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分权到跨域治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变革研究

从集权到分权再到伙伴关系,从统治到治理再到跨域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呈现出螺旋式发展路径。我国的分权化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被动羸弱的状态,在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的同时,引发了"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形成了分割的"行政区经济"。市场化改革在引入和整合体制外社会经济资源的同时,也导致政府与市场结合成"不受约束"的增长联盟,反而削弱了政府的权威。跨域治理理念旨在强化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整合,鼓励各种治理组织的参与,以共同应对跨行政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事务。该文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认为通过以下途径可以实现地方政府跨域治理:1)分权与赋权相结合,引进并整合体制外的社会经济资源,把决策权力向企业、社区和非营利组织转移;2)统筹协调各治理组织间的关系,促进城市政体内的权力平衡,以利益协调为基点,促使治理规则由支配性规则向共识性规则转变;3)综合运用行政化手段和市场化手段调整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府际合作,促使地方政府由竞争型政府向合作型政府转变。     

跨域水治理中的尺度重构：以东江为例

水治理往往呈现地理空间上的跨区域性、组织制度上的多层级性以及管理单位上的跨部门性等多尺度特征。本文以珠江水系干流之一——东江的水资源跨域分配、开发与保护等治理过程为例,采用“物质-组织-表达”的尺度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江水资源相关政策从出台到执行过程中所经历的多次尺度重构。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国家在东江水供港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等跨域水治理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掌握着主导权,同时各级政府、民众和相关团体组织等也开展针对东江用水的尺度争夺。（2）物质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变迁,东江水治理在政治尺度和生态尺度之间切换并存。（3）组织空间上,横向和纵向的尺度重构在东江水跨域开发和治理的过程中同时发生。（4）话语表达空间上,国家和地方的众多行为体都在尝试塑造针对东江水治理的话语,这些话语将不同的主体纳入到东江水开发与治理的框架之内或将其排除在外,实现尺度的重组。     

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空间创新研究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的"边缘化";城乡互动发展模式是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理性选择;通过空间结构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城乡互动发展。空间福利经济学研究空间消费形态与空间效用分配之间的关系;基于空间福利经济学的区域空间结构创新意在寻求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态优化和层次提升,以实现空间公平与总体效率兼容发展。在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空间创新过程中,政府的空间安排塑造区域空间结构的基本架构,企业的区位选择构成区域空间结构创新的基本推动力量。     

基于网络Voronoi图的城镇影响域划分——以大冶市为例

城镇影响范围的大小受道路网络、自然地理基底、区域间的空间关联历史等因素影响,科学准确划分城镇影响域对于城乡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考虑道路网络和自然地理基底因素作用,采用基于道路网络路径距离的Voronoi图和基于道路网络路径时间成本距离的Voronoi图对城镇影响域进行划分,并将划分结果与普通Voronoi图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普通Voronoi图划分的城镇影响域过于粗线条,基于道路网络路径距离的Voronoi图划分的城镇影响域过于精细,而基于道路网络路径时间成本距离的Voronoi图划分的城镇影响域则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是较为科学的空间剖分方法。通过对三种Voronoi图的划分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能为城乡统筹规划的空间决策与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跨地方饮食品牌重塑理论模型的验证与拓展——以星巴克为例

文章反思了当代消费现实,将品牌原产地文化与在地消费文化作为品牌资产前置因素创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已有的跨地方餐饮品牌重塑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拓展,进一步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于品牌重塑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品牌资产的持续提升促成了品牌跨地方的重塑过程。原产地形象对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和感知质量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地消费文化只影响品牌知名度,对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度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地消费文化可以通过品牌知名度作用于感知质量,影响品牌忠诚度,而后决定购买意愿。跨地方品牌重塑的案例实践说明当代饮食消费主义的务实性回归。虽然原产地形象的光环效应仍然存在,但是良好的品牌质量感知成为顾客品牌忠诚度和购买意愿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建城市化——以鹤壁市为例

