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基于户籍与职业双维度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基于指数分析法的乌鲁木齐市居住格局研究

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城市,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在我国城市体系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乌鲁木齐市人口居住格局对乌鲁木齐城市空间规划提供指导。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域,利用城市空间的扩展印证居住空间格局变化宏观特征,将“居住格局”作为切入点,利用莫兰指数并借助ArcGIS技术分析该区域不同属性人口的居住格局。结果显示：乌鲁木齐市城市居民用地主要沿西北方向的新市区延伸、西山方向扩展、沿东山方向扩展,并沿着老城区的外缘扩展;不同年龄人口中学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聚集现象较为明显,劳动人口的聚集现象并不显著,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小学及初中人口和大专以上人口比重指标Moran’s I值较高,文盲人口比重指标oran’s I值相对较低,高中人口在空间上呈现负相关;2000—2016年所有区域学龄人口、老年人口空间分异指数都有所上升,劳动人口分异指数在沙依巴克区和水磨沟区有所下降,说明老龄化现象越来越明显,1990—2000年文盲人口在头屯河区处于相对分异状态,2000—2010年在新市区分异水平较高,1990—2010年小学及初中人口、高中人口以及大专以上人口分异现象逐渐减少,混居程度加深,居住分异现象减少。     

基于个体时空邻近指数的户籍维度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以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为例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传统的基于居住空间汇总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方法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居住空间外的日常活动空间隔离的探讨相对缺乏,对于不同活动和不同时段间分异格局差异的考虑有所不足。因此有必要从“基于人”的视角出发,探索社会空间分异测度的新方法,探讨不同时空间维度的社会分异格局。本研究基于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构建“个体时空邻近指数”,聚焦户籍这一反映中国城市特征的重要维度,以不同户籍类型人群之间的分异程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时空间特征,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研究表明：上海市不同户籍人群在活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存在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本研究创新了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方法,从活动与时空间结合的视角探讨了户籍维度的社会空间分异,为更好的理解在中国大城市日益凸显的社会空间分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人口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的比较

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迁移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两类,对二者的比较和整合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国内人口迁移的理论认识,也便于与国际同类研究相衔接。本文估算了2011—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与非户籍净迁移人口数量,分析和比较了二者的基本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籍和非户籍迁移具有总体相似的空间正相关和内陆分异的局部聚类特征,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两类迁移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不同且非户籍迁移数量的极差比户籍迁移更大,两类迁移的新增数量均与已有流动人口存量正相关;新增户籍迁移受经济机会差异影响明显,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凭借人才政策吸引人口户籍迁入,非户籍迁移主要响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差异;户籍迁移的市场化特征随落户限制的放松而不断强化,但存在城市和人口的双向选择性,非户籍迁移出现从经济性迁移转向舒适性迁移的趋势。最后从理论和政策角度探讨了中国人口迁移转型与户籍制度改革方向。     

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

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ESDA的方法,探讨2000—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并从居住空间分异的视角出发,归纳总结出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沿袭了2000年“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且分布状态进一步趋于分散,空间集聚则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即热点区域基本都位于绕城公路以内;② 未成年、无业、有就业能力（尚未正式就业）和刑释解教的贫困群体,尤其是刑释解教且无业的贫困群体,是当下城市贫困空间治理重点关注对象;③ 相比于2000年,目前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的贫困地域产生了明显分异,可划分为隐蔽型、安置型和复合型三种类型贫困人口聚居区;④ 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社会行为的交织作用下,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重构的同时,也经历了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向。     

基于手机画像数据的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空间分异

城市内部人口高度流动性意味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国内外融合多时空尺度和多领域维度的城市社会空间贯通与比较研究尚处开端。基于大数据环境与AI模拟技术支持下的移动终端用户画像数据,探究南京内城社会群体日间活动和夜间居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差异,并开展多维尺度的空间分异指数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为北京西路和北京东路沿线聚集着较大比例的中年富裕群体,城南城北分布有较高密度的本地老年群体,而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城市中心,日间聚集有大量白领中产阶层而夜间则混杂居住着不同社会群体;(2)城市人口的日常流动性并未降低居住空间分异,性别、职业和消费能力等多数社会经济属性指标在街道、社区和网格尺度上的空间分异程度表现为日间活动高于夜间居住;(3)社会空间分异的尺度效应显著,不止表现于分异指数随尺度下沉而增加,更在于较小尺度单元有可能揭示出更细微甚至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并可通过跨尺度比较直观呈现。最后提出融合多时空、多维度和跨领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框架,以期深化拓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通过房权指数T、房权分异指数ID和房权集中指数II三指标对广州市城市社区的房权分异进行测算,并使用"六普"数据从人口、制度、市场、住房四项维度对影响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71,属较高水平;各区房权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分布由城市核心到边缘可分为"中—低—高"三类,中心区较为混合,而郊区则呈现较为极化的格局;广州中心区城市房权分布以越秀、荔湾、海珠三区交接处为中心,房权指数最高,老城区外围房权指数最低,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第二,就空间分异而言,广州不同房权住房的空间分异度为0.45,集中指数为0.68,属中等水平,说明广州的房权分异并不明显,不同房权类型的住房呈现相对混合的空间分布;但各区则呈现差异化格局:近郊区的房权分异强(空间极化)、远郊区房权分异弱(空间混合),近郊区房权分异最为突出。在机制上,婚姻状况、年龄构成、学历状况、户籍制度、社区居住条件等5个要素对社区房权有显著影响;总体模型表明,婚姻和户籍是影响社区房权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说明当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房权的分布格局主要由家庭和制度因素驱动,而非由市场因素驱动,以此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与西方的差别。     

