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03 年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时空变化分析

广东省外资分布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分 析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总体时空扩散模式, 并探讨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在不同 时期的分布与扩散情况及各自投资动因的变化。研究表明, 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时空模式不断 演变, 经历了由外资增长极向外扩散的过程﹔随着省内投资环境日趋成熟, 政策因素对外商 投资的吸引力减弱,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市场规模是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因素; 不同来 源地的外资的时空扩散模式与动因皆有一定的差异。最后, 对广东省改善投资环境与利用外 资工作提出了建议。     

劳动力回流的驱动因素与就业行为研究进展

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促使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更为频繁,并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格局。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不断增多,流动“双向化”趋势日趋明显。本文从劳动力回流理论、回流动因、回流者的就业行为与影响机制入手,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回流理论中,主张成功/失败的经济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回流决策不仅受外出者自身经济因素所驱使,而是在社会联系、地方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回流劳动力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表现出更强的就业能力,通过自主创业等活动,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家乡经济多元化。但由于制度环境及经济发展特点的差异,中国国内劳动力回流的动因与就业行为具有自身特点。最后,从回流理论、回流的空间效应及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回流研究进行了展望。     

长三角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及生产绩效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利用EG集聚指数、核密度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长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及其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呈现先集中后均衡的空间集聚,整体稳定在低集聚区间;长三角城市群电子信息制造业在相邻空间单位中具有空间正相关特点;集聚经济、政策支持等因素对不同企业绩效水平产生差异化影响。对于中低绩效企业而言,政策支持的促进效应大于集聚经济,对于高绩效企业而言,集聚经济的促进效应由于政策支持,内部规模经济对各绩效水平企业均呈促进效应。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人口跨境迁移国内研究综述

人口跨境迁移是发生在不同国家间的人口迁移行为,跨境迁移主要受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跨境迁移流动所牵涉的不仅是迁入国和迁出国,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随着人口迁移流动持续增加,跨境迁移人口的多方位管理与国际合作战略显得越来越有必要,人口跨境迁移研究已成为21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方法,对人口跨境迁移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关于人口跨境迁移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1)国际移民数量、来源地和空间分布;(2)跨境迁移类型;(3)跨境迁移动因;(4)人口跨境迁移的社会经济影响;(5)国际移民的未来发展趋势。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数据资料比较陈旧、研究方法有待提升、理论总结缺乏。今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建立跨境人口迁移的动态监测机制及监测指标;深化研究人口跨境迁移产生社会影响和作用;探讨实现跨境迁移人口管理与境内人口流动管理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合理重构;进一步加强跨境迁移人口创新管理研究。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我国出口加工区的成长动因与主要类型

出口加工区是一种从事加工贸易特定封闭区域。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出口加工区已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文章分析了我国已有和在建的出口加工区的发展情况和成长动因,并结合不同的建设条件和运作特点,划分出了若干类型,探讨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方向。     

区域视角下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迁址研究

企业总部的区位及其迁移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上市企业为对象,考察2001-2012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情况。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上市企业的迁移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上市企业净迁出量最大,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是上市企业的主要迁入地。②上市企业迁移以上行迁移为主,即迁往高行政等级城市,北京、上海吸引了最多的上市企业迁入,而在省内迁移则是主要迁往省会城市。③从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的迁移指向,以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分离的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在国内公司地理格局中的控制力还在提高,尤其是北京,以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国内最多的企业总部迁入。④不同产业的总部迁移率存在差异,总体上服务业迁移率比制造业更高,采掘业和房地产业是迁移率最高的产业。⑤拥有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多元化的产业环境和优质配套条件,以及高行政等级带来的信息和政策优势,是企业总部迁往经济发达以及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原因。⑥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造成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关。⑦企业总部的迁移之后,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显著增长,即使有也非常有限,且持续时间很短;同时企业总部的上行迁移也没有比平行和下行迁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更有帮助。     

