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旅游流时间分布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响应——以云南省黄金周旅游客流为例

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旅游地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历来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但国内外学者对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关注较少。中国黄金周旅游流是典型的高强度的短期旅游流。选择云南省的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 座重点旅游城市的7 处代表性景区为案例,建立黄金周客流周内分布偏度指数G,并使用相关分析及Person 相关系数,发现存在景区短期旅游流时间分布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响应现象,其机制为：在假日制度时间约束下,距离旅游集散中心的时间距离成为影响各城市及其代表性景区黄金周客流时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时间距离越大,则黄金周客流峰值出现时刻越迟,G值越高;而部分景区同时受不同尺度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出现客流时间分布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多重响应现象。     

旅游流流量位序-规模分布变化及其机理——以四川省为例

以四川省为实证区,借助齐夫(Zipf)定律,证明了国内旅游流和入境旅游流的流量位序—规模分布均满足齐夫法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1996~2005年各年旅游流流量位序—规模双对数坐标图上无标度区范围、标度分段特征和各标度区内部流量密度分布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入境旅游流,其流量规模分布结构的无标度区范围都呈逐年扩大趋势,但其空间分形结构和分布形态变化却有较大差异,其中国内旅游流的分形结构由最初的局部分形演化为单分形,再由单分形退化为双分形结构;空间分布形态则由帕雷托(Pareto)分布模式向对数正态分布模式转变。入境旅游流的分形结构没有出现双分形退化,其空间分布形态也基本保持不变,仍呈帕雷托分布模式。两种旅游流规模分布不同步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交通条件改善和新旅游景区(点)开发对国内旅游者和入境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不一致造成的。     

旅游流齐夫结构及空间差异化特征——以四川省为例

借用Zipf指标和差异度指标,采取由“假设”到“论证”的研究方法证明旅游流规模结构符合Zipf法则。以1996年至2004年四川省国内旅游统计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旅游流的规模等级结构特征。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流规模结构符合Zipf定律,具有分段特征,用回归拟合可进一步分析各标度区的内部结构特点。标度区可分为有效标度区和无效标度区两种类型。从四川省旅游业的发展情况看,旅游流规模结构中无效标度区的空间分布面积逐渐减少,而有效标度区面积正在逐步扩大。Zipf参数可以用来进行标度区分段,分析有效标度区的内部结构和旅游流总体结构体系的变化规律;对不满足Zipf法则的分段区域,则用均衡度和差异度分析其内部结构的差异化程度。用Zipf参数分析有效标度区,用均衡度和差异度指标分析无效标度区旅游流规模结构所得结果既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同时又能更清晰地反映该结构的标度分段特征、各标度区内部的差异化程度以及历年所发生的结构分布变化规律,这对丰富旅游流的分析方法具有重要价值。     

旅游目的地区域(TDD)及其空间结构研究——以西安为例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以西安为例,对旅游目的地区域(TDD)进行了界定。以"一日游"旅游行为基准给出了西安旅游目的地区域范围,即以250 km为半径,相当于单程旅行2.5小时的通达范围。并发现西安TDD对周边地区旅游客源产生了明显的截流效应。分析了主要旅游景点(3A以上)的空间分布特征,认为呈现集聚分布,有利于旅游资源组团式开发。运用洛仑兹曲线,发现西安市出行的5条主要旅游路径利用强度存在严重不均衡。文章结论主要包括:TDD的核心表现为旅游区、旅游节(景)点和旅游路径三种空间要素,其中对旅游目的地区域发展影响较大的两个要素是高级别景区与旅游路径,二者决定了区域旅游产业的规模、空间分布和旅游流向。随着区域旅游一体化的推进,客观上要求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旅游热点地区要逐步打破地区壁垒,共同开拓市场,优化旅游景点组合,打造旅游精品群,以促进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基于旅游数字足迹的夜间旅游流网络结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马蜂窝旅游网重庆市旅游数字足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Ucinet和ArcGIS软件,以重庆市夜间旅游景点为节点构建夜间旅游流网络结构,以中心度、中心势、密度、结构洞为指标,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分析网络结构的特征。结果表明：(1)重庆市夜间旅游流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存在“核心-边缘”层级结构形态,受核心节点影响较大;(2)根据旅游节点的集聚和扩散能力的差异,夜间旅游流网络主要分为扩散型、集聚型、平衡型3种类型;(3)网络具有结构洞的特征,存在节点间有共同联接节点但彼此不存在旅游流联系的情况;(4)重庆的夜间旅游流主要受交通条件、旅游接待能力、旅游服务水平、旅游资源、政策条件、经济发展的影响。     

