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

"邻避主义"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出现,近几年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空间距离和居民社会经济特征相结合的分析视角,以社区居民对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的抵制为例,探究中国语境下"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社区居民在媒体大众面前的态度由"不要在我家后院"向"不要在任何人后院"转变,但其本质是邻避主义;2)在城市空间尺度和性质相似的社区空间尺度上,居民邻避态度符合"接近性假说";但相邻地理区位上不同性质社区居民的邻避态度存在明显差异;3)距离对居民邻避态度产生基础性影响,在此基础上,微观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作用,对居民的态度进行复杂的重构,决定居民最终的邻避态度。研究对丰富不同社会条件下的邻避主义诠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寻求这类地方抗争的合理解决方案。     

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特征及互动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恼包村为例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旅游“网红村”——恼包村为例,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旅游网红村居民的怀旧、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3种情感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在旅游效应作用下,3种情感之间内在的互动机理。研究显示,在非本地旅游景观融入地方旅游社区的情境下,居民依然非常认同当前的景观与建筑,并对旅游发展保持积极态度;怀旧、集体记忆如果失去了物质载体,会在文化载体上集中表现;旅游景观的嬗变没有隔断居民对从前村落的集体记忆,但旅游景观优化带来的旅游效应削弱了居民的怀旧情感;居民的怀旧与集体记忆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居民的集体记忆显著影响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效应对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机场设施邻避效应对北京市住宅价格空间影响研究——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例

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居民居住空间品质的优化提升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深入,实现规划用地高效合理利用与人民生活宜居和谐的双赢目标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中之重。由于机场设施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外部性,其邻避效应对周围住宅价格产生影响。本研究对首都国际机场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分析“同邻避设施的距离”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表征了在不同要素影响下邻避设施空间效应的量度,同时分析得出其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范围半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 首都机场设施对周边住宅价格存在负面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到机场设施的距离每减少1%,住宅价格平均降低0.586%。不同要素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异。② 机场设施对住宅价格的空间影响范围为10 km,其空间效应随“同机场风险源距离”的增加而表现出减弱的趋势。此外,影响范围内的小区有149个,83.2%的小区分布在顺义区,受影响的户数约为13万。③ 机场设施的邻避效应空间影响存在方向异性,位于机场西部和南部的区域对周边住宅价格的影响范围整体大于位于机场北部和东部的区域。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樱花的情感效应

运用大数据文本挖掘和分析工具,对比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和非武汉地区居民所发布的微文,探究了武汉樱花在不同居民群体间情感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樱花微文的关注点多而分散,非本地居民的关注点少而集中;2）武汉樱花对不同地区居民情感的影响与疫情发展状况紧密相关;3）武汉樱花在疫情期间对武汉居民具有情感支持效应,对非武汉地区居民具有情感凝聚效应;4）疫情改变人的情感和景观解读背景,并赋予景观新的意义,新的景观意义反作用于居民,构成情感闭合回路。最后提出建议,抗疫恢复工作应多关注居民心理层面的缺失,从居民与城市、景观的情感关系入手,向武汉居民传达城市美好生活理念。     

邻避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周边住宅价格的关系——广州案例

随着中国城镇的快速发展以及市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由邻避设施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合理规划邻避设施,是促进环境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课题。论文从“规划云平台”获取广州主城区邻避设施的地理信息数据,通过Python语句编码收集广州主城区小区平均房价数据,运用克里金插值法分析邻避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邻避设施与周边住宅价格的关系。研究发现,广州主城区邻避设施的布局与低收入住宅区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邻避设施主要分布在房价较低的住宅区周边;邻避设施对周边小区房价的影响与邻避设施的类型和所在区位相关,城市边缘区的邻避设施对房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城市中心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污名化类的邻避设施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污染类、风险聚集类和心理不悦类邻避设施。本研究对有关城市邻避设施的科学规划布点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主社区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研究--以敦煌市为例

