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8年辽宁省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评价

交通与经济发展耦合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的基础,而现有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评价模型多以行政区为评价单元,空间精度较低.该文基于传统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提出TM-TAE(Time series and Micro-scale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 Evaluation)模型,以辽宁省为例,从交通网络密度(量)、交通干线影响度(质)和区位优势度(势)3个维度计算交通优势度,并揭示其与经济发展间的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辽宁省交通优势度呈现"一核、两轴、三带"的空间分布格局,2010-2018年交通优势度较高地区(Ⅰ类、Ⅱ类地区)上升幅度为30.0％,远高于2000-2010年的上升幅度(17.6％);2)2000-2018年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呈良性关系,其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初级协调区域分布最广且从中部向东西两厢递减;3)交通优势度和GDP空间关系的主导类型由低交通优势—低GDP转化为高交通优势—低GDP.研究成果可为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精细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策略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参考.     

耦合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交互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测度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和经济三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时空动态规律,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度近16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交互过程,探索其城镇化协调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伴随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化均呈稳步提升的趋同现象;②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极独大、三角核心、周边低平”的空间形态;③ 从各个城市的城镇化耦合水平跃迁路径来看,大多呈协同增长态势,表明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④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从稳定和均衡→极化集聚状态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土地-经济的交互作用,而从极化→均衡状态的演变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人口-土地的交互作用。城镇化协调度的交互过程及机制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长三角城市群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调控方向。     

武汉市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利用变异系数法、改进的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武汉市2002—2013年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协调性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 2002—2013年12年间武汉市城镇化水平与房地产发展状况均呈不断增长态势,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由2002年的0.083 7发展到2013年的0.865 9,房地产发展综合指数由0.306 4上升到0.682 8;2研究期内,武汉市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耦合协调度指数逐年递增,共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与初步协调5个阶段,到2013年底也仅处于初步协调阶段。因此,需要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合理确定城市定位以及城市的主导产业,引导房地产有序发展。     

塔里木河流域农牧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种植业(农业系统中的小农业)和畜牧业是农业系统中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其协调发展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实现。塔里木河流域是新疆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农牧耦合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推动流域现代农业的进程,增加农牧民收入。在统计学"变异性系数"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改良,构建了塔里木河流域农牧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2003-2014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了流域农牧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得出以下结论:流域传统农业特征显著;流域农牧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的难度;流域农牧耦合只是简单的初级耦合,农牧高级耦合发展后劲还不足;政策因素对流域农牧耦合影响较大。     

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耦合协调研究

选择黄河流域上游地貌单元复杂、经济相对滞后、水资源依赖性强的内蒙古沿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耦合协调系统,分析各子系统特征和耦合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进而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研究区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发展子系统,子系统空间不均衡性显著;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上升过程;识别出各市(盟)耦合协调发展面临的6类主要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研究提出“在顶层设计上统筹支撑、在市(盟)间协同发展和在市(盟)层面减小冲突”的三级治理建议。     

长江经济带陆路交通可达性与城镇化空间耦合协调度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陆路交通可达性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结果显示：① 城镇化发展大致表现为“东高西低”和“大城市群高边缘城市低”的分布特征,且人口与经济城镇化发展不同步;② 各类陆路交通可达性存在“东中部高,西部低”的分布特征,且高铁可达性区域差异远大于普通铁路和公路;③ 陆路交通综合可达性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总体较高,由东向西耦合协调度逐渐降低,其中,公路耦合协调度结果与陆路综合交通耦合协调度结果最匹配,高铁和普通铁路对城镇化发展承担跨区域协调作用,高铁作用更明显,公路对城镇化发展影响有限,仅能带动周边区域。     

河南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研究

依据旅游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机理,分别从产业规模、产出水平、接待规模、经济贡献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南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河南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但文化产业波动相对较大,两大产业发展水平整体仍然较低,文化产业年均增长远低于旅游产业,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且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今后河南应重视两大产业互动互促,科学规划,创新体制机制,培育人才,科技兴产,广泛宣传,进而实现两大产业协调发展。     

西南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存在天然的耦合性.依据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机理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西南地区各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西南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都在逐步提升,但整体仍处于偏低的水平,文化产业发展普遍滞后于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等级持续偏低.所以,西南地区要重视借助旅游产业发展平台,强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进而实现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     

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研究

构建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与综合评价法,测算了2006~2017年吉林省各地级市州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吉林省各地级市州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等级与演化情况。研究表明：吉林省生态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旅游环境发展呈现不均衡特征,发展层级的极化效应愈加明显;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表现有所差异,旅游环境总体发展滞后于生态旅游发展; 2006~2017年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均为濒临失调型和初级协调型,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较前期有所减弱： ④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的协调度与生态文明呈现正向关系,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的协调水平愈高,区域生态文明发达程度也较高。     

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集成综合指数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从镇域尺度探讨了1990-2015年珠海市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演变在1990-2000年间相对平缓;而在2000-2015年间相对剧烈,总体上全市耦合协调度均值由1990年的0.65降为2015年的0.59。2）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下降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整体呈西部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和东部的分布格局。3）根据地理探测器的结果可知,土地垦殖率、种植业占GDP比重、各类作物产量、化肥农药施用量等是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演变的主导影响因子。     

广州民营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1995-2004年广州各区私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广州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高度相关,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其区域经济相对较弱,发展迅速的地区则较强;(2)近10年来民营经济在各区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民营经济的区域协调,需要对其发展实施区域调控;打破区域界限和所有制界限,在更大范围实现民营资源的配置与优化,实现产业的转移与延伸;借鉴上海青浦模式,引入循环经济思想,建立民营经济开发区,以克服中小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劣势。     

