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速公路流的东北大都市区边界识别与结构特征研究

利用高速公路收费站数据分析东北大都市区的空间边界与中心-外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心城市高速公路流随距离的分布符合距离衰减规律,随规模位序的累积分布符合“二八定律”,但在具体的指标阈值上却表现出显著差异。② 四大都市区在空间上相连,以较小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区域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沈阳都市区和大连都市区在城镇关联体系中已实现融合;沈阳都市区、长春都市区、哈尔滨都市区间的空间联系则相对松散。③ 高速公路流空间下,各大都市区中心-外围空间结构表现出空间圈层、功能廊道和边界切割的典型特征。     

上海中心城就业中心体系测度————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研究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上海市域内手机用户的工作地和居住地,获取就业者的通勤数据,测度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体系.首先用就业者工作地数据生成就业密度分布图,基于中心城的就业密度识别就业中心.随后,用就业者工作地和居住地数据分别从就业密度和通勤联系两方面测度各中心的能级,分析各中心的腹地和势力范围.研究发现:① 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呈主中心强大的弱多中心体系;② 就业密度越高的中心与其他地区的通勤联系一般也越强,但通勤联系在各中心间的差异更显著;③ 能级越高的中心腹地面积越大,但势力范围不一定越大;④ 相比于能级,职住功能混合度对职住平衡的影响更大;⑤缺少就业中心的地区势力范围呈交替状.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解决既往就业中心体系研究因空间单元较大,缺少通勤数据在中心识别,通勤联系测度等方面受到的局限,希望能为构建上海中心城就业多中心体系提供帮助.     

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边界研究

全球城市区域的边界界定对象包括整体空间范围边界界定和内部结构边界界定两方面。该文对京津翼全球城市区域及其周边地区209个县、市、区的就业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探讨相应都市区的结构特征及空间组合特征等,进而确定不同层次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上海和杭州的实证研究

依据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理想通勤模式构建通勤距离分布的理论模型,将实测结果与理论模型做比较,检验通勤效率。研究以上海和杭州为对象,发现：① 多中心空间结构确实有助于缩短通勤距离,但随着与就业中心距离增加,就业中心对缩短通勤距离的正效应逐渐减弱;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上海,其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比杭州发挥得更好。研究讨论了城市规模、多中心的实施时间、住房市场等对通勤效率的影响：上海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更加成熟、租赁房源比例更高,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必须有更高效的交通组织,且居民确实经历了更长时间、有更多住房选择来调整职住空间以缩短通勤距离;杭州的城市功能尚处在完善中,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还未完全发挥作用。     

城市群研究述评与展望

自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之后,城市群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体系,成为城市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国外学者相继提出半城市化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概念,其研究都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强调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密切的功能联系。中国学者提出了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立足于都市区基础之上,亦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接轨。但城市群在国内更为流行,且被写进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的重心,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国内城市群研究却存在着概念含糊、界定模糊等问题。城市群是都市区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概念以及空间尺度的混淆。中国官方并未有都市区的界定方案。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加强对都市区和城市群界定的研究,立足于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群集聚与扩散模式,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     

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成都市和兰州市为例

借鉴国外过剩通勤理论,构建了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影响度公式,并利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取的通勤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通勤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减少通勤,既要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更要减少个体自由选择职住区位的制度性约束;与单中心城市相比,各组团内部职住平衡度较高的多中心城市,在减少居民通勤距离,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都市区范围界定方法探讨--以杭州市为例

当前关于都市区范围的界定,主要基于“功能主义方法”,是一种定性分析。根据断裂点公式、距离衰减效应的“简单计算方法”可以定量分析都市区的地域范围。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划分的杭州都市区空间范围基本吻合。根据杭州市与周边县市的关系以及杭州未来发展的需要,针对近期、远期两个发展阶段,可以得到杭州都市区范围的两个可行性方案。笔者认为划分都市区范围,可以用定量分析来弥补定性分析理论依据不足的缺陷。     

