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CSSCISSCI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统计数据归纳了2000年以来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演变,揭示出江苏对外资投资存在着整体规模不断上升、投资区域向发达国家集中、投资行业第三产业超第二产业、民营企业成为中坚力量、苏南占主导地位等结构演变特征。并且利用相关理论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的人均GDP、外汇储备量、区域间贸易联系、国家和地方政策,东道国的关税率、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企业的资源因素、利润率和企业性质均对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因素研究

针对近年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历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综合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投资重心演变,并结合2007-2015年投资东道国国际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投资分布极不平衡,以亚洲为主,重点流入避税地,整体投资重心沿北纬23°西移,投资来源地主要为珠三角地区;（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行业、方式等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民营企业是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跃;（3）东道国市场、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是影响广东省投资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成本和集聚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     

基于流强度的中国城市对外服务能力时空演变特征

综合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改良Theil系数和K-means时空聚类法对2004~2010年中国地级以上286个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探讨,得到以下结论:1城市流强度值的绝对量均有明显上升,但存在显著的区域非均衡现象,并与城市经济实力有较高的相关性。2省内差异对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差异贡献率在58%~72%,是其空间尺度差异的主要来源。3时空演变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等级性规律,且空间等级性特征随阶段演进更趋明显。4对外服务能力的强弱和集聚强化趋势与城市流强度基数值大小和增速快慢有着紧密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础乘数效应和循环累积效应配置下的非均衡特征。     

中国对美国州层面直接投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探究——以得克萨斯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历程。2016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FDI）流量与存量先后跃升至全球第二位,由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转变为世界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在中美双方经贸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背景下,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位东道国。投资是落于具体地域的,不同尺度地域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导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时空分异的重要原因。立足于中国（投资母国）视角,以美国州内各选区为研究地域尺度,利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美国典型州——得克萨斯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与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引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COFDI在得州内各选区间投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得州内COFDI存量持续增长,但阶段性特征明显;(2)得州内COFDI以国有企业并购为主,且主要集中在能源产业;(3)COFDI州内集聚程度较弱,局部选区间多呈现出相异属性集聚特征;(4)市场规模、劳工人数、交通通达性、华人移民数对C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成本、教育水平、税率、经济密度对COFDI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政府、跨国企业在...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阶段及其空间格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形态,并在不同区域表现出非均衡的空间差异。基于中国1981—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口数据,综合运用滑动T检验、K密度估计（KDE）和基尼系数等方法,识别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的关键节点,并揭示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形态经历了“面积低速扩张—人均用地收缩”（1981—1990年）、“面积中速扩张—人均用地低速上升”（1990—2000年）、“面积快速扩张—人均用地快速上升”（2000—2015年）3个转型阶段。② 1990—2000年和2000—2015年两个转型阶段,面积转型的空间格局演变缓慢,表现出以东部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大聚集和中西部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小分散格局,而人均用地转型空间格局呈由东部聚集向全国蔓延的演变趋势。③ 1990—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逐渐扩大的动态演变特征,人均用地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趋于稳定的演变特征。④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符合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相对应,空间格局演变揭示了国家发展战略由东部优先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的现实情况。研究在内容上弥补了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定量识别的不足,可为新时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建设用地管控工作提供理论和数据依据。     

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重构

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 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度重构3个不同的特征;② 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 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江苏省入境旅游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以1978-2010年江苏省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基础数据,通过增长速度和特征年份区域差异变化分析等,对江苏省入境旅游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都经历了快速增长（1978-1988）、波动增长（1989-1999）和平稳增长（2000-2010）三个发展阶段。计算1996-2010年13个地市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收入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结合比率和 ArcGIS空间分析,分析1996、1999和2010年3个特征年份入境旅游空间格局演变,得出入境旅游的绝对差异扩大、但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机制

