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陆稻地方品种农家保护决策行为的支持系统研究——以云南省景洪市江头曼咪寨为例

针对陆稻地方物种资源多样性保护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关研究所倡导的农家保护和相应措施,基于土地利用决策行为模式,在世界陆稻多样性中心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选取景洪市江头曼咪寨为案例点,通过实地调查、村民小组讨论和关键人物的深入访谈,就农户种植决策目标、过程和环境进行分析,探讨陆稻种植演变过程的农家保护驱动力变化,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1)陆稻种植的面积经历了从无到有,规模逐渐扩大,伴随橡胶的种植,而后面积又相应减少,最后完全消失几个阶段;(2)村民的消费和土地利用目标的转变,说明虽然传统文化与陆稻地方品种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消费需求和经济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陆稻地方品种在演变的文化中地位下降;(3)虽然现金收入成为当前村民土地利用和种植品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陆稻作为传统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并没有随着市场价格上涨而扩大规模,反而表现出相反的转变,说明经济驱动力的现实实现途径存在障碍;(4)个体种植品种选择受到决策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从面和点上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陆稻地方品种的农家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归纳和解释案例点微观行为与宏观上表现的陆稻地方种植面积急剧下降、地方品种消失内在联系,进一步提出地方物种农家保护的支持系统转换一般模式,指出陆稻地方品种农家保护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和未来障碍.     

民族文化重构实践中的身份与地方认同——仡佬族祭祖活动案例

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引领下,新文化地理学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移,更强调地理事象所发生的空间过程及其内化在特殊地域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表征作用得到重新解读。以民族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贵州世居民族仡佬族官方祭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和相关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民族精英为将务川树立为仡佬族族群的中心,重构了"九天天主"及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地方意义由此发生了改变‘,小塘石笋’由自然景观变为仡佬族族群的文化中心景观。"仡佬之源"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虽扩大了仡佬族的知名度,提升了地方影响力,但祭祀活动却呈现出精英的"台上"认同与民众"台下"认同的对立。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仡佬族模糊的身份记忆以及仡佬族作为散居族群的文化多元性所致。在仡佬族祭祖的文化实践中,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影响和重构了地方身份认同,而地方的民族身份认同又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文章指出,没有民众的"自下而上"支持,悬置于族群之上的官方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研究对完善地方感研究中主体性缺失及地方与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     

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

广场不仅是健身与娱乐空间,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涵义的社会空间。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的视角入手,基于3个广州广场舞社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广场舞对不同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不同社会意义以及广场舞对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对本地人而言,广场舞具有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与关系的功能,广场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作用;对外地移民而言,广场舞有助于重建因迁移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场具有类似乡村社区的功能;② 类单位社区和类乡村社区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③ 广场舞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强化,进一步为自治性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民宿文化微空间的游客感知多维分异与地方认同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民宿区别于传统酒店的核心价值是其能够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满足游客功能性与文化消费两方面需求。当前民宿空间的文化生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同质化已经严重影响到民宿产业的健康发展。选取携程网和Airbnb平台的网络文本为样本空间,通过词频分析对民宿微空间的游客多重感知进行探索和解构。基于游客地方认同的情感表达,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识别民宿微空间游客文化感知的内容体系和层次结构,并对游客文化感知与地方认同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游客文化感知高度依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供给更为充分,游客文化感知和地方认同也愈发明显。② 游客文化感知与地方认同紧密相关。民宿微空间的文化感知包括地域文化、景观建筑、主题氛围、宗教艺术、历史记忆、人物符号六个维度,各维度指标对游客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③ 游客文化感知维度划分与传导路径为民宿微空间的文化生产以及游客地方认同的正向强化提供了思路启示与实践路径。     

黎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以海南省洪水村为例

以民族村寨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正遭遇不可挽回的破坏和面临消亡的危险,除非采取保护它们的行动。如何运用好旅游手段把保护和开发相结合,努力保持历史文化村寨的特点和优势,又不将历史文化村寨变为城市旅游的附庸,是值得当代旅游规划者深思的问题。针对海南省王下乡洪水村的特殊情况,运用实地调查和系统分类的方法对洪水村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实例分析,对黎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目标、内容、现实问题等进行探讨,从而得出有利于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特殊发展路线。     

新时代乡村婚礼的地方认同与传统重构研究——以粤西Z乡自由恋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