文章以敦煌市为例,进行了主社区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正处于“成熟巩固阶段”的敦煌旅游地．其居民对旅游积极效应的感知明显强于对消极效应的感知,且对经济效应的感知强于对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敦煌市已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热爱者、现实主义者、谨慎的热爱者、顾虑者和憎恨者等5类群体。与国内其它案例研究的比较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居民感知会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演变而呈现阶段性变化的特征。     

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居民污染感知影响因素及空间特征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内部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与居住空间相交叠,影响居民生活品质.论文以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阿苏卫为研究对象,基于2019年8-10月获取的问卷数据,构建表征居民污染感知与污染源的空间距离、居民属性和居民主观认知3类因素关系的多层线性模型,以探索大城市邻避设施周边居民污染感知的影响...     

我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旅游效应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85个城市“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旅游效应模型、地理探测器解析“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定量分析我国城市旅游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工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与其他生态空间4种类型呈增加趋势;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城市“三生空间”演变对旅游发展水平产生较强的旅游效应,根据旅游发展水平及旅游效应划分为双优型、偏发展型、偏效应型、双低型;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其他生态空间、旅游总收入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度对于旅游效应的影响较大,且交互作用较强。我国区域旅游发展应充分考虑旅游效应及其主导影响因素,提升“三生空间”的旅游功能,促进新时期国土空间开发优化和新型城镇化。     

广州市高星级酒店地方与无地方的建构及协商

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人文地理学中"地方"理论已经渗透到旅游研究的各个方面.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共同影响下,"无地方(Placelessness)"伴随着地方感的虚无与空间不真实性的发展而产生,并成为了地方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以广州市高星级酒店为案例地,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在回顾地方和无地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消费者对现代城市高星级酒店的空间感知和地方情感,分析了地方与无地方在酒店空间中互动的复杂关系.结果指出:① 城市高星级酒店既有因现代技术,行业标准,区位以及资本扩张等原因而呈现的无地方特点,也有因社会功能,品牌特色,"借景"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等原因而呈现的地方特质,城市高星级酒店具有地方与无地方的双重特性;② 酒店消费者在"他者空间"与"我者空间"中挣扎,对城市高星级酒店有着地方感与无地方感等多元,矛盾的地方情感;③ 城市高星级酒店是一个无地方与地方动态转化的易变空间,其转化机制取决于消费者与酒店空间的互动频次,酒店产品的稳定程度,以及消费者的主观想象与意义赋予等.本研究是对西方语境下地方理论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对"无地方"研究的一种尝试;为转型期中国目前"千城一面",空间同质化等社会现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重构

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 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度重构3个不同的特征;② 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 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展馆迁址对城市星级酒店营收格局的空间重构——广交会实证

城市大型会展事件对酒店业的空间差异化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关注某一届展会造成的短期且静态化的经济格局影响,较少关注展馆迁址所产生的长期而动态化的格局变化。因此,文章以2008年秋季广交会会展业务整体迁至琶洲为例,探究了展馆迁址对广州市域星级酒店在展会期间营收格局的空间重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计量统计和ArcGIS平台,研究揭示了展会期间广州市域星级酒店营收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逻辑。研究发现,在展馆迁址后的8年间,广交会期间的市域星级酒店：1）总体及平均营收均从“单核”转向“双核”格局,营收重心的“东延”“南拓”与展馆迁址在空间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展馆迁址改变了酒店与展会的空间距离,引发住宿需求在空间上的转移,推动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的形成。2）营收变化率随时间呈现出由剧烈到平缓的趋势,且迁出地的变化率小于迁入地。3）迁入地酒店供给增长不足以消化会展期间巨大的住宿需求,而迁出地酒店供给格局在区域竞争中仍占优势,并且特殊的酒店购买模式使得原有住宿需求仍较多留在展馆迁出地酒店,抑制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向以展馆新迁入地为中心的“单核”格局的演变,这使得在展馆迁址后,迁出地酒店业的总体与平均营收水平依然会保持较长时期的营收优势。     