工程承包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到的国内外关注日益增多,但在中长期视角下探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首先结合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外交政策变化,总结了1950—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时空演变的基本特征;其次,基于2001—2017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的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探讨了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及时间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倾向于向市场规模大、开放度高、基础设施不完善、自然资源丰富、无严重外债问题、技术相对落后的东道国集中;受到良好双边关系的促进,并呈现出高经济风险的偏好特征。从时间变化上看,东道国短期市场状况成为愈发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资源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相关政策措施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政治风险抑制作用降低,高经济风险的偏好仍然存在;双边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中长期视角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影响要素的时空差异研究,并为科学制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在非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研究支撑。     

河北省县域城乡发展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英文）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制定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以河北省118个县域为研究对象,构建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核密度分析、ESDA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审视并分析了2005-2020年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推进有序且态势良好,2005-2020年16年间城乡融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5-2010年为波动发展阶段,2011-2020年为城乡融合水平快速发展阶段。（2）河北省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呈现一定的高低值锁定现象,发展较快的地区恒快,较慢的地区恒慢。（3）河北省城乡融合水平影响因素逐渐趋向多元化演变,主导因素从相对单一逐渐转变为相对多元化。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     

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

当前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多聚焦园区的经济功能,而其制度和文化平台功能有待深入探讨。基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本文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案例,剖析海外园区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揭示海外园区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通过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释放集聚经济效应,为入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环境和充足的跨国发展空间,帮助入区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为大量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路径突破和路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基于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海外园区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它们海外投资克服制度与文化差异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发育土壤,起到了“投资花园”的作用。     

中国-老挝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与启示——以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空间策略。文章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的开发模式,并基于企业视角分析了该开发区的优劣势。结果发现：1）园区是采取“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形式进行开发的典型项目,以符合东道国国情与需要为发展定位,主要通过土地增值、为跨国企业提供厂地的方式获取收益;2）园区发展优势表现在：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税收优惠力度大,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发展劣势表现在：产业链体系不完整、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大、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弱、企业间凝聚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匮乏、劳动技能与效率尚待提高、投资汇回利润存在一定风险、市场开发尚且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与产业布局、本地嵌入机制、经济地理影响等方面,并探讨了本案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启示,即,加强政府间磋商、契合东道国发展需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是保障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发展的关键。     

中国海外港口投资格局的空间演化及其机理

伴随着2000年“走出去”写入国家战略和2013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中国正在不断加快海外港口投资的步伐。论文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港口投资案例的数据库,分析了1978年至今中国海外港口投资格局在全球范围的空间演化过程,并从地域结构、参与主体、股权变化等多个方面阐明了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特征与路径,总结了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主要模式,进一步探索了进入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基于为什么“走出去”、为什么在这里布局、为什么选择这种模式3个递进的过程探讨了中国海外港口投资的发展机理。研究表明：中国海外港口投资的空间格局经历了零星分布、就近布局、全球扩散、局部集聚和总体稳定5个发展阶段,总体上集中布局于西北欧和地中海航区,投资主体包括大型航运企业、码头运营商和基建企业,海外港口投资的目标从参股转为控股。海外港口进入模式包括基础设施项目承建、港口经营权转让、港口股权收购和码头管理输出4种,进入模式具有交错演化的特点。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港口的内在动因可以总结为国家经济发展环境、重大对外开放战略、全球航运格局和地理替代性和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内地企业香港上市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了赴香港上市内地企业的空间分布、时间格局、行业格局以及所有制结构特征,并采用计量模型对赴香港上市企业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赴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数量呈现波动式增长,总部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集聚特征明显;香港成为内地金融和房地产类企业海外上市的主要目的地;赴港上市的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民营企业逐步成为香港上市企业的主体。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赴香港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受到集聚经济、距离、制度等因素影响,城市的经济规模、金融业发展水平、交通便捷性、信息化与通讯能力越强,到香港距离越近,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赴港上市企业则越多;此外,距离因素对民企的影响更为显著,国企的空间分布则主要受制度因素的影响。     

