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

发展多维贫困度量方法和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是近年国际贫困研究中的热点领域,也是中国未来提高农村扶贫实践质量和效率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在贫困研究中的学术思想,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了县域尺度的贫困地理识别,并与单维度收入贫困以及国家最新认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识别的多维贫困县按扶贫措施相似性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结果表明:655个县级单元被识别为多维度贫困县,涉及农村人口1.41亿人;空间分布集中连片特征显著,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南疆三地州、黄土高原西部、滇西—川西高山峡谷区为最大的连片贫困区;有71.79%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国家重点贫困县对比,识别的多维贫困县在各单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处于更劣势水平;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8种类型。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居住环境质量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其设施的不均衡性、可获取性与可选择性差异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情感需求具有显著的剥夺影响。本研究以兰州市主城区居住区为研究对象,以各类城市设施的POI为数据源,通过构建居住环境剥夺评价体系定量识别其剥夺程度并对影响因素作出分析,结果表明：① 居住环境的综合剥夺在东西狭长的河谷城区上呈现出重心偏东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高剥夺区集中在河谷边缘区以及西部城区,低剥夺区呈现于河谷中心区与东部城区。② 居住环境的正向维度基本呈现出河谷中心区剥夺程度低,河谷边缘区剥夺程度高的态势;负向维度在空间上则呈现出与正向维度反向的分布趋势。③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格局是城市形态、居住区区位、城市的动态扩张次序、居住区密度以及政策规划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其中,城市形态下的空间可达性制约着城市空间的开发时序,进而影响设施的空间配置水平;居住区区位制约着居住区自身对设施的选择性与环境干扰性;城市的动态扩张导致了河谷城市开发周期的不同,进而导致新旧城区设施配置的不同;居住区密度对城市设施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政策规划对居住环境剥夺格局具有重构作用。     

居住环境剥夺测度及其对房价的影响——以兰州市为例

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和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由于居住环境差异,导致剥夺现象发生。为探究居住环境剥夺对房价的作用机制,构建居住环境剥夺测度体系,创新了居住环境剥夺指数计算方法,运用混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居住环境剥夺与房价的关系。结果表明：（1） 兰州市平均房价为12566.93元·m^-2,空间上呈现出多核心、组团式分布格局,表现为从核心向外逐级递减的趋势。（2） 基于6个维度服务设施数量和种类差异,居住环境剥夺也呈现出不同空间分布格局。（3） 所有服务剥夺均与房价呈负相关,教育服务剥夺对房价影响力最强,生活服务剥夺对房价影响力最弱,教育和交通服务剥夺交互作用对房价解释力最强。研究结果对促进资源配置公平和城市健康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地理国情分类区划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地理国情分类区划是认知和分析地理国情的有效途径,是研究认识地理国情类型特征、组合及其演变趋势的区域差异和地理国情空间分异的基础。本文通过对地理国情普查的基本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制定了地理国情分类区划的指标体系;基于多维尺度分析和聚类分析,构建了地理国情分类区划模型。选择河南省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对其进行分类区划实验。通过对地理国情数据进行多维尺度分析,根据分析的可视化结果,可直观地确定地理国情的分类区划数,并将此设置为初始的聚类数;在此基础上进行k均值聚类,可实现河南省地理国情的分类区划,通过对各聚类簇中指标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并根据各聚类簇中心对区划各类型进行定义和解释,最后对聚类结果进行空间化表达。结果表明：河南省地理国情可划分为指标数据极值区、指标数据低值区、指标数据中值区和指标数据高值区4类,且根据空间集聚性分析,可判断分类区划的空间集聚效应显著,各区划类型间相互包容和渗透,集聚呈4条西南?东北的条状带。该项工作可为统筹地理国情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县域空间贫困的地理识别研究——以宁夏泾源县为例

空间贫困研究是对多维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新空间贫困度量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和提高农村扶贫质量的关键。本文借鉴国际空间贫困研究的基本理论思想,总结出了空间贫困三维结构分析框架,构建了县域空间贫困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以宁夏泾源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开展了空间贫困地理识别。研究发现：① 不同自然地理区SPI排序为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均值1.571）>剥蚀构造丘陵区（均值-0.199）>侵蚀构造石山区（均值-0.334）,表明侵蚀构造石山区贫困程度最大,是减贫重点区域,其中3个自然地理区空间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经济劣势（C₄~C₇、C₁₇）,主要差异是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生态劣势（C₂₅、C₁₆）>经济劣势（C₅）>位置劣势（C₂₀）>政治劣势（C₈）;剥蚀构造丘陵区经济劣势（C₅~C₇、C₁₇）>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₃~C₂₅）>政治劣势（C₈）;侵蚀构造石山区经济劣势（C₄~C₇、C₁₇）>政治劣势（C₈）>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₁~C₂₅）。② 不同民族村SPI排序为汉族村（均值1.484）>回族村（均值1.262）>回汉混居村（均值-1.033）,表明县域尺度上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共同特征是由于距离最近市场远（C₁₇）形成的经济劣势,以及人均耕地面积（C₂₃）和农作物特别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小（C₂₄）形成的生态劣势。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主要差异在于汉族村人居环境差和灾损率高形成的生态劣势,以及贷款不足（C₅）导致的经济劣势突出,回族村主要因文化知识素质较低（C₁₂、C₁₃）导致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高而形成经济劣势,回汉混居村因汉族和回族生产生活方式差异,造成扶贫资源配置困难,农户对扶贫政策满意率最低（C₈）,反映该类村空间贫困的政治劣势最为显著。③ 同一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存在显著差异。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SPI均值分别为0.526、2.557和1.644,表明该类型区汉族村贫困程度高,经济劣势显著（C₅）;剥蚀构造丘陵区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约为0.321和-1.934,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较高,经济劣势（C₂、C₆、C₇）和生态劣势（C₁₆）突出;侵蚀构造石山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为1.031、-0.029和-0.842,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亦高,经济劣势（C₅~C₇、C₁₇）、政治劣势（C₈）、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和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₅）并存。因此,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的汉族村、剥蚀构造丘陵区和侵蚀构造石山区的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     