旅游体验视角下旅游流网络结构比较研究——以黄山市为例

随着当代社会表现出日益凸显的流动性特征,旅游流在旅游地域系统的要素关联和空间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旅游体验会对旅游者的空间行为造成影响,产生游中和游后差异性的旅游流网络,为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黄山市为研究案例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游中和游后的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在旅游流网络结构方面,游中和游后的旅游流网络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游后的旅游流空间网络规模及范围较游中发生了显著变化,旅游者倾向于对更大空间范围内的邻近节点进行组合游览;（2）在旅游流节点功能方面,核心节点在游中和游后均发挥重要的辐射和集聚功能,游后旅游流节点功能整体提高,部分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节点成为游后旅游流网络的关键节点;（3）在空间组织重组和优化方面,进一步增强区域内部核心旅游节点的旅游流集散功能,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空间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是未来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发展和调整的总体趋势。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相关结论展开讨论,并分别从空间格局、线路组织和交通体系三个方面,对黄山市旅游网络结构合理优化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小波分析的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旅游流时间特征研究——以江苏省125家高等级旅游景区为例

基于江苏省125家高等级景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客流量数据,运用小波分析和Mann-Kendall突变检验等方法从趋势性、周期性、突变性和季节性4个角度分析不同类型景区旅游流的时间特征。结果表明：(1)产业融合类、历史文化类、自然生态类和现代游乐类景区游客量的趋势曲线分别呈“单峰双谷”“双峰双谷”“多峰多谷”和“双峰双谷”型。(2)四类景区客流量呈多周期性的特征且第一主周期存在差异性。产业融合类和历史文化类景区约19个月形成1个周期,呈现“长周期”特征;现代游乐类和自然生态类景区约6个月形成1个周期,呈现“短周期”特征。(3)四类景区的客流量突变点存在差异性。产业融合类景区呈“突变点少、春季集中”的特征,自然生态类景区呈“突变点多、四季分散”的特征,现代游乐类和历史文化类景区呈“突变点多、春冬集中”的特征。(4)4个大类和16个亚类景区的淡旺季分布、长度和淡旺程度存在显著差异。(5)受疫情影响,2020年旅游景区旅游流的趋势性、突变性和季节性具有特殊性。     

“新型旅游”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探讨——以福州市周边乡村为例

基于对Poon的“新型旅游”概念及其形成背景和特征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新型旅游”具有体验性强、组织灵活、信息化程度高、形式新颖等特点.以此为基础,结合福州市周边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产品设计特色化、灵活化、环保化、体验化等产品开发原则,文章认为福州市乡村旅游发展可采取蓝色之旅、绿色之旅、农桑之旅和人文之旅等四大策略.     

多维“流”视角下区域旅游网络结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基于多维流视角,运用GIS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云南省旅游经济流、客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网络结构差异特征及相互影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云南省供需两侧旅游流反向发展态势明显,旅游流网络异质演变特征明显,流量水平趋高,而流质水平偏低。旅游经济流发展未能随着旅游客流和信息流的发展而增强,网络密度偏低且长期存在旅游经济发展孤点,旅游经济合作交流不足。各州市在旅游经济流网络中“零和竞争”的偏利非共生发展态势,使得旅游市场领域存在一定的“公地悲剧”现象。云南省旅游流节点水平及其空间特征差异显著,”核心-边缘”结构明显。云南省旅游经济流受到旅游客流的中介力、旅游信息流的推动力、旅游资金流的拉动力三者的共同作用影响,各作用力影响程度表现出强弱历时性差异演化,旅游客流中介力持续增强,旅游信息流推动力稳步强化,旅游资金流拉动力显著下降。云南省旅游经济增长及旅游经济流网络发展驱动模式,正逐步由“供给侧拉动型”向“需求侧推动型”转变。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不同时间尺度周期的旅游客流量波动特征研究——以西藏林芝市为例