1990年代以来乌鲁木齐多民族聚居的

以典型多民族聚居城市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域,利用指数分析法并文中利用Arc GIS软件,从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分析人口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的居住格局演变历程。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目前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天山区和水磨沟区,哈萨克族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市南部,回族在头屯河区和城市北部较为聚集。通过居住空间分异指数计算得出,1990~2000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的分异指数均有所上升;2000~2010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分异指数上升,回族分异指数下降;2010~2016年分异指数均有所下降,以上分析为当前多民族聚居城市的管理和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宁杭城市多时空尺度居住空间分异与比较

城市居住分异具有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采用非空间分异指数开展单个城市和较大尺度的实证分析,较难有效反映中国当前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居住分异景观。基于住宅空间视角,采用多群体分异指数、空间分异曲线、指数分解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南京、杭州为案例城市,从街道、街区与网格3个尺度,分析宁杭2009—2018年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空间分异指数因考虑到住宅空间位置和邻域环境,可作为对非空间分异指数的一种改进;南京不同住宅类型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杭州,主要是由城市空间结构差异造成的;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其中“中心位势”和“教育配套”等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最为显著;宁杭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共性与特性并存,揭示出城市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维。     

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影响因素于户籍之间的比较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流动人口的跨等级流动及其对流入城市住房选择的影响

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住房问题是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揭示了流动人口的跨等级流动格局,并探讨了跨等级流动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住房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以跨等级向上流动为主,其中向上跨三级、两级流动的比例较大;② 不同流出地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住房选择存在显著差异,流出城市的人均GDP和平均房价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越大;③ 流入城市的平均房价越高,流动人口获得商品房的概率越低,随着流入城市人均GDP的增加,流动人口购买商品房的概率先增后降,而购买不完全产权房的概率则恰恰相反;④ 随着流动人口跨越城市等级的增加,其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降低,而租赁正规住房的可能性增大。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理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住房选择的地理根源,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的协同机制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本文构建流动人口居住与就业协同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使用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基于双层级双变量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协同性及其与背景环境的关系。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业变动概率远高于本地人口,城市更新对流动人口居住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影响更大;流动人口的居住变动行为与就业变动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协同过程,单项变动极有可能引发双变动的调整。居住在城中村数量较多的街道,流动人口发生居住变动的概率更大。青年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业变动协同性相比老一代更高,而且街道的居住不稳定性与青年流动人口的居住行为不稳定更相关。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空间特征与演化研究

基于住房普查和建筑普查资料,对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空间特征与演化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若干集聚区,且表现出明显的圈层分化,非正规住房规模比重从城市中心到边缘呈先增长后降低的发展态势。② 影响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空间结构的主因子包括规模因子、住房构成因子、增长因子、建筑特征因子和使用状态因子,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可以划分为边缘增长型、空间集聚型、相对稳定型和中心转化型等4种类型。③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发展演化过程包括形成阶段、快速发展阶段、高潮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不同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具有差异化的演化背景与空间结构特征。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第6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门登记数据,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区）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市民化推进程度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待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510 万,东部沿海以跨省市迁移为主,中部地区以省内迁移为主。采用迁移人口中的落户人口与总迁移人口的比值考察不同地区迁入人口落户难度,发现中部地区落户最易,西北地区其次,东部沿海最难。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一是高昂的市民化成本,特别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由迁入地政府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现有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使得粗放型产业所吸引的就业人群难以达到落户门槛。本文进一步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从政府投资体制和空间资源配置两方面就不同地区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流动人口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基于MGWR模型的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流动人口流入地购房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购房意愿整体偏低,尤其在流动人口聚集的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人口购房意愿最低。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能识别出不同因素对购房意愿的影响具有空间尺度差异,其中户口类型、流动范围、流动次数等显著变量对不同区域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③ 各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其中婚姻状况、户口类型、职业类型、房价、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东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较大,收入、流动次数、已购住房、随迁子女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购房意愿的影响更大,西北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拥有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而跨省流动的负向影响由西北向中部地区梯度递减。     

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

利用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6 市进行配额抽样调查(2008-2009 年) 所获得的3168 份问卷,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研究快速城市化下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状况、模式与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已经成为一个日趋分化的复合群体,可分为劳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三类,三类新移民住房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新移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0.69 m²,其中智力型新移民的人均住房面积最高(24.87 m²/人),劳力型新移民的最低(16.26 m²/人)。就住房设施条件而言,新移民的设施指数为0.35,水平较低;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设施条件最好,智力型新移民的设施条件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差。经过多年市场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经济要素对于新移民住房模式(购房或租房)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当前各类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主要由制度因素(户口) 所决定,职业因素对新移民住房模式的影响尚不显著。不过,职业对新移民租房的类型选择具有较大影响。此外,影响新移民住房设施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户口、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年龄和新移民类型等多个方面,其中户口仍是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