济实力、物质资本、医疗基础设施、政府调控能力对县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其中经济实力的影响范围囊括所有县区;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道路基础设施、社会消费影响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     

电子商务专业村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国淘宝村数据

电子商务专业村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论文基于2015—2020年全国淘宝村空间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求电子商务专业村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基本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时空演化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特征;②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强度逐年增强,高强度集聚范围逐年扩大,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出现高强度淘宝村集聚区;③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分异特征,空间聚类区分布相对稳定,高—高(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苏南、浙江、福建的泉州、莆田和潮汕揭城市群;④ 各影响因素对淘宝村空间格局演化具有不同的解释强度,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是高作用影响因子,政府行为影响力稳步上升,社会经济影响呈“U”型变化态势,三级影响因素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推进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深化专业村发展理论、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世界信息化发展空间格局及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对全球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空间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地理学家关注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尤其是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空间不均衡分布(即所谓的"数字鸿沟"),这将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信息时代,良好的区位意味着可接近、快速沟通与高收益的网络,即高信息化发展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并计算洲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变差系数CV,系统研究世界信息化发展进程、空间格局及存在的数字鸿沟。另外,还分析并揭示了我国信息化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期对中国信息化发展提出政策和建议。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some issues in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The long-term trend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dissemination over the 20^th — early 21^st centuries are investigated. Innovation waves of diffus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its territorial unevenness are discussed.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competi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of differe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of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overtaking” scenario of “catch-up” development in the sphere of informatization. Global diffus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elephony,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digital divide” are outlined. Some issues related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pennes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re discussed.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目前的普及率还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在空间上,中国东、中、西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异显著,省际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域集中性,同时,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通过分别对2001年和2008年31个省市(区)的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选取的11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影响区域互联网普及率的3个主因子:区域现代化综合水平因子、区位因子和信息基础设施因子,并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发现各个主因子的影响系数发生了较大变化。最后,动态地分析了各个主因子是如何影响互联网发展与变化的,并为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非洲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地理格局差异研究及对策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而非洲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最边缘,信息化的挑战源自边缘化与依附性并存。非洲面临贫困和数字鸿沟双重困境,使得信息通信技术在非洲的应用尤为重要。本文在综述了非洲信息技术项目进展和学者研究进展之后,从非洲东、西、南、北、中部5个地区分别选择3个信息化程度相对较好的国家,对比2000年、2008年两个时间点的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情况,分析信息通信技术在非洲的应用特点,并提出发展措施。得出结论：非洲的技术应用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地区,服务成本却远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移动电话应用快于固定电话,互联网发展迅速但起点太低。因此,需要从政策、减贫、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在非洲的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研究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对于防疫抗疫资源的合理配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与应对以及未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时间和空间尺度,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城际空间扩散过程,归纳总结扩散模式,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6个阶段,并在空间上表现出邻近扩散、迁移扩散、等级扩散和廊道扩散等地理模式;地理邻近性、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交通网络、疫情防控管理等因素对疫情的空间扩散具有显著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和模式一定程度上是“流空间”网络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模式的一种反映,与地理邻近性、社会经济联系的跨区域性及人类活动的时空规律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以期为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也为中国未来应对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提供经验借鉴。     

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经济区划研究

区划是地理学认识地理环境地域分异规律和优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有效手段。本文首先借鉴已有研究,对区域生态经济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及生态经济区划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生态经济区划原则。其次,通过设计两级生态经济区划方案,首次对中蒙俄三国重要的经济增长轴带“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一国际区域进行了生态经济区划探索研究。基于研究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经济开发强度等人文经济要素,首先将研究区划分为6类生态经济区。通过引入人均环境污染物产生量、土地利用类型、产业结构、人均GDP、城镇化率等具体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指标,进一步将研究区细化为19类生态经济亚区。最后,综合对比分析各类生态经济亚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特征及地域分异规律,贯彻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其确定为优化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和保育发展区3类,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区的绿色发展建议。本研究将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绿色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大城市内部连锁超市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区位选择——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

连锁超市已成为中国大城市内部零售商业的主要业态。针对目前研究中对城市内部尺度连锁超市空间布局问题关注不足,本文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分布状况、不同类型超市的区位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包括点模式分析、空间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结果发现: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总体分布呈中心到外围递减的倒"U"型集聚特征;不同类型苏果超市的分布特征不同,华润卖场的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社区店、便利店的分布相对集聚;空间分布热点呈蔓延扩散与等级扩散混合模式。运用Binary Logistic二分逻辑回归对影响超市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情况、消费者规模、交通通达性、居民购买力、城乡差别、公司战略等多种因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推动了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已成为地理学研究中一个新的问题。从网络普及率、网络信息资源丰度及互联网商业应用三个角度初步探讨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存在的区域差异,并设计了互联网发展指数(IDI)、从人均的角度反映互联网发展的综合水平。表明: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梯度不同的是,西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稍高于中部地区;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互联网发展综合水平的差异同样显著,按照IDI值大小被划分为6个等级。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区域人口素质水平、区域信息和知识生产能力对我国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强,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和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也较显著。     

Digital Divides in New South Wales: A research note on socio-spatial inequality using 2001 Census data on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social and spatial inequalities in personal us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drawing on data made available recently as part of Australia's national census, undertaken by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2001. Data on both computer and Internet use are analysed in a number of ways: patterns of use and non-use of the technology are examined across New South Wales in relation to a number of variables, including age, place of birth, indigeneity, income and educational status. Selected results are mapped for State-wide trends and within Sydney, revealing spatial inequalities both across and among regions.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strength of association between computer and Internet use and other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lass as well as spatial dimension to Australia's digital divides. Educational status and income mediate use of computers and Internet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to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ocation, indigeneity and birthplace. Such observations reinforce those made elsewhere regarding the uneven geometries of power apparent in information economies, and suggest interventions in public policy debate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telecommunications provision, resourcing of public school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0—2014年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整体目标的基础,由于“至2015年使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并未如期实现,使得2030年零饥饿目标的实现面临更大挑战。鉴于此,亟需从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化中寻找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内在原因。在建立粮食安全评价因子数据集和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数据集的基础上,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评价2000—2014年172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进而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空间模式与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粮食安全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水平“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空间模式,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除东欧以外的欧洲区域、北美洲、大洋洲和东亚部分国家,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西亚地区、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② 在99%的置信水平上,欧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热点和冷点,在非集聚区,海地和朝鲜等国存在长期粮食不安全问题;③ 全球粮食安全格局总体稳定,但极不安全和不安全组的内部变化明显,粮食安全水平波动最大的国家也是粮食最不安全的国家;④ 年平均气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获得洁净用水的人口占比、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是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2013年出现趋势性逆转。受气候变化、居民购买力、健康卫生水平和政治经济稳定性影响,全球粮食安全始终波动不稳,局部区域目前仍面临突出的粮食安全问题。为此,建议制定基于粮食供给、食物获取、食物利用和政治稳定性四大支柱的粮食安全战略,并通过全球乡村振兴策略来推动粮食安全建设,同时逐步引入城市农业等多元化生产方式,使高度城市化区域建立起更富弹性的食物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