美国重返亚太及中国的战略应对--基于南海海上战略通道的视角

美国二战后一直控制着南海的战略咽喉,中国战略利益的延伸威胁到了美国在南海长期形成的控制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目的在于加强对南海的控制并防范来自中国的挑战,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本文从南海海上战略通道的视角去研究美国为何重返亚太。研究发现,美国介入南海问题是基于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内在动因是美国的大战略决定了必然要控制海上战略通道以及美国欲把南海变成其全球第17条海上战略通道;外在动因是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挤压了美国的海上战略通道空间。对中国来说,在不影响国家大战略以及海洋战略的前提下,应该合理地规划战略应对之策。     

中国人口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的比较

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迁移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两类,对二者的比较和整合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国内人口迁移的理论认识,也便于与国际同类研究相衔接。本文估算了2011—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与非户籍净迁移人口数量,分析和比较了二者的基本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籍和非户籍迁移具有总体相似的空间正相关和内陆分异的局部聚类特征,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两类迁移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不同且非户籍迁移数量的极差比户籍迁移更大,两类迁移的新增数量均与已有流动人口存量正相关;新增户籍迁移受经济机会差异影响明显,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凭借人才政策吸引人口户籍迁入,非户籍迁移主要响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差异;户籍迁移的市场化特征随落户限制的放松而不断强化,但存在城市和人口的双向选择性,非户籍迁移出现从经济性迁移转向舒适性迁移的趋势。最后从理论和政策角度探讨了中国人口迁移转型与户籍制度改革方向。     

北京市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北京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迁移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分析北京市城市功能拓展区中老年人的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选择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中4个新建小区为案例区,收集有效调查问卷353份,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研究北京市老年人口的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已迁移老年人中,71.4%的老年人愿意迁移。与子女居住距离的变化、孙辈的出生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是自主迁移老年人迁移的主要原因。老年人生命历程的变化对迁移行为有重要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经济条件、与子女居住距离和居住环境对其迁移意愿影响显著。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结合老年人迁移的影响因素与宜居社区建设政策,为构建老年宜居社区提供科学依据。     

转型期广州城市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的空间关系及其变迁

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拥挤现象日渐突出,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单一交通供给已经很难满足交通日益增长的需求,交通需求管理成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又一出路。因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日常通勤是构成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的主要原因。以广州市为例,采用追溯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分析1996-2007年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与变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体制转型对居民居住与就业地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街区,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相对稳定;市场化改革后新建或改建的街区,居民搬家和换工作的频度较高。在1996-2007年期间,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以商品房小区最为明显,价格、环境与岗位属性是影响居民搬家和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与短距离通勤无法兼得的情况下,很多居民选择以长距离通勤为代价换取更好的居住与就业条件。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下形成的典型街区内部居民分化明显,形成原住户、转售后的商品房住户、转租房住户等三类为主导的住户结构,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此外,区位和个人属性也影响着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的选择两者的空间距离。在区位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吸引力仍较突出,靠近中心区的住户居住与就业距离较短,且呈近距离重新择居或择业;由于居住外迁和产业外迁而分别引发的长距离向心型和外向型通勤共同存在,尤其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是搬家和变换工作相对频繁的阶层。宏观层面上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的不匹配、城市空间拓展、单一功能外迁下的用地结构、社会经济转型与政策性福利以及阶层分化背景下引发的个性化选择等是影响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空间关系的重要原因。     

水电开发的效益共享机制研究——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

西南地区是我国水电资源最富集和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加快水电资源开发是促进西南贫困地区发展和农户生计资产改善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案例,通过华电云南分公司访谈和政府部门座谈等方法,提出建立水电开发的效益共享机制并论证了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税负重、补偿标准低、电价不合理、发展条件薄弱是水电开发不能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户生计资产改善的主要制约因素。基于特定要素模型和持久性收入理论,提出了移民参与水电开发效益共享的长效补偿机制,构建了理论分析模型并分析了移民搬迁前、后对理论模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The influence of large dams building on resettlement in the Upper Mekong River

