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与重点议题

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实现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研究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需要以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其关键科学问题是研究“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尺度的区域联动理论,探索粤港澳区域联动的机制、关键因素、模式与路径;提出了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关注的4个重点议题：①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协同理论的研究与探索;②粤港澳地位与作用研究;③粤港澳联动的多尺度、多主体影响机制与模式研究;④粤港澳联动发展的实施路径研究。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2013年9、10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因而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提出,具有强烈的政治地理内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实用学科的发展思维,而应置于较为宏观的政治地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对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话题的关注,本文从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阐释和思考：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尺度提升的空间管治思维。面对湾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多尺度、多元的城市(区域)竞合现状,设计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处理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非常有效;②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挑战。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解决(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认同危机对于凝聚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向心力意义重大;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非常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机制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要素、结构、功能和产品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媒介和通道。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及其影响机制调节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利用强度和保护方式,对于实现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研究对象,依托遥感数据修订ESV核算结果,更加准确地揭示2000—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ESV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引入面板分位数回归深入探索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因素的分段效应,增加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机制的认识。结果显示：① 2000—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ESV减速下降,下降区域主要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部和珠江入海口两岸等城市快速扩张区。② 在城市交界处,土地利用变化会带来更为强烈的ESV变化。③ 在ESV水平不同的区域,影响因素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用地完整度仅在ESV的低值区可以促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升。气温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正向作用随ESV的提高而增强,经济密度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负向作用随ESV的提高而减弱,二者均会导致ESV高值区与低值区间的差距增大,形成“自然马太效应”。     

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参照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系列研究选取全球526个主要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分析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空间结构方面,“头部”城市格局稳定,欧美城市垄断明显;城市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网络中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均呈现出非均衡特征,网络重心有显著的东移和南移趋势。② 拓扑特征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性不断增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和“社群”结构;不同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③ 驱动因素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由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驱动因素包括当代知识创新范式的转变、知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演进、知识组合的特定方式、合作对象择取的“偏好依附”以及维持合作关系的“社会纽带”;外生驱动因素包括地理邻近、国家边界、区域协定以及殖民历史。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

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具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湾区”地带,因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而举世瞩目。本文以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珠三角9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该城市群发展进程中的“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吸纳作用在后期近乎消退,人口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后期也明显减弱,而空间扩展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效果比较有限且后期呈现负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判断,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之间具有短期间的互促发展效果,但是尚未形成城市群应具有的长期稳定的互促机制。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三角城市群应积极推动产业类型不断提升以集聚高素质人口,积极引导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匹配发展,并构筑多层次且协同互补的产业空间,以此深化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的协同发展格局。     

人地系统可持续过程、格局的前沿探索

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在人文地理学前沿问题探讨的综述,阐释了人—地系统相互作用时空分异规律是现代地理学最高层级的科学难题、也是决定未来地理学前途的关键问题的认识,提出了截至目前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所采用的“过程归纳、区域比较、定性分析、逻辑判断”等4个实用方法,并围绕着区域均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地域功能、空间结构等4个前沿领域,讨论了影响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驱动力、自然圈对人类活动圈层的作用、综合地理区划原理和方法、以及“生活—生产—生态”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等研究的学术思想,探讨了“未来地球”框架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意义和重要命题,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基础研究和决策应用贯通”的复杂性科学基础理论体系和综合研究集成方法体系建设,将深刻影响着人地系统过程和格局的研究进展。     

区域建构：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

区域的社会建构议题较少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既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也鲜有涉及具体城市政府的行动和策略。为此,文章采取政策话语分析方法探索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响应,作为弥补上述问题的文献空白。研究发现,佛山把区域身份建构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核心城市,从战略统一上确定了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策略和行动方向。佛山与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形成不同尺度作用下的区域合作地域载体。表现为3个方面:1)在城市尺度上,佛山与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城市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为地域载体,将松散的资源重新盘整,进一步提高统筹地区发展和聚集资源要素的能力,培育新的地方增长极以保持竞争优势。2)在区域尺度上,佛山与广西和贵州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佛山西站枢纽新城为地域载体,连接西南地区,把粤桂黔高铁经济合作带作为其经济腹地。3)在全球尺度上,佛山与德国建立合作联系,建设中德工业服务区为地域载体,创造地方-全球尺度的连接渠道,嵌入全球的市场经济。佛山案例展示了区域作为不同尺度上多个行动者的节点汇合,如何把区域资产与国家和跨国经济联系起来,从而生产与再生产新国家空间。文章回应了新区域地理学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审视区域发展问题,也回应了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的最新呼吁。在实践中为其他城市如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乃至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借鉴。     