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分布与空间结构演化

本研究应用非参数计量方法,实证刻画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空间分布演化,揭示在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增长背景下,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北京都市区人口和就业分布都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人口郊区化,北京都市区人口次中心数量不断增加,并由近郊向远郊扩展,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趋势,但人口分散的空间范围还比较有限。与人口的分散化趋势不同,2004-2008 年,北京都市区就业仍呈现向心集聚的趋势,造成远郊就业次中心的影响不断被弱化,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多中心性有所降低。这说明北京都市区的单中心或强中心结构可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且人口的分散化和就业的向心集聚导致宏观面上人口—就业的空间失衡。北京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需要强化郊区次中心的集聚能力,同时注重人口—就业的平衡布局,这是未来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的重点。     

近20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时空演变

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地级市和县域两个空间尺度分析了近20 a珠三角地区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地级城市空间联系总体逐步加强,并充分体现出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县域尺度上,空间联系强度较大的主要是各地市市区之间及广-佛都市区的县市间和各地市市区与其所辖县市之间,其它县市间联系强度则较小;珠三角核心区内大部分县市之间联系总体呈逐渐增强趋势,核心区外的县市之间及其与核心区内的县市间联系强度有升有降,规律性不明显。广-佛都市区和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区的城市潜力较大且变动较大,对外辐射带动作用强,其它城市潜力相对较小且变化不明显;珠三角城市潜力的区域不平衡态势明显,城市潜力的空间分异和空间辐射的特征与演变规律明显。     

基于烟羽模型的江苏港口腹地范围划分

运用烟羽模型对江苏各个港口的腹地在省内进行划分,在Arc GIS的可视化结果中,各个港口都有其明确的腹地范围,并且各港口所在的地级市是其腹地的范围之一。其中,淮安港的腹地范围分布最广,包括苏北地区12个县级市和市区;连云港港的腹地范围主要在连云港地区;苏州组合港的港区中张家港港、常熟港和太仓港三港也分别有其特定的腹地范围。结果显示:靠近江苏省地域边界的各个港口或港区的腹地范围主要以其所处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呈南北向延伸;位于江苏省内陆地区的港口或港区的腹地范围则以其所在县级市或市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大致呈团状拓展。     

职住空间关系影响传染病传播的模拟研究

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网格数据反映的现状职住关系,用多智能体模拟方法模拟传染病病毒从市域9个预设的病源点开始,藉由日常基本活动(居住、工作、通勤)传播的过程;基于过剩通勤测度职住优化程度,分析职住优化与传播的时空关联特征.发现感染人口的比例随时间呈S形发展,通勤时段的传播速度最快,病源点离市中心越近,传播速度越快;0.7...     

基于大数据的上海市共享汽车出行模式研究

共享汽车是城市交通发展的新潮流,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共享汽车运营大数据和城市POI数据,研究共享汽车用户出行的空间、时间和频次特征,并对用户开展出行模式的K均值聚类分析,以期挖掘典型出行规律,为共享汽车运营优化提供依据。研究表明：① 工作日与休息日共享汽车使用行为差异显著,工作日共享汽车出行较集中于中心城区的混合功能区,早晚通勤高峰使用量大;休息日共享汽车出行空间布局较分散,使用量更高、平均单次使用时长更短且仅存在傍晚一个使用高峰。② 上海市共享汽车出行行为可分为工作日通勤的中高频模式,工作日夜间活动的高频模式,工作日偶尔用车晚餐及返家、偶尔用车远距离通勤和夜间长距离返家的低频模式,休息日日间休闲的高频模式、休息日傍晚离家休闲的中长途低频模式、休息日傍晚在休闲地之间穿梭的远距离低频模式、休息日日间加班的低频模式等10种模式。③ 中高频用户主要使用共享汽车实现远距离通勤和周末中长距离休闲活动,空间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和副中心区域;低频用户使用共享汽车多为夜间、长距离、休息日加班等公共交通难以满足需求、出租车成本过高的情景,空间分布也比较分散。可通过对用户提供差别化用车方案、优化车辆空间调度等方式推进超大城市共享汽车市场发展。     