This paper seeks to quantif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resettlement based on the physiographic element changes post relocation. We focus on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the Nuozhadu hydropower project, the largest existing hydropower project on the mainstream of the Upper Mekong River. Soil and meteorolog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oil Spatial Database and the China Terrestrial Ecological Information Spatial Meteorology Database, while social and economic data were collected via field surveys. We have three major con- clusions： （1） Communities will be relocated to a new climate and new elevation, moving from a north tropical climate zone under 700 m to a subtropical climate zone above 700 m. （2） Physiographic element changes due to relocation will reduce household economic income. After relocation, the annual family income of the Shidaimao group decreased by 62%; the annual family income of the other 5 study groups （Lasa, Hani, Nochangchangyi, Mengsa, and Dawazi） dropped by 65%. （3） Communities relocated across the study township are 61.1% less connected with their former relatives after relocation while family-to-family free labor exchange, a previous community norm, decreased by 91%. China＇s dam resettlement compensat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loss of economic resources after relocation. However,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physiographic elements of the relocation sites are an important driver of ensuring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 after relocation. As a result, we recommend more attention be paid to physiographic continuity when designing relocation models.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特征、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行政中心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采用空间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级以上行政中心迁移的基本特征、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迁移特征方面,行政级别越高,迁移距离相对越远,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以华北地区最为频繁,西部地区迁移距离普遍比其他地区更远;在迁移效应方面,新行政中心周边人口、经济和建设用地增速都明显快于原行政中心,行政中心迁移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受资源环境条件制约、旧城规划改造推动、新区开发建设引导、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中心迁移通常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山区农户双重风险感知对搬迁意愿和搬迁行为的影响

以受汶川“5.12”地震和“7.10”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严重影响的汶川县原草坡乡为例,从农户风险感知现状出发,考察风险感知对搬迁意愿和搬迁行为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越强、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越弱,其搬迁意愿越强;较高的自然灾害风险感知会提高农户搬离灾害隐患点或风险区的概率,较强的搬迁安置风险感知会降低农户全家搬迁的可能性;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对未搬迁和部分搬迁农户的影响程度超过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汶川县原草坡乡的实证研究,提出避灾搬迁安置决策中的“双重风险感知”假说。     

Urbanizing the periphery: infrastructure funding and local growth coalition in China’s peasant relocation programs

The Chinese State has addressed the dilemma between urban growth and farmland loss by launching mass peasant relocation programs. By moving peasants into high-rises and reclaiming their living space, arable lands are created to counterbalance the farmland loss. However, the current infrastructure funding model, which relies on local government’s bank loans, falls short of supporting the relocation progra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latest phas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y examining relocation programs in two counties in Chengdu, Sichuan and Shangqiu, Henan –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ition to private investment. The paper reveals that private investors are becoming the main funders of relocation programs, and that the transition to private investment in relocation programs resulted in power reshuffle within the local growth coalition, compromise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onsequently the exacerbation of peasant condi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reflecting on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ransition, specifically benefit encroachment and risk transfer.     

环境管制影响下的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机制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 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 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 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地环境管制.② 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 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珠三角企业迁移浅析

从扩散趋势、产业结构调整、土地与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政策等方面分析珠三角企业外迁的主要原因.企业在迁移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各种外部环境因素和成本因素,以平衡企业迁移的利弊.在迁移过程中,企业与政府分别主导了两种不同的迁移路径,文中最后比较了这两种路径在信息、政策、风险等方面的差异.     

The Impacts of Relocation on the Livelihoods among Different Agro-pastoralist Groups in an Immigrated Village in Tibet

China has achieved a comprehensive victory in poverty eradication. Relocation has been the major measure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10 million poor people have successfully been relocated in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eriod (from 2016 to 2020).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livelihoods of relocated group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villag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United Nation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using the data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Bailang Village, Tibet. The indicator system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changes in the livelihoods of different agro-pastoralist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iving standards,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location l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elihoods of immigrated households. As the duration after relocation increases, the living standards rise steadily, especially in poverty eradication (SDG1), which increased nearly 100%. Relocation affects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the relocated groups, in that the original pure farmers chose more diverse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non-farm employment ratio (SDG8) of the village increased. The total SDG score increa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he data also showed that relocation had limited impacts on the livelihoods of the aborigines.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relocation polic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in this area. This research could support policy optimization for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village and the livelihoods of the immigr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