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地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及共生发展研究

兵地旅游融合发展是实现兵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有效途径。为促进兵地旅游系统的要素合理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基于共生理论，运用可达性模型、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分析、泰森多边形等方法研究兵地旅游的资源共生演化、经济联系变化、网络结构特征，探究兵地旅游共生发展的模式、格局与机制。结果表明：（1）兵地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资源开发处于偏利共生关系。（2）兵地旅游资源非均衡共生特征明显，呈现“兵团依附地方、弱势依托强势”共生分布特征，形成“中央一心多点→外围多心多点”共生演化格局。（3）可达性呈现中心→外围圈层递减结构，依托旅游交通网络形成偏利共生纽带。（4）旅游经济联系具有距离衰减、南北差异、兵地差距、同城效应特征。（5）归纳兵地旅游“间歇寄生、间歇偏利共生、互惠共生”的区域共生模式，文化共生、资源共生、产业共生主次递进和主客互动的要素共生维度，“一核三点八心两圈三带”的共生发展格局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合同美”的共生发展机制。     

省际边界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湖南省新宁县为例

省际边界地区因其较少受人类活动干扰,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很难得到有效开发．如何化解这一矛盾,成为边界地区行政主体发展旅游业的难题．本研究以省际边界地区——湖南省新宁县为例,分析边界区位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其自身发展基础和旅游资源状况,提出时间和空间开发模式,进而从建立边界旅游联动开发机制、培育边界旅游中心城市、强化对外交通易达性等方面着手,带动湘桂边界地区的旅游发展,以期为同类旅游地开发提供参考．     

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协作开发初探——以安徽省牯牛降景区为例

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利益主体和行政区界限的制约,严重影响旅游资源的整体效益的发挥和旅游品牌的树立。安徽省牯牛降景区是一处典型的边界共生旅游资源,在分析其旅游开发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旅游协作开发现实意义的基础上,从行政管理、企业经营、旅游产品3个层面对该景区旅游协作开发进行了初步探讨。     

大别山"边界共生"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边界共生"旅游开发是目前国内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深入分析大别山区域背景、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政府、企业、社区3个层面介入,提出了大别山"边界共生"旅游合作开发新模式,以期为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省际边缘区的就业空间结构模式及动力机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边缘区,通过对淮海经济区118个县(市)、市区的就业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省际边缘区7种就业空间模式:连续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非连续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跳跃式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混合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母子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核心转移型就业空间模式、带状空间就业模式,并从边界、中心城市、交通、城市间关系4个方面总结出各种模式的形成机制。     

丹东边境旅游产品创新与联合开发——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观点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提出了边境旅游的行动者-网络体系,由入境元素、景观元素、区位元素、营销元素等异质性元素构成的边境旅游行动者-网络在转译过程中,必须通过“强制通行点”：简化入出境手续,构建区域合作机制,各行动主体通过相互作用就能达到旅游产品创新的目的。实施边境旅游集散地开发项目,开发建设中朝边境“自由旅游区”。联合开发“鸭绿江国际旅游廊道”,提升边境旅游产品创新层次,促进网络中各种行动主体的联动与互动。促进边境地区“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沼泽湿地与多年冻土的共生模式——以中国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为例

以中国大、小兴安岭为例,在前期沼泽湿地与多年冻土共生机制研究基础上,构建了沼泽湿地与多年冻土的共生模式,并发现在不同尺度空间上,共生模式的主导特性并不相同：在大尺度空间上为“结构型共生模式”;在中尺度空间上为“功能型共生模式”;在小（微）尺度空间上为“过程型共生模式”。三者间,后者依次是前者的基础。微观过程型共生模式又分为3类：第一类为厚泥炭沼泽与稳定多年冻土的强共生模式,第二类为中厚泥炭沼泽与亚稳定多年冻土的中强度共生模式,第三类为薄（或无）泥炭沼泽与不稳定多年冻土的弱共生模式。沼泽湿地与多年冻土共生模式的构建,对揭示该共生体的形成演化规律具有理论价值,对冻土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广州市旅游资源开发布局探讨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旅游资源结构、游客市场结构、接待设施结构等的分析，认为其开发布局应为“２个圈层７条旅游线（带）”。文中还对近期广州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重点做了探讨，最后对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川黔渝三角旅游区联动开发研究

区域旅游联动开发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各旅游地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根据旅游资源的内在关联性、地理空间的邻近性、旅游产品的互补性,进行区域间的联合与协作,以区域旅游整体的力量参与竞争,进而实现各旅游地共同发展的开发过程。区域联动开发理论实质上是针对旅游欠发达、资源类似、竞争优势不突出的地区,在核心—边缘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理论。笔者以川黔渝三角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区域进行区域旅游联动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只有通过区域旅游联动开发才能实现区域内各景区的持续发展。     