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多尺度耦合建设机制——以中白工业园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合作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间合作境外园区因合作规格高、投资规模大、建设进展快、成效初现,并肩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功能,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有关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研究多为政策导向型,未将政府间合作园区与企业投资所建立的境外园区区分开。为此,本文以中国—白俄罗斯（简称中白）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间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多尺度耦合机制。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已成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新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表明,境外合作园区的发起、建设和运营是两国政府、园区开发公司和园区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停协调各自利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涉及多尺度（全球、国家间、园区、企业）和多主体（政府、企业）。具体而言,中白两国出于各自战略目标考虑发起合作园区项目,并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为协调两国战略利益,动员两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推动园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它并不完全能保证园区的成功。合理的园区开发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动员能力是园区成功建设的关键。因此,只有在处理好两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开发公司和入园企业能获取经济收益,才能确保政府间合作园区的长久发展。本文拓展性地将多尺度耦合理论用于分析政府主导的跨国大型园区项目合作,有助于丰富人文地理学里的耦合研究,并可为推动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英文）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great vision and high-quality targe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and Western recognition of them, which challenges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This gap should be narrowed by conducting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t the project level.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but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s much broader in scope, comprising not only FDI projects but also China-financed projects and emerging mixed projects. Our investigation, observ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BRI projects find that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less experience in doing busines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ften pay less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ies. Thus, 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mploying its ideas to analyze the BRI projects and summarize their construction mod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BRI.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and then summarizes three major modes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namely,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based projects, concession-based projects, and FDI; finally, it draw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to classify the BRI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two indicators of "Breadth and Depth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and "Destructive Effect of a Project and/or Technology" into four types: transformative, supportive, ordinary projects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arks.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can be observed for each type of project. The preliminary theoriz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may offer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BRI.     

外资和尼泊尔本土能源项目建设状况遥感对比监测研究（英文）

外资在发展中国家水电站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外资在水电站建设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新问题,已成为国际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比较了尼泊尔上崔树里3A水电站（由中国政府银行全额出资）和拉苏瓦加迪电站（由尼泊尔拉苏瓦区当地政府银行出资）的建设情况。利用道路、建筑物、大坝和车辆等指标,采用目视判读方法,从2012年至2020年的1m分辨率高分遥感影像中提取监测指标,对比监测两座水电站的建设情况。采用两种方法对比监测了两座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在两个电站建设期内（上崔树里3A水电站监测周期为2012年至2020年,拉苏瓦加迪电站监测周期为2014年至2020年）,利用30 m Landsat 7/8卫星数据,对比评估了两座电站建设期内的归一化植被指数变化情况。然后,利用1 m分辨率高分遥感影像,采用目视判读方法,对比监测两座电站周边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最后,分析和比较影响这两个电站施工过程、环境影响和社会经济影响的因素。结果表明：（1）尽管地质灾害、新冠疫情、印度政府禁令等诸多因素影响了尼泊尔各项目的建设,中国投资的上崔树里3A水电站与尼泊尔本土投资的拉苏瓦加迪电站...     

Theorizing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mode from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great vision and high-quality targe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and Western recognition of them,which challenges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This gap should be narrowed by conducting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t the project level.In recent years,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but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s much broader in scope,comprising not only FDI projects but also China-financed projects and emerging mixed projects.Our investigation,observation,and examination of the BRI projects find that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less experience in doing busines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ften pay less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ies.Thus,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mploying its ideas to analyze the BRI projects and summarize their construction mod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BRI.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and then summarizes three major modes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namely,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based projects,concession-based projects,and FDI;finally,it draw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to classify the BRI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two indicators of"Breadth and Depth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and"Destructive Effect of a Project and/or Technology"into four types:transformative,supportive,ordinary projects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arks.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can be observed for each type of project.The preliminary theoriz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may offer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B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