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别于西方,主要特色在于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作用方式的组合,形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时代特色和多种地域类型.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中央政府推动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8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地方力量影响下,"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等多种类型的区域城市化迅速推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相对于沿海地区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规模集聚、改善居住需求引发的内城更新和对外扩张而言,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则更多是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强行实施.其中地方政府具有更积极的作用.本研究以河南省鹤壁市为例,探讨了这种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过程,实证了在征地、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迁移、企业吸引等多个环节中的地方政府作用.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及其意义仍需进一步探讨,但或许这将成为一种新的中国城市化路径.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效应——中山市的案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期,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凸显,而区划调整是其最常用的行政手段之一。区划调整带来土地的快速非农化,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城市化、被动城市化等诟病。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采取区划调整推动地区发展的时效性,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区划调整先导型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区划调整为先导,带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等的城市化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在短期来看是"虚假"的,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一种由虚假→部分真实→真实的渐进城市化过程。对于该结论的普适性,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严寒和寒冷地区城镇住宅采暖耗能影响因素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以吉林省为例,在假设历年采暖建筑物标准室温为18℃和不同建筑物热工特性相同的前提下,认为在一定建筑设计标准下,直接影响严寒和寒冷地区城镇住宅采暖耗能的因子主要有采暖强度、城镇人口数、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以1978年城镇人口数、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经济资料的基准值,以1971～2000年采暖强度的30 a平均值作为气候条件的基准值,得到采暖耗能基准值,进而计算1979年开始的逐年采暖耗能变化值,得出无论气候变暖或变冷,由于城镇人口、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不断增加,使各地采暖耗能增加.气候是目前为止唯一可以起到降低能耗作用的因子.     

基于SD和CA的城镇土地扩展模拟模型——以江苏省南通地区为例

充分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SD)在情景模拟和宏观因素反映上的优势和元胞自动机模型(Cellular Automata,CA)在微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反映上的优势,构建一个耦合SD和CA的城镇土地扩展模拟模型,并以江苏省南通地区为例,对模型的实证应用做了进一步的验证。结果表明,这种耦合模型不仅能够对研究区域未来城镇土地扩展数量给予一个比较好的预测,而且还对其空间分布效果做了一定精度上的模拟,这使得城市规划在土地利用预测方面有一个相对科学的依据。     

国际城市区域中二级城市的功能--以波士顿为例

国际城市区域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国际城市区域中的二级城市不仅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在国际城市区域中担任重要的功能。文章认为波士顿既是全球城市,其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具有全球功能的意义,但同时又是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国际城市区域中的仅次于纽约的副中心,其城市功能具有双重区域意义。     

多中心城市中山市职住空间关系特征

以低密度多中心城市——中山市为例,采取政府主导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40445 个调查样本,应用ArcGIS 等分析工具,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中的个体属性与职住地点等信息,对居民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向进行可视化,分析中山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格局。结果表明：职住比、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但圈层结构均不明显。全市职住空间分布整体较均匀,主城区职住基本平衡;周边镇区尤其是西北组团、东部组团职住比高,而主城区较低。全市平均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显著低于国内大城市和发达国家城市。主城区和外围镇区间的通勤量及其比重小,全市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外围―中心“钟摆式”通勤,在通勤方向上更多表现为内―内通勤和外―外通勤。居民的职住关系空间分布特征与城市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以及交通设施建设具有密切的关系,低密度多中心的城市职住平衡程度高、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较短,而主城区与外围镇区通勤联系不紧密。     

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边缘城市的空间治理与融入策略——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

中国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点在于统筹各区域当中边缘城市的发展,以实现全区域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各城市参与区域分工的重要场域空间。因此,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边缘城市如何依托高新区带动全市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究边缘城市通过一定的空间治理和融入策略来服务构建区域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过程。研究发现：① 中山市积极构建高新区的“超地方性”,强调空间治理的目标是服务区域协同发展;② 推动多个城市职能尺度上移是边缘城市整体融入区域的重要策略,是中山市避免被继续边缘化的有效途径。     

近郊型风景名胜区与依托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以南京钟山风景名胜区为例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近郊型风景名胜区受到城市化的威胁和蚕食.但是,近些年来国家对风景名胜区资源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导致近郊型风景名胜区和依托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发展显得十分紧迫.在初步探讨近郊型风景区资源保护和依托城市发展之间的辨正关系基础上,以南京市钟山风景名胜区为例,分析了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景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风景名胜区和依托城市协调发展的策略.     

市域农业产业化研究--以郴州市为例

撤地（或撤县）建市后,市域农业经济的取向如何？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其必然选择。文章以郴州市为例,在对市域农业产业化的含义、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推进市域农业产业化的若干政策思路。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循环与城市化：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

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为例,对其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循环和政府作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循环”这一研究框架。研究表明,新区的建设包含3个资本循环的过程,分别是煤炭的资本化,土地、基础设施、房地产的资本化,以及向先进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流动。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地方政府主导了3次循环中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在3次循环之间的转换。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以深圳市为例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在快速城市化地区普遍存在。以深圳市为例,在梳理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对策。研究发现,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发展是政策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各种动力的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 “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