采用季节指数、滤波分析和集中指数、饱和曲线与峰值指数等方法,对林芝地区旅游客流波动特征从年际、月份和日变化三个尺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2014年,林芝地区旅游接待总人数呈现大幅度增长,绝大比例来自国内旅游;旅游发展经历了探索期（1990-2000年）、参与期（2001-2006年）和发展期（2007年至今）三个阶段;旅游季节性波动特征明显,且季节强度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倒V”型,其中每年5月-10月为旅游旺季;相对于季节波动地区日变化更为突出,在五一、端午、十一等小长假期间出现高峰且节假日客流分布集中。分析认为,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制度、交通可达性、突发事件对林芝地区旅游的发展影响很大,造成入林客流量不同程度的波动变化。     

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利用绕城高速内文化企业空间点数据,借助ArcGIS 9.3软件创建不同尺度方格网并计算格网内文化企业点数和密度,运用基尼系数、Global Moran's I指数和Kriging插值来探讨文化产业空间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尺度的增大对文化企业空间集中程度具有“稀释”作用,稀释能力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减弱,这种稀释作用具有一定的尺度“阈值”;② 格网尺度超过1.5 km×1.5 km时,集中程度随尺度变化较小;③ 根据基尼系数和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变化情况,将文化产业空间分为三个尺度层次,微观尺度（0.1 km×0.1 km~0.6 km×0.6 km）下自相关系数随尺度增大而快速增大,中观尺度（0.6 km×0.6 km~2.8 km×2.8 km）下高水平波动,宏观尺度（2.8 km×2.8 km以上）下趋于稳定;④ 从微观到宏观尺度,文化产业沿着散点—极核—轴带—团块格局演变,文化产业的尺度效应是由空间单元划分引起相邻文化密集区的空间重构造成的;⑤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进行文化产业规划和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针对文化产业不同尺度的空间特征做出不同层次的安排,以利于文化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三亚市旅游客流空间特性研究

旅游流是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旅游客流空间特性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本文研究了中国典型的海滨旅游地---三亚市旅游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 ,以航空票价为经济距离指标 ,建立了基于航空廊道的旅游客流空间潜力模型 ;分析了三亚市旅游者空间行为特征。认为三亚市客源市场空间分布广泛 ,所建立的旅游客流空间潜力模型可以用于指导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定位 ,三亚市旅游者空间行为以飞行 /驾驶式为主。建议三亚市建立旅游航空票价调节基金来降低飞机票价 ,降低旅游交通门槛 ,促进旅游客流量的增加。     

南京市旅游景区景点系统空间结构分形研究

应用分形理论,以南京市旅游景区景点系统为例,测算出其聚集维数、网格信息维数和空间关联维数三种分形维数,对景区景点系统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通过对维数值和分维数坐标图进行了分析,认为南京市景区景点体系的空间结构是分形的,系统的有序度高,空间结构紧致,具有景点体系空间结构演化自组织优化的趋势,南京市景区景点的空间分布集聚性很强,且是沿着某些方向上的集聚,自组织优化趋势受到无序因素的干扰而打断,空间结构需要进行调整。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目前对于旅游流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为区域尺度,因此以上海为例,将国内游客赴上海自由行作为对象,利用网络游记采集2018年上海自由行行程信息,扩充了对旅游节点类型的选取范围,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有向旅游流网络,研究国内游客赴上海自由行所形成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并通过回归分析研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网络密度较低,网络核心-边缘区结构分层明显,但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②目前以核心城区的著名景点以及上海迪士尼乐园为核心旅游节点;③整体而言,网络中旅游节点重要程度的影响因素为核心节点的影响力、旅游节点自身的知名度以及交通便利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节点应如何提高自身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或是融入网络。     