都市区国内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

以上海都市区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GIS空间分析方法与技术,基于游客发表旅游行程攻略数据,从节点和网络2个层面分析上海都市区内部旅游流网络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旅游节点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层结构特征,知名度较高的明星景区在旅游流网络中占据重要核心地位,上海市旅游节点划分为集聚型、扩散型、均衡型、中介型4种类型;2）旅游流网络在空间上呈现以主城区黄浦区为核心的“单核放射状”,以西南松江、东南浦东新区、西北嘉定区为主流扩散方向的分布形态;3）旅游流网络总体上为联结低、扩散强、趋于均衡分布的散状格局,存在内部关联度高、外部关联度低的5个凝聚子群,网络核心—边缘区分层显著,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效应有限;4）旅游流与景点之间距离存在指数对应关系,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但各距离段内衰减程度差异明显,0~20 km内旅游流距离衰减规律最为显著。     

Metropolitan dynamics in Israel: an emerging “metropolitan island state”?

This study analyzes metropolitan dynamics in a small country with an “island state” context of closed boundaries, using commuting data and mobile phone tracking data. We examine whether the Israeli context encourages the formation of a monocentric “metropolitan state,”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ing links between local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ts principal metropolitan node (Tel Aviv)—rather than with secondary metropolitan areas—and by fuzzy, overlapping metropolitan boundaries. Commuting data from the 1995 and 2008 censuses show that metropolitan expansion processes in Israel are gradual. Mobile phone tracking data for 2013 reveal similar patterns, confirming the urban structure’s stabili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racking data as a means of assessing metropolitan processes. The “island state” context supports growing monocentricity, but, when it comes to commuting and travel for other purposes, Israel is not yet a metropolitan state; metropolitan boundaries are not as fuzzy and rapidly changing as expected.     

上海职住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

城市的职住关系一直为研究者广泛关注。过剩通勤概念以实际通勤与理论最短通勤的差距反映城市职住关系与通勤状态,是衡量通勤效率和优化潜力的常用指标。国内的过剩通勤研究数量有限,且鲜有从年龄视角考察。本文利用2017年9月上海市手机网格数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居民的职住与通勤状态,采用模拟个人换居的方法测度过剩通勤,并探讨职住关系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上海居民的职住关系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人是劣势群体,老年人是优势群体,中年人介于其间;上海全市过剩通勤率为69%,职住关系优化的潜力和效应巨大,可使得通勤距离显著减少,代际分异缓和,青年人的获得感最大,城市年龄空间结构更加均衡。提出上海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应以理想的城市年龄空间结构为目标,以提高人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的流动性、青年化城市中心、中老年化城市外围为途径。     

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的测度分析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与其它城市和区域的相互联系。本文借助区域间相互作用的引 力模型,从节点分析、线路分析以及经济联系强度等方面对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状况进行实际测度, 定量分析其对外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等级层次性特征。结果表明：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区 域差异明显,并且表现出按照一定的轴线发生联系,这种轴线的方向和路径具有一定规律性;上海对江浙中心城市 的经济联系强度大,并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形成圈层结构分异;苏锡常经济圈内部经济联系紧密,南京和杭州对外 经济联系不强,中心地位亟待提高;交通是宁波对外经济联系的最主要障碍。总之,江浙沪主要中心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是其对外经济联系的前提条件,而加快交通建设,特别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加强 区域间经济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当然这还与距离、行政区划和历史等因素有关。     

Analyzing Changes in Urban Form and Commuting Time*

Urban work trips have changed in important ways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In Québec City, a medium‐sized Canadian metropolitan area, commuting distances increased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workers between 1977 and 1996, while durations increased for male workers and decreased for female workers. This article seeks to identify spatial and social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se changes. We develop a disaggregate model of trip duration estimated on the basis of large samples derived from travel surveys comparable through time. Using categorical variables to specify change, we are able to separate change effects from level effects attributable to various dimensions of urban form. Our analysis clearly indicates that, once travel mode and key social factors are controlled for, the shift from a monocentric to a dispersed city form is responsible, in the Québec metropolitan area, for increasing commuting time. This is contrary to findings in larger metropolitan areas, where, it has been argued, the suburbanization of jobs maintains stability in commuting duration.     

全球区位论、非场所理论与襄樊都市区建设

依据全球区位论和非场所理论,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了襄樊都市区建设的背景、意义和现状条件,并在襄樊都市区中心城市建设,城市化进程和都市区的基本框架构筑,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快速通道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竞争力培育,都市区内各县市协作以及经济社会环境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