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自上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 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 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 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 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企业异质性、技术关联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标志着中国逐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论文利用Oriana亚太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微观企业数据,在刻画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空特征及演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企业异质性和技术关联效应等多角度考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东部企业较西部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技术关联度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研究从更丰富全面的视角理解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决策,为科学合理地指导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科学支撑。     

中国石油开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能源的消耗亦大幅度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一位的能源消费大国。目前国内生产或以贸易进口石油已无法满足需求。在这种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是保证能源供给的可行路径之一。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等数据,从中国能源产业近年对外投资特征入手,着重探讨了石油开采业在世界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背景与投资模式,具体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对外投资的机遇与挑战,以期为中国石油开采业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应的应对措施。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中国对美国州层面直接投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探究——以得克萨斯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历程。2016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FDI）流量与存量先后跃升至全球第二位,由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转变为世界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在中美双方经贸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背景下,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位东道国。投资是落于具体地域的,不同尺度地域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导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时空分异的重要原因。立足于中国（投资母国）视角,以美国州内各选区为研究地域尺度,利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美国典型州——得克萨斯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与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引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COFDI在得州内各选区间投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得州内COFDI存量持续增长,但阶段性特征明显;(2)得州内COFDI以国有企业并购为主,且主要集中在能源产业;(3)COFDI州内集聚程度较弱,局部选区间多呈现出相异属性集聚特征;(4)市场规模、劳工人数、交通通达性、华人移民数对C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成本、教育水平、税率、经济密度对COFDI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政府、跨国企业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技术进步路径的理论与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中国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稳步推进。为了揭示其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发展中国家逆梯度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环节,在理论层面上阐述技术进步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并采用我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给出经验证据。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均衡化和生态化趋向明显且具有空间差异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逆梯度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水平均对自身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我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中,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显著并呈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因素研究

针对近年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历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综合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投资重心演变,并结合2007-2015年投资东道国国际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投资分布极不平衡,以亚洲为主,重点流入避税地,整体投资重心沿北纬23°西移,投资来源地主要为珠三角地区;（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行业、方式等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民营企业是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跃;（3）东道国市场、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是影响广东省投资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成本和集聚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国家,而其中民营企业是对美投资的突出力量。运用EXCEL和ARCGIS软件,定量分析了2000年至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州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灰色关联法,探讨了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结论为:中国民营企业在美投资的空间格局呈现出集中于一点(五大湖地区)两带(太平洋沿岸和大西洋沿岸)的特征。投资动因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和技术创新导向性。各州的GDP、对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人口数、专利数量以及RD支出是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子。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使一国只能低效地参与国际生产一体化,会大大削弱其对外竞争力。因此,本文认为,对中国而言,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势在必行。由于中国有效的资本控制及人民币汇率的坚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不大,反而为中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验相当于中国的一次“免费课程”,本文从中找出了一些对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CSSCISSCI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统计数据归纳了2000年以来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演变,揭示出江苏对外资投资存在着整体规模不断上升、投资区域向发达国家集中、投资行业第三产业超第二产业、民营企业成为中坚力量、苏南占主导地位等结构演变特征。并且利用相关理论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的人均GDP、外汇储备量、区域间贸易联系、国家和地方政策,东道国的关税率、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企业的资源因素、利润率和企业性质均对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     

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东北三省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必经阶段,也是实现全面经济振兴的重要契机。在中国进入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东北亚经济圈建设等为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2003~2014年的省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境外投资机构等数据,全面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空间特征及其在国内地位,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深入地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战略及政策建议。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农、林、矿等资源型行业,具有显著的贸易服务、市场服务特征,并且对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依赖较大;② 技术水平和金融环境对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③ 未来东北三省应推进企业联合投资和空间差异化投资战略,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带动作用,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和技术追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和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近年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日益转向亚洲,并向我国集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日益深刻。本文在分析大量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转移和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特点与趋势,重点分析了日本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     

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及其效益探析

近年来，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极为迅速，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遥居首位，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主要投资地为中国大陆。本文在分析大量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变化、区域格局的特点，并分析其对大陆直接投资给香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吉尔吉斯斯坦金矿床综合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含矿系数”

近年来,随着我国矿产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展开,位于中亚地区毗邻我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备受关注,因其内生金属矿产丰富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尤以金矿床为重。笔者在研究吉尔吉斯斯坦金矿床资料时发现,“含矿系数”被广泛应用于矿体圈定及储量估算中,其概念为工程控制的工业矿体与含矿地段的长度比,同时也发现“含矿系数”在圈定矿体过程中存在歪曲矿石质量现象,甚至直接导致矿床(体)经济意义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