地区合作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作者就地区差距的形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全面扩大情况下的地区间矛盾，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八五”期我国区域政策的调整作了精辟分析，最后阐述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和基本内容，强调重视内地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论西北地区资源优势与可持续发展

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出发，论述了西北地区资源优势及西北地区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性，同时提出了西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农村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及影响机制解析

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空间滞后模型（SLR）等模型,对2000~2010年的中国分县农村综合发展水平及2010年的分县道路交通优势度进行综合测度,解析其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探索道路交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分县的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差异格局未突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了33.20%。东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进入优化整合提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在政策、产业转移、城镇化、工业化等驱动下农村综合水平提升较快,乡村多维空间历经转型重构。② 2010年,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呈现出典型的“点-轴”的地域结构特征,存在东、中、西部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地域差异,其与农村发展水平耦合协同性整体较差,处于轻度失调以下状态占县（区）总数的88.25%,西部地区协调度普遍低于0.40,交通发展与农村发展协同性较好地域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域和道路交通优势极核及轴带的县（区）。 ③ 道路交通等级、密度、可介入性等影响农村综合发展。道路密度对农村发展正向影响较大,国道、省道、县道沿途邻近可进入性强,对农村综合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高速公路和铁路有景观生态学“廓道”性质,空间上起连通作用,结构的不可穿越性,封闭性影响可介入性,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和火车站空间布局对农村发展影响显得尤为重要。④ 地级市交通中心地对农村发展带动影响明显,大城市的强聚集能力易促成周边县区的农村发展“灯下黑”的地域结构特征。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等级、阶段对农村发展的传导效应及区域交通建设的超前或滞后的科学判断核心理论,将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及乡村地理学亟待关注的重要领域。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空间分析

近年来,空间思维和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1990～2004年中国341个区域单位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空间格局及区域发展差距的演变过程.分析结果表明,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必须强调空间因素的重要性,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研究,而且可以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政策启示.     

我国区域政策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的计量分析

在对近2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政策讨论的基础上,以1978~2000年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了1978~2000年我国区域发展政策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1)1978~2000年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集聚起促进作用;(2)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变化对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再次是第一产业,这说明在我国各省市区之间第一产业发展是比较均衡的,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是不均衡的。     

中国区域交通优势的甄别方法及应用分析

一个区域的交通优势反映在“质”、“量”和“势”三个方面, 每个方面具有相对独立而具体的内涵, 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 其中任一方面的刻画和评价仅仅反映区域交通优劣的一个侧面, 只有三方面的综合集成刻画与评价才能真正反映一个区域交通环境的优劣。基于交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界定了交通优势度的基本概念, 并建立了交通优势度的基本表述结构, 包括交通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 同时基于GIS 技术, 从分项和综合集成两个角度构筑了交通优势度评价的空间数理模型。以我国2365 个地域 单元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 我国的区域交通优势度呈“偏正态”分布特征, 极少数的地域 (比例为1.4%) 具有非常突出的交通优势,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优越的交通环境; 大约1/8 的地域(12.4%) 交通条件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 交通环境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 大约70%地域处于评价样本的中游或中游偏上水平。从区域上看, 交通优势大致由沿海逐渐向内陆依次递减; 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三大城镇密集区有着明显的交通优势, 覆盖范围广; 成渝地区和武汉都市圈也有较好的交通优势, 但尚未连续成面或覆盖范围较小, 其他城镇密集区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有相对较高的交通优势, 但覆盖地域较小。从经济发展措施看, 利用交通优势和规避交通劣势, 应是进行经济活动和产业选择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识别及协调性研究

按照区域发展的Logistic理论模型特征,探索性地将区域发展转型过程划分为缓慢积累期、加速成长期、高速发展期和平稳成熟期4个阶段。选取人口-社会结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4项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构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指标体系和综合度指数,并开展中国省域尺度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识别与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演化过程中,4项形态发展不具有同步性,表现为产业结构转型程度高、发展阶段超前,而人口-社会结构、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相对落后;2000—2015年我国省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度不断提高,且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基本形成了东部发达地区发展程度高、综合度指数高的高值区,东北地区、渝鄂中西部核心区以及山西、陕西、内蒙古和宁夏能源富集区中等发展阶段、综合度指数中等的中值区,其他区域发展阶段低、综合度指数低的低值区的空间格局。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

Until recently, migration has had a limited role to play in China's space economy because of central‐planning logic and mechanisms. Mobility increases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call for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migration. Using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data from China's 1990 and 2000 censuses, I analyze migration rates, migration effectiveness, population growth, net migration flows, and spatial focusing of migration. The analysis supports the notions that migration is an increasingly effective factor of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hat it has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le these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documented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have been less well addressed in the case of China. Regional diverg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90s was accompanied by a marked increase i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sharply concentrated migration flows, especially from relatively poor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to the rapidly growing eastern reg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igration theories that draw from experiences of capitalist economies may be of increased relevance to China.     

基于耦合协调视角的河北省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在定性分析河北省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耦合函数为基础,构建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对相关指标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11个地级市中仅秦皇岛的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处于勉强协调,其他地级市则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中,故河北省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很低,区域经济尚未对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有力反哺。在此结论基础上,就如何深化一体化发展提出4个发展路径,以期为河北省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