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桂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现状、特征与原因

利用宏观县区政府统计资料和定性个案访谈资料,对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数量在不断增长,地理通婚圈由边境向内地延伸,通婚辐射范围越来越广,一部分跨境婚姻即将演变为内地跨国婚姻;婚入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边境国家女性嫁入中国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边境女性嫁到邻国;跨境婚姻中夫妇双方整体教育文化素质偏低,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呈现出教育资源的弱弱结合;跨境通婚的结婚登记率较低,大多以"事实婚姻"的方式在中国组成家庭,并且这些家庭早婚多育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中国计划生育的有序执行;夫妇年龄差偏大以及跨境通婚具有代际传承等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滇桂边境地区的跨境通婚不断增长的原因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跨境民族文化圈子的同源性、等级通婚圈的封闭性、边境邻国→中国边境→中国内地的二级经济阶梯推动性、中越两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互补性、不同国家婚姻制度"错位性"和边境地区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存在密切的关系。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深刻分析复杂地缘环境下,中国内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现状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挖掘利用边境传统优势,促进中国边境、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意义重大。在综合分析边境地缘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搭建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纳入本地经济、外向型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大类指标后,系统刻画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及演化。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分异的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平稳增长,空间分异明显。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呈现以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云南广西地区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增长极核的空间极化格局。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等因素对边境地缘经济影响显著。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复杂地缘环境下,差异化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及启示。     

边境地区医疗服务研究综述

文章检索了科学引文数据(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中的边境医疗服务的相关文献,应用Cite Space文献分析软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系统地综述了国内外边境医疗服务相关研究的重点。从研究区域上看,国外研究多关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国内的研究则聚焦于云南省边境地区;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国内研究多关注少数民族群体;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研究主要关注边境地区的健康与疾病管控和跨境就医行为两方面,而国内主要集中于对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疾病流行和医疗服务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国内外研究中定性与定量方法兼有,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总体来看,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区域,综合健康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多元视角,全面分析新时代下的边境健康问题。中国的邻国众多,边境地区地缘环境复杂,边境医疗服务的研究有待加强。未来需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的空间分析等新兴方法,结合多种概念模型和边境研究的相关理论,在多学科背景下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中国边境口岸体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边境口岸设置的条件及边境口岸体系现状的分析揭示了边境口岸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笔者认为,随着中国边境口岸体系的形成、发展与不断完善,必将推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与邻国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散居族群婚姻圈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贵州坡帽仡佬族案例

婚姻圈作为民族社会建构的重要机制,以及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文化传承载体,对其现况及未来的研究关乎散居族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大计。采用口述史、深度访谈法及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贵州坡帽仡佬族的婚姻圈经历了族内异地通婚——族内本地通婚与近邻异族通婚——族内本地、近邻异族与异地异族通婚并存等几个阶段的演化。在传统农业社会,散居族群经历了居住、社会和教育多重隔离,通婚受族群性影响,以异地族内通婚为主;而在长期散杂居过程中,族际之间的长期接触融合,其婚姻圈又产生空间近邻性效应,异族通婚开始出现;中国社会转型期及经济一体化使散居族群的婚姻场域发生急剧变化,由此导致远距离通婚,族群性与空间近邻性效应开始减弱。坡帽仡佬族的婚姻圈演化反映了散居族群与主体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但散居族群尚无独立发展的力量。当随着族群内部原有稳定性的打破,族群语言、文化习俗如何保留,族群认同如何维系等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通过婚姻圈变化之研究视角,关注全球化影响下少数族群文化的保护和发扬问题,是文化扩散和文化整合研究领域新的尝试。     

国外对地缘视野下边境地区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科学认识和总结国际边境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本文以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边境研究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于Citespace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国外1990-2015年边境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领域重点和研究趋势。从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来看,1990年以来刊文量最大的期刊包括《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等。国外边境研究的领域集中于政治地理、环境生态、商业经济、公共管治、人文艺术等方面。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边境研究在汲取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缘政治的精髓后,逐渐增强了对边境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反思。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边境的地理涵义和政治属性、经济商贸交流、边境一体化、边境冲突与安全、文化与社会建构、跨境合作制度等领域的研究趋势。最后提出,未来中国边境研究应增强边境地区的综合性发展战略研究,搭建适应于中国特色发展的跨境合作平台与机制,融入国际政治学、民族学、自然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中国入境迁移人口现状与特征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式访谈对中国入境迁移人口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入境迁移主要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影响。此外,地缘关系对邻国间人口跨境迁移影响也比较突出;根据入境原因可将中国跨境迁移人口分为技术型、投资型、劳工型、学习型和"三非"型五大类;跨境迁入人口在中国主要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餐饮业等职业;移民的地域空间分布以上海、北京、广州等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为核心区,以沿海-沿边省会城市为辐射区的网络结构,跨境迁入人口与迁入地居民在不断接触、磨合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力