中国中档酒店业转型时期的竞争态势和对策分析

旅游产业面临全面的转型升级,作为中国星级酒店主力的中档酒店业,也处于转型的阶段。根据中档酒店业发展的现状,对比分析中档酒店与经济型酒店之间的差异,并运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了中档酒店业面临的替代、潜在、买方、供应商、中档酒店行业内部等5个方面的竞争态势,提出了中国中档酒店业转型时期发展的四大战略,即中档酒店业需要进行市场重新定位,企业改造或转型,营销战略创新以及运用国学营建企业文化,走民族化、集团化发展道路。     

消费转型背景下度假型旅游地时空修复——基于三亚海棠湾的案例研究

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供需失衡矛盾凸显,由此引致了目的地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然而这一现象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现有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力度上也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在详细剖析时空修复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提出了资本应对消费转型的一般框架,分析了三亚海棠湾时空修复的整体历程,并揭示了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资本以时空修复的方式完成了对消费转型的应对。其中,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包括资本的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在三亚海棠湾,空间修复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时间修复则重点表现在二级循环的缓建、停建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方面,政府部门藉由尺度重组用以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通过尺度上推,借助意识形态与城市战略,构建了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通过尺度下推,藉由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但政府的部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秩序,延缓危机的同时制造了更大的隐患。此外,时空修复与尺度重组之间存在着理论关联,消费转型使得原有资本节律失常,地域组织通过尺度重组搭建起全新的地理架构,为资本的时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理平台。本文完善了时空修复的理论框架,部分回应了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对度假地的可能影响。     

中外饭店区域集团化特征对比研究

随着饭店业全球化进程的发展，饭店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饭店集团的出现使国际旅游市场和饭店业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中国饭店集团相比，国际饭店集团具有诸多竞争优势，本文将以世界饭店集团300强为例，与中国饭店区域集团化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为中国饭店业借鉴国际饭店集团成功经验，应对其挑战提供启示。     

Post‐tropical/post‐tsunami: Climate and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Following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on 26 December 2004, scenes of destruction overwrote representations of a benign tropical landscape on the eastern periphery of the Indian Ocean. The incongruous coupling of luxury resort hotels with devastated indigent fisher settlements in international media coverage had exposed the global inequities embedded in a tropical tourism industry subscribed to and abetted by states, institutions, developers and architects. As post‐tsunami reconstruction commenced, it became evident that the climatic trope through which regionalist aesthetics had been filtered thus far was incapable of providing expedient solutions to real social problems. In academia and in the profession, the complex discourse of so‐called tropical architecture shaping the debates has yet to be untangled and problematized. Implicating and haunted by colonial, nationalist, developmental and political renderings, and more recently by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such representations continue to undergird architectural debates and production. In the wake of recent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ovoked by related architectural student designs in Sri Lank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olitics of the tropical agenda in architecture and some considerations for its demise.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旅游业、饭店业,但不同城市旅游业、饭店业应对和适应扰动的能力不同,即韧性存在差异。以中国41个旅游城市的星级饭店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累积损失的韧性评估模型,运用SARIMA、随机森林等方法,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2020年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中国疫情防控成效逐渐趋好的态势下,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不断增强,但韧性演变存在差异。②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空间分异明显,存在交通廊道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③影响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客房平均出租率增长率、餐饮与客房收入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它们对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作用。对指导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增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丽江古城客栈经营者社会责任缺失研究

丽江古城的客栈起步早、发展快,是丽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形式,对丽江古城客栈经营者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客栈经营者的社会责任缺失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房主责任的缺失、对员工责任的缺失、对社区居民责任的缺失以及对旅游者责任的缺失。针对这些责任缺失,提出了具体对策,包括：整合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建立行业自律协会、加强舆论监督、开展教育培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