乡村婚礼是农村地区风俗与传统的延伸和体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村的婚礼传统受到了一定冲击并发生了变化;但在粤西Z乡,婚礼虽也有一定变化,但仍然能够保持地方传统。以存在于当地自由恋爱婚礼中的"媒人制"为例,用数据分析、个案研究和参与式体验等方法,对Z乡这种婚礼仪式进行分析,总结出乡村婚礼仪式归化于舆论及传统之下,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传统重构意味;同时,它本身具有的地方性会使它继续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并传承下去。     

文化遗产旅游地意象空间扩散研究——以苏州园林为例

遗产旅游地意象是遗产旅游中主体与客体互动的桥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与现场环境中的旅游者不同,身处惯常环境中的潜在旅游者往往是在信息传播帮助下形成其旅游地意象,在此过程中,时空距离和文化认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苏州园林为例开展遗产旅游地意象扩散的实证研究,旨在探索遗产旅游地意象扩散的基本规律,为遗产旅游地意象传播提供理论导向。研究根据近万个江苏省内样本数据,分析苏州园林旅游地意象扩散的空间格局,提出遗产旅游地意象圈层模式和引力模型,为当代信息技术与遗产旅游发展双重背景下的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和市场开拓提供依据。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福建土楼：地方性文化景观的模板

福建土楼以其鲜明的风格成为世界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建筑特色有着深厚的地域人文烙印。本文以福建土楼的建筑特色为出发点，分析土楼的特点及功能，进而探讨其地域人文意义。     

城市生产方式转变、文化变迁与历史环境保护——对珠江三角洲历史环境保护的启示

首先分析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经济文化转变,带来折射人类社会文化特征的建成环境风格的转变,从而导致作为建成环境一部分的历史环境保护受到全面重视,保护内容和手段不断拓展。继而揭示了珠三角地区历史环境种类丰富、分区明显、涵盖面广的特点,及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保护体系单一的问题。并分析21世纪珠三角主要城市也出现后工业化趋势,而文化大省战略将进一步带来对多元文化和地方特色的重现,促使区域重新审视和重视历史环境保护问题。最后借鉴西方的经验,提出通过保护的跨学科、多部门融合,保护内容的多样性和保护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多元文化背景下珠三角历史环境保护。     

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对民族文化遗产体验意愿影响机制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中国文化遗产民族结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获取1989—2019年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博物馆的基础数据,从整体上探究国家级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演进,研究表明：① 中国民族文化交融化趋势明显,民族交融文化遗产份额持续上升;② 中国民族文化平等化趋势明显,国家级文化遗产已涵盖全部民族,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份额波动上升;③ 中国民族文化原真化趋势明显,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表明在各民族聚居区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得到充分体现;④ 中国文化遗产所呈现的多元一体民族结构,受到人口、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表现出十分稳定的基础性作用,经济表现出持续弱化的支持性作用,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动力性作用。     

基于游客认同的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研究——以青城山-都江堰景区为例

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作为传播信息和规范观赏行为的有效方式,已成为影响游客旅游体验和衡量景区服务水准的重要因素。借助实地考察与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以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景区为例,综合利用文献分析和数理统计验证,拟定11项安全标识测量指标以调查游客对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感,研究结果表明:游客普遍认同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重要性,但多是从利己角度的直观考虑;游客对青城山-都江堰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认同度低,安全标识系统各构成要素急需改进,尤其是安全标识的设计和功能;游客对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度并不完全受人口统计特征影响;游客对文化遗产景区安全标识系统的认同度受游客出游频率和旅游形式影响。建议文化遗产景区从完善安全标识布局和基本功能、强调景观感设计、规范安全标识系统文字和色彩、改进标识的视觉尺寸和开展定期检查维护方面实施优化。     

瑞典泥炭沼泽分布、利用与保护

瑞典是泥炭沼泽广布,泥炭沼泽学研究历史悠久的国家。基于实地考察、交流与文献整理,分析了瑞典泥炭沼泽分布与成因、泥炭沼泽研究、利用及保护状况。早期的瑞典沼泽学者在泥炭沼泽分类、演化及沼泽植物地理学研究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对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瑞典在泥炭沼泽的利用与保护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特别是泥炭沼泽合理利用与保护及恢复并举,值得我国湿地管理部门借鉴。     

亚热带山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实证研究--以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族梯田文化景观为例

一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又对自然环境具有改造作用。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适应是文化与环境持续存在的原因。本文通过深入到处云南南部亚热带山地地区的元阳县哈尼族地区的调查，提出和分析了哈尼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适应的结果一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特征，并探讨了哈尼文化与自然环境两者梯田景观的关系，证实了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是哈尼文化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