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以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

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377份游客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游客是否愿意为旅游生态补偿买单受其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自然环境认知和人文环境认知等影响。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重要因素,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是有效因素,对人文环境的认知是关键因素;不同价格的补偿标准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不同影响。提出构建奖惩并施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旅游生态补偿体系、创新游客旅游生态补偿的支付方式、完善旅游生态补偿财政保障制度、营造绿色文明的旅游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建议。     

全球气候变化下新疆湿地变化特征的初步分析——以博斯腾湖为例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西北地区呈现出了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变化特征,且新疆是显著转型区,温度上升,降水量、冰川消融量和径流量连续多年增加,湖泊水位显著上升。博斯腾湖水质的变化,水位的变化以及湿地芦苇资源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全球或区域气候的影响。总体来说,博斯腾湖环境变化受自然和人为两种因素制约。但这两种因素对水位变化的影响力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异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为活动对湖水位变化的影响力略大于自然因素对湖水位变化的影响力,在80年代以后湖水位变化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总体来说,湖水位变化以自然因素影响为主,但人为活动加剧了湖水位的变化。     

耕地生态安全视域下棉花生产布局优化问题研究——以新疆为例

利用2000-2015年农业生产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生产贡献度和PSR模型,分析新疆棉花生产格局变化及增产贡献因素,根据耕地生态安全评价结果测算各县市棉花种植调减面积,结论表明：2000年以来,棉花生产空间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形成天山南北坡两个主产区,“南增北减”趋势增强,单产高值区由点及面向天山南北两侧扩张,形成多个集中连片高产中心;棉花生产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持续的稳定性,高值聚集区集中分布于南疆区域;棉花增产主要归因于播种面积的持续扩大;耕地生态安全为临界安全或较不安全状态并呈集中连片分布;新疆棉花种植调减重点集中于南疆区域。在种植结构调整中,综合考虑水资源和土地管理制度约束、农业灌溉用水效率和替代作物选择等问题,科学有序调减棉花种植面积。     

蒸发条件下一维垂向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的数值模拟——以额济纳荒漠河岸胡杨林为例

根据额济纳荒漠河岸胡杨林的实际土壤层结构,建立了带有根系吸水项的垂向一维土壤水分非饱和运动基本方程,并采用有限差分法对蒸发条件下土壤水分运动方程进行离散化,编制了用于该模型数值模拟的计算程序。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模拟值与实测值能够较好吻合,模拟精度在92%~98%之间,能较好地反映土壤水分的运动规律,为研究土壤-植被-大气连续体（SPAC）水分运移提供理论基础。     

自然与人文交互作用下的干旱区典型绿洲耕地动态变化驱动力分析——以新疆于田绿洲为例

 绿洲是干旱区独特的自然景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载体。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是关系到干旱区绿洲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选取干旱区典型绿洲——于田县1949\_2004年的自然与人文统计资料,首先分析了五十余年来该县耕地变化的情况。然后从自然与人文两个角度对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因素往往构成一定区域绿洲发展的基本限制,人为因素在短时期内,对耕地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如果顺应自然因素的限制,则对绿洲发展有利,绿洲稳定性增强;反之,绿洲稳定性减弱,由于新疆绿洲外围多为戈壁及沙漠,因此,对绿洲的利用要遵循自然规律,以保护绿洲为前提,合理利用水等自然资源,否则绿洲的面积随时都有可能缩小。     

你还会去武汉吗？疫情下的共情与旅游意愿——目的地形象的中介作用

截取武汉解封前后共1个月的微博数据,探讨因疫情带来的共情、目的地形象变化对后疫情时期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和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后疫情时期,人们对武汉的共情以积极情绪为主,占比85.09%,武汉的目的地形象要素除了“热干面”和“樱花”,还因为在疫情中体现出的顽强精神及巨大牺牲,被赋予新的“英雄”形象;总的来说,人们对武汉的旅游意愿较为强烈,疫情本身转化为一种特殊吸引物。假设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共情能直接影响旅游意愿,但在目的地形象加入模型后,共情对旅游意愿的作用被完全中介,其效应量为0.191。综合来看,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需要做好积极情绪引导,对旅游业而言,积极情绪意味着较高的旅游意愿,但是,在共情和旅游意愿之间,需要重视目的地形象的完全中介作用,其在联通情绪与行为意愿的过程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微观个体认知视角下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汉化进程——从文化符号向空间指位符号的衰变

地名的生命历程包括命名和用名两个环节。地名的符号意义通过命名者得以构建,而在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又不断被重构。以内蒙古达茂旗为例,通过大量微观个体的深度访谈,从地方民众认知的视角分析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文化符号意义的变迁及成因。结果显示：案例地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汉化趋势明显,其大致经历了少数民族语地名主导阶段、少数民族语和汉语地名共存分立阶段、汉语地名与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主导阶段。随着语言文字环境和用名群体结构的剧烈变迁,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符号意义在新的用名环境中不断被弱化,地方民众对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的认知越来越有限,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逐渐从意义丰富的文化符号衰变为简单的空间指位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