试论苏北旅游成长三角的构建

苏北旅游业发展落后于苏南和苏中,在江苏省属于第三梯队。连云港、徐州和淮安具有地域邻近、交通便利、旅游资源互补、客源市场趋同等优势,运用"成长三角"结构模式,打造苏北旅游成长三角合作区,以政府层面的合作为主导,以旅游企业的合作为主体,采用3 X的扩容机制,通过互补资源的整合、统一形象的定位、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打造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的新隆起区(第三极)。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培育路径研究——以红色旅游城市为例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选取12个重点红色旅游城市为研究案例,探究了其红色旅游高质量演化特征,并运用多案例的定性比较法和典型案例的网络文本分析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培育路径。结果表明：（1） 案例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地区差异显著,六大子系统中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增长方式上升水平尤为显著。（2） 案例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极差化特征。具体引致各发展类型失配的障碍系统存在差异,且其主导障碍因素呈现由内部资源优势向外部环境协调转化的过程。（3） 多案例地驱动机制分析可知,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六大子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增长动力是核心因子,增长结构是共生因子,增长方式是非敏感因子,增长形态是敏感因子,增长成果是外部性因子,增长基础是支撑因子。（4） 典型个案的内容分析提炼出了全方位扩大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应、优化数字经济格局下的红色旅游共生环境、激发红色研学的大众旅游市场需求共三大关键培育路径。     

基于点模式分析的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与开发利用——以海南岛为例（英文）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区域旅游空间竞争的支撑。旅游业的发展取决于旅游资源的利用程度,研究其空间结构对其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旅游资源的大样本数据,从旅游资源的多类型、多层次、多组合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的框架和方法。以海南岛为例,运用点模式分析方法描述海南岛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识别旅游资源开发区,并提出旅游资源开发建议。研究结果如下：(1)海南岛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尺度规模为30.5 km,各类旅游资源分布差异显著。(2)基于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结果分析,确定旅游资源开发区,包括三级旅游中心热点区、“一横三纵”旅游带和四个旅游组合区。(3)通过分析海南岛旅游资源开发区的分布特征,发现旅游资源开发区跨界特征明显。为了充分发挥旅游资源的空间组合和叠加效应,建议从单一、孤立的开发转变为区域间的整合开发。在省域尺度上,基于大样本量点数据来描述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特征相对准确。点模式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准确描述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还可以为其他面向空间规划的区域空间分析提供参考。研究结果为区域旅游资源空间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区域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治理发挥要素优势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四川省竹艺村为例,从发展要素视角探析从LOT（Lease-Operation Tourism）模式到LOT-CBT（Community-Based Tourism）融合模式转变中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旅游治理模式决定了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要素的互动关系亦推进了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两者之间呈现循环往复的作用路径;② 不同主体对发展要素的利用与整合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其从旅游业中获益程度不同;③ 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下竹艺村形成了竹艺村-乡村企业-农户家庭层层嵌套的3层旅游发展层级;④ 社工的进驻推进了模式融合和发展要素的层级间流动,实现了2种模式优势叠加。     

基于分形维数的湖州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中小城市旅游业空间结构的优化及其与更大空间范围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衔接,是目前非中心旅游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空间结构优化的难点。运用分形理论对湖州市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优化进行研究,聚集维数的测算显示湖州景区系统的空间分布聚集性较强,关联维数的测算结果显示其具有多分形特征。据此,湖州市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的优化主要为两个方面,即完善"两核心三组团"的旅游空间结构;加强"点—轴—面"交通体系建设,促进湖州接轨长三角地区旅游系统。     

创新区域中心城市旅游联动发展模式——以武汉、长沙、南昌三市为例

在我国"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决策中,组合武汉、长沙、南昌三省会城市,开展区域中心城市旅游发展联动合作,共同构建长江中游旅游金三角地带,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旅游目的地,最终形成"华中旅游极",是中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和崛起的重要战略举措.三市进行区域旅游合作,除了采取传统的普遍意义上的合作形式,更重要的是创新区域旅游联动发展的合作形式,共同建立区域联动的板块发展、区域定位的地域分工、点圈结构的多边合作、互为目的地的市场互动、科学融资的资本促动等多元合作方式和多样合作模式.但真正要开展实质性的合作,还要通过制定三市区域旅游合作发展规划,确立"内联外拓"的发展战略,设置综合性或专门性的公共信息或旅游信息交换平台,建立人才培育的合作交流机制,构建合作的保障体系.     

基于Voronoi模型的海南岛旅游资源集合体空间边界提取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条件,是开展各项旅游活动的载体和基础.旅游资源分类方法和评价理论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旅游资源调查与规划实践中,以有研究通常将一个景区或大规模地理实体与小规模实体在同一个标准下衡量与对比,未考虑旅游资源的地理空间尺度特征.不同尺度的旅游地域空间,旅游资源评价、规划方法及其开发方向都不同....     

国外高速铁路对旅游影响研究及启示

交通是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每一次交通运输方式的革命性突破都深刻地影响着旅游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交通革命"重要推动力-高速铁路已在全世界普遍发展起来。在对所能获得的国外有关高铁旅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高铁对其他旅游交通系统、旅行方式、旅行时间、区域旅游收益、目的地旅游要素结构、目的地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结果表明,国外对高铁旅游研究的关注度高,研究领域广,注重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为中国高铁旅游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和范式。加强高铁旅游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利于更客观地预测和评价高铁对旅游的影响,为高铁网络化时代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色彩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探析

从色彩及色彩文化的基本内涵出发,指出在旅游开发中可以借鉴利用的主要色彩理论,并在理论推理的基础上,分析色彩文化对于旅游资源评价、文化发掘、特色主题打造、色彩景观设计、资源整合、线路设计等方面的作用,阐明了色彩文化在整个旅游开发规划过程中可以作为旅游开发的"红颜"、"红娘"、"红豆"、"红装"、"红线"等形式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