居住自选择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交通方式选择研究对于城市高效、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规划至关重要。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采用调查问卷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住自选择效应影响下非随机异质性的建成环境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及态度偏好选择不同建成环境特征的住宅小区,继而形成特定的通勤模式,说明居住自选择存在偏好异质性,居住自选择效应存在。（2）在规避居住自选择效应后,建成环境依然对通勤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及停车位数量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路网密度、公交站点可达性、地铁站点可达性及停车位数量通过中介变量通勤距离与小汽车拥有间接影响通勤模式选择。（3）高人口密度、密路网与高可达性的建成环境通过提高道路网络的连通性、步行与公共交通的连接性进一步推动积极通勤模式与公共交通通勤模式选择,引导居民向积极通勤模式为主导的出行结构转变。     

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的作用效应——以苏州市为例

居住空间的扩张与重构对公园绿地格局的影响作用规律,是优良人居环境构建的基础。基于多源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以苏州为案例地探究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的作用效应,重点揭示其尺度差异规律。结果表明：(1)两者均存在显著空间分异,且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具有显著作用效应;(2)居住空间分异变量中,中心区位、商业设施、公交站点、住宅户数、出售房价等对公园绿地格局总体呈正向促进作用,居住用地面积、外部交通、医疗设施等总体呈负向抑制作用;(3)小微尺度公园绿地对住房属性敏感,中等尺度公园绿地受居住空间的周边配套、区位交通、社会经济属性影响较大,大尺度公园绿地则与居住空间的区位交通条件关联较强。     

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以广州市为例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学科思想方法的主题式教学 ——以地理尺度思想为例

本文针对当前学习更多停留在知识和技能层次,导致学业负担过重而效果不佳的现状,提出基于学科思想方法的主题式学习主张,并以地理尺度思想为例,提出实施策略,包括把握学科思想方法内涵、精选体现学科思想方法的案例、从认知冲突感悟学科思想方法、开展实践活动深度体验学科思想方法、全方位渗透学科思想方法.     

大城市居民自评健康与环境危害感知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郑州市区的实证研究

环境污染与健康的研究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基于2016年郑州市区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微观尺度下居民健康与环境危害感知的空间分布,并探讨影响居民健康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①郑州市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感知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多数居民认为空气污染最严重,其次是噪声污染,垃圾污染与水污染相对较轻,但这4种环境污染均对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②居民健康感知的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中间低—外围高”的分布特征,即市中心的居民健康水平较低,而处于外围地区的居民健康水平较高。③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感知差异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状况的感知越来越差,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群感知最差;高学历与高收入者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很好或者非常好的比例远大于低学历与低收入者;性别与婚姻状况对健康感知的影响并不明显。④居住地到工作单位的距离越远,健康状况感知很好或者非常好的人数比例越低,街道区位也是影响居民感知自身健康状况的显著因素。研究结果可为郑州市制定更加公平、有效的环境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valuation,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land use spatial patter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Zhengzhou city,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High-intensity land use and resource overloaded-induced regional land use spatial pattern (LUSP) are essential and challenging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郑州市城市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初探

文章通过对郑州市城市环境问题及城市建设发展概况的分析，认为城市发展与环境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并探讨了保证城市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切实做好总体规划，加强水资源管理，注重绿化效果，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率等。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及时空演变分析——以郑州市为例

基于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POI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和样方比例法识别其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利用核密度等方法分析研究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 随机森林作为新兴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识别“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且具有较高的精度。② 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格局与城市功能分区相匹配,生产空间集聚分布在产业集聚区,生活空间在城市中心城区内呈面状分布,生态空间整体呈点状分布。③ 随着郑州市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10年间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空间分布格局更加合理,生产空间向产业集聚区集聚,生活空间逐渐分散,生态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基于POI数据,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识别方法更加有效,识别结果更加精准,能够在更小的尺度上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数据与方法支撑。     

居住空间视角下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呼和浩特为例

居住融合是社会群体混合分布程度的表现,对认识城市内部民族融合结构和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典型多民族聚居城市呼和浩特市为例,基于2000-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采用融合指数法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分析居住融合在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的演变过程,并运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城市居民的个体属性方面考察对居住融合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城市内部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混居程度持续加深,居住空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程度逐渐强化;居住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集中在汉族长期居住的玉泉区,随着时间推移,融合程度最高区域快速向整个市区扩散,居住融合空间向均匀化方向发展;城市中心区域存在三个点状分布的教育型和生活型民族聚居街区,但两类街区融合指数在考察期内上升趋势显著;个体属性中的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家庭、户籍、职业等要素对呼和浩特城市内部民族间居住融合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