生态旅游区旅游流的时空演变与特征——以盐城麋鹿生态旅游区为例

对旅游流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理。本文采用K-Means聚类法对盐城麋鹿生态旅游区游客数进行时空聚类,分别从省内和国内(省际)两个尺度上讨论了麋鹿生态旅游区游客变化的阶段性和市场划分,结果表明,1998~2005年间省内旅游流和国内(省际)旅游流从时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并较好地划分出了四种不同的客源地类型。根据时空聚类中不同类别中心点的变化,详细论述了麋鹿生态旅游区省内和国内(省际)旅游流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规律,揭示了不同类别之间旅游流整体变化特征,可为旅游规划、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以及旅游区的运营、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K-Means聚类法能够从不同尺度上揭示旅游流时空变化的详细信息,可作为旅游流时空分布与演化特征分析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生态旅游区旅游流的时空演变与特征——以盐城麋鹿生态旅游区为例

对旅游流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理。本文采用K-Means聚类法对盐城麋鹿生态旅游区游客数进行时空聚类,分别从省内和国内(省际)两个尺度上讨论了麋鹿生态旅游区游客变化的阶段性和市场划分,结果表明,1998~2005年间省内旅游流和国内(省际)旅游流从时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并较好地划分出了四种不同的客源地类型。根据时空聚类中不同类别中心点的变化,详细论述了麋鹿生态旅游区省内和国内(省际)旅游流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规律,揭示了不同类别之间旅游流整体变化特征,可为旅游规划、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以及旅游区的运营、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K-Means聚类法能够从不同尺度上揭示旅游流时空变化的详细信息,可作为旅游流时空分布与演化特征分析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高速交通时代旅游者流空间网络结构具有什么特征,是全国旅游流空间组织和管理需要探索的基础问题。贴近客观实际修正引力模型的相关参数,测算中国省际旅游者流,结合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索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势、联系和发育水平。分析发现该网络结构稳定,旅游者流大量汇聚于中国的东南半壁、流动不对称、邻近型和跳跃型空间联系结构并存、层级性明显。具体表现为：首先,从优势水平来看,旅游流大量汇聚于上海（东）-广东（南）-四川（西）-河北（北）区域范围内。其次,从联系水平来看,东部三省江苏、浙江、山东是各地优势流量的主要汇聚之所,西藏的排名靠末。最后,从发育水平来看,旅游流动不对称,网络有“紧密团块型”和“飞地跨越型”两种空间联系结构且表现出层级性,不平衡发育状态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以中国京沪高铁为例

交通是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最主要因素之一。以京沪高铁线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变化,并结合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区域旅游接待设施、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密度以及区位等影响因素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的机理。研究表明:1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表现为马太效应、过滤效应、扩散效应和叠加效应等特征。2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及时空压缩程度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产生高铁马太效应;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强,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等旅游节点产生高铁过滤效应;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均具有很强优势,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等旅游节点可成为扩散源,高铁强化了扩散源旅游流集聚作用,然后向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为"集聚—扩散"模式;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不同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只有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优势较强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旅游节点产生叠加效应。     

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分析——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

从人地关系安全、旅游生态伦理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提出广义与狭义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概念,建立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与评价模型,并以九寨沟为例,探讨旅游消费对旅游地区内与区际生态安全影响的特性。结果表明:(1)2004年九寨沟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总值为163514.0248hm²,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05190274hm²,居民的人均本底生态足迹为0.994925 hm²,同2002年比较,旅游生态足迹总值增加115.10%,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增加72.44%,居民人均本底生态足迹增加3.47%。(2)2004年九寨沟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总量为46960.5678hm²,约占旅游生态足迹总值的42.35%,其中旅游业的CO₂排放量高达309455.66t,占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的99.84%,加强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十分紧要。(3)2004年九寨沟的生态安全系数处于1.093158~1.159388之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状态,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发展旅游业对自身生态安全的影响小于对区际(全球)的生态安全影响。(4)未来游客量的增加、旅行市场半径的拓展、受旅游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而引起的居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居民对自然环境资源依赖程度的加强态势,是影响九寨沟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