全球土地覆被时空变化与中国贡献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土地覆被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类活动对土地覆被变化的影响成为“人类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科学评估全球土地覆被变化的时空过程和新态势,分析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并提出优化路径,成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任务之一。本文基于多源土地覆盖数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全球土地覆被变化的时空演化过程,从景观尺度分析了地类间的转化关系以及全球“变绿”和森林覆盖度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中国对全球土地覆被时空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1992—2015年全球土地覆被经历了显著变化,全球土地覆被变化度在南美洲中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亚、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形成显著的热点区。中国森林覆盖率从1990年的12.98%增至2020年的23.34%,湿地面积增长1908 km²,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了力量,同时在城市用地增长、草地和其他用地减少等方面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与全球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城市扩张占用耕地面积居全球第一位,高达7.3万km²。1999—2019年全球叶面积指数存在全球性的显著提高趋势。中国以仅占全球6.6%的植被面积,贡献了全球20%左右的叶面积增加量,引领了全球“变绿”过程。1990—2020年全球森林覆盖度变化呈现出空间集聚性。中国森林面积增长62.84万km²居全球前列,其中西南林区和秦巴山区是林地增长的主要区域,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是森林覆盖度降低的主要区域。中国未来应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均衡协调度,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和更多经验。     

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

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学者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网络空间结构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

以2000—2018年国内外期刊数据库合作论文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结构指数法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知识网络格局由广州的“一家独大”逐渐演变为广州、深圳、香港“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香港虽然处于知识网络的核心位置,但受行政壁垒的影响,主要与广州、深圳高等级的城市建立紧密的知识合作联系。2）粤港澳大湾区知识联系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西部地区知识联系远低于东部地区,虽然研究期内湾区的知识网络的极化特征得到一定的缓解,但不均衡性仍然显著。3）湾区知识活动主体的自身需求是促进城市间知识合作的内在驱动力,知识环境和知识联系通道是区域知识合作网络外在推动力,在内生作用和外生作用的共同影响下,知识合作产出得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网络得以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交通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网络结构多维测度

交通流是表征区域联系的核心要素,也是区域空间结构新的测度手段。本文基于流空间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使用高德导航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联系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节点特征、联系机理进行识别与分析,以期对湾区未来发展规划提供决策支持。结果显示：(1)整合尺度后的大湾区呈现“四组团三圈层”的空间组织形态;(2)多中心化发展态势明显,依托广深莞核心交通资源出现高强集聚;(3)网络整体骨架尚未建立。本研究揭示区域城市间交互关系与结构特征,对推动大湾区构建多极化、组团化、协同化的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视野与理论模式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最有共识、最有优势、最富挑战的战略方向,亟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探索。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更加专注于创新系统内部,注重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模式,缺乏在全球视野下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观察。由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双核心与双链条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政策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分析与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

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航运网络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全球航运网络航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关指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港口吞吐量占比变化、港口群内部结构变化、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八大区域航运网络格局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7—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总吞吐量增长率达到32.3%,并且在2020年总吞吐量达到7 294万TEU,占全球的9.2%,占中国的28.3%。其中,深圳港、广州港增长速度较快;2）在参与全球航运网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出现以深圳港、香港港为核心参与全球八大航运区域的层级结构,湾区整体与东亚、东南亚区域联系最为紧密,与欧洲、美洲、非洲等区域的航线联系则局限于区域核心港口间的直接联系;3）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三港鼎立,主要业务错位化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港香港港、外贸港口深圳港与内贸综合大港广州港以及区域其他支线港珠海港、东莞港等港口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亟待以港口群为整体,积极参与到全球航运网络的建设中,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未知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