边境地区是内陆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化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本文深入分析2000—2015年中国134个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基于边境地区城镇化特征构建驱动力体系,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边境地区城镇化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15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面临城镇化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困境。② 同期,西北、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偏低、但增速较快;西藏边境的城镇化水平最低、增速平缓;东北、北部边境的城镇化水平稍高、但城镇化速度缓慢甚至停滞。③ 交通力和产业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贡献最大,市场力作用较小,各种驱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加强作用。④ 西北、西南边境分别形成了以产业力和交通力、市场力和行政力为主要驱动力的城镇化发展机制;西藏边境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薄弱,尚未形成具有较强贡献作用的城镇化驱动力;东北、北部边境的交通力对城镇化贡献较大,与市场、产业的交互增强效果明显。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边境旅游是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分析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类型和质量,并结合陆地边境地级行政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刻画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格局,探讨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范围共涉及3 341个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约占34.36%,建筑与设施是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类型。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是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地区。在2006—2015年间,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新疆西北部和黑龙江东部边境地区;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地区,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西南部以及西藏西南部边境地区。地形条件、文化多样性、区位条件、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是影响边境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游发展政策,加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区域旅游合作,完善旅游设施,积极探索开发与保护兼顾的发展模式。     

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尺度困境”——以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为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组织模式开始不断发展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边境地区越来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而跨境经济合作区成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由于涉及国家主权让渡及各种要素跨越国界流动,跨境经济合作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建设进展相对较慢。通过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案例分析,深入探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难题、形成机制及突破路径。研究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面临典型的“尺度困境”,其困境大小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国内多尺度治理协调程度及边境双边治理结构匹配程度等3个维度。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多尺度汇聚的边境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降低跨境合作边界屏蔽效应的关键,而其治理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多尺度的紧密合作以及边境双边的制度对接。打破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尺度困境”需要边境双边协同治理,国家尺度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或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限,同时要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     

云南、广西面向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及社会网络演化——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前后的比较

云南、广西两省区是我国通往东盟各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地缘优势。以“一带一路”建设前（2013年）和建设期间（2017年）的数据作为时间截面,采用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和社会网络联系等指标,分别对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社会网络关系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云南、广西两省区与东盟各国的旅游开放度、旅游经济联系量均有很大提升,但与排名靠前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云南与东盟的社会网络联系高于广西,并向较高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方向演化;云南、广西两省区欲发展成为“面向东盟的辐射中心”或“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还需继续加大力度发展与东盟各国的跨境旅游合作。     

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及内在机制——以四川盆地为例

婚姻迁移是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村居民的婚姻迁移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演变。本文以四川盆地为例,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立足于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的主要特征,表现出通婚的地域范围在各个时期发生着不同形式的变化,总体上呈随时代发展逐渐扩大的态势,地理环境、文化程度和从业状况与婚迁距离有密切关系,经济因素在婚迁地域选择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探讨了农村居民婚姻迁移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认为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国家社会政策、经济利益诉求、空间距离阻力、婚介手段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

边界是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跨边界的日常生活流动是历久和普遍的社会事实。边民与边境管理者丰富的跨界流动性实践,包括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促进了边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透过流动性的研究视角,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从边境管理者和边民两个方面的日常空间实践进行了展现,选取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边寨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以期更全面地看待边界问题。研究发现：边境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跨界流动实用主义色彩之上,也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同时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     

环北部湾旅游圈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对策

论述环北部湾旅游圈形成和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提出以两国四方八大中心城市，四大旅游板块为核心，兼收并蓄“陆、海、边、山”优势，形成两个扇面，共树一个区域旅游形象，面向三大客源市场，协同建立东亚国际旅游区，并就此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区域制度创新、协同发展、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整合、设施配套以及旅游组织等的措施和对策。     

基于问卷和访谈的中缅边民交往探究 ——以南红坝―南伞镇―尖坪村段为例

以2015-02-09果敢冲突后大量缅甸难民进入中国云南省这一事件为背景,结合实地调研所做的问卷和访谈,从交往的基础、交往的形式、交往的频度以及影响交往的因素等方面探讨了中缅边民交往状况。结果发现：1）中缅边民交往的基础有历史渊源、地理空间和政策的支持;2）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有商贸、教育和情感等;3）中缅边民交往的频度和强度非常高;4）影响中缅边民交往的因素有中缅国家间关系、中缅之间边境贸易政策和两国对外开放政策等。     

中国—东盟自贸区边境效应实证分析——以滇桂对越进出口为例

本文将边境效应划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类,认为广义边境效应包括正负两层效应且随贸易自由化进程动态演进。通过边境省区占相邻两国贸易的比重这一反映边境效应的指数,并对自由贸易进程中的中越边境云南（滇）与广西（桂）两省区2004～2009年对越进出口月度时间序列计量分析,发现边境效应的演进在省际间具有稳定的互动关系,包括力度不同的相互促进与竞争等关联,文章同时探讨边境效应的内外成因,提出以区域合作及协调发展提升边境正效应的沿边开放策略。     

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21世纪区域合作的核心动因,跨边界合作议题备受学界关注。欧盟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方面有丰硕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其发展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指引,二者均涉及到跨制度、边界的协作和权力的尺度重组。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了1993—2020年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动向。结果发现：1）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界区域互动、跨边界合作模式、跨边界合作领域、跨边界合作障碍等方面;2）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互动互信、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协调和合作范围的扩大与深入,然而在双边差异、跨边界可达性、移民和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3）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实践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增强价值与文化认同,创设特殊制度安排,构建多尺度合作空间与多维度治理体系是实现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2001年—2009年中国及周边国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土开发变化特征,如何将传统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与面向周边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成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的新问题。基于研究区2001年、2009年两期M0DIS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数据,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格局、过程、驱动力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未来双边合作的方向。结果表明:2001年-2009年期间,除了水域和林地面积减少以外,草地、耕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面积都是增加的;除全球环境变化等自然因素外,国家政策、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等人类因素是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未来我国应注重与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在森工、农牧业、边贸往来等领域的开发合作,维护边疆稳定,实现双边共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