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改革对经济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以顺德为案例,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撤县（市）设区”以及基于地方积极性的“省直管县”2个阶段中行政区划体制和管理自主权变化、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体制变化对顺德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DEA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水平2方面对其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多阶段自身纵向和区域横向对比。结果表明：1）撤市设区,有限弱化了顺德规划管理等重要事权、财权财力和核心人事权,不利于顺德经济的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2）强县扩权、省直管,推动顺德财政独立,强化其一般事权和核心人事权,有利于顺德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3）撤市设区后,行政管理层级增加,县级政府对各部门有效制衡被弱化,县域发展意志被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弱,为撤并工作顺利,县级制度部分保留”的背景下,市县两级政府分歧下的区域分割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域一体化受限明显,这是顺德乃至佛山整体长期经济发展弱化的重要原因;4）强县扩权、省直管后,行政管理趋于扁平化,“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权限与动力得到强化,县域发展意志得以实现,是顺德经济发展强化的主要因素。     

不完全的再领域化与大都市区行政区划重组——以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为例

从再领域化的理论视角对南京市江宁撤县设区的大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进行实证研究。研究重点关注城市和政府两类领域机构,从行政区划调整过程、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权力斗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空间重组是一个渐进过程,江宁通过撤县设区和撤乡镇设街道两种方式,正在逐步从县域经济向城区经济转型。撤县设区后,江宁城市和经济快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再领域化后江宁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是,在江宁的再领域化中,政府领域重构并未伴随着城市空间的产生而出现,原县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得以保留。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出现了新市—区两级政府管理与原市—县—镇三级政府管理并行的体制。因此,江宁的再领域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再领域化过程。这也是造成市—区两级政府权利冲突的制度根源。     

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县级行政区在中国行政区划中起着承上(省)启下(乡、镇)的作用,其行政区划调整关系到国家行政管理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在统计分析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上,将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划分为4个阶段,进而分析和探讨了调整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中存在问题提出了对四川省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对策:加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研究;制定县级行政区的合理分区标准;强化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职能;调整和逐步规范县级行政区边界、行政中心位置和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划调整的边界建构机制及其分析框架和应用

行政区划是意义重大的体国经野之策。但是,随着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公平治理,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微观过程与机制。本研究引入政治地理学的边界建构理论,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视为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共同推动的边界不断建构的过程。区划调整虽然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权力配置的重要手段,但企业的经济活动、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等自下而上的力量也作用于行政边界的形成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边界化–去边界化–再边界化”过程的区划调整分析框架,考察多元主体对于行政边界产生和消解的作用机制及权力博弈,并应用该框架对济南章丘“撤市设区”的边界建构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本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为探索政治地理学视角与城市研究的交叉创新提供思路,在实践上为解决“边界”和边界区域相关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现实影响

采用边界稳定系数、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在政区规模方面,省级政区规模呈持续变动的特征,当前规模总体小于历史上实施“三级制”的多数朝代;(2)在划界原则方面,“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始终是省级政区划界的重要原则,当前省级行政区划“犬牙相入”的特征更加明显;(3)在边界稳定性方面,中国省级行政边界呈整体变动与局部稳定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与清代(1820年)高度相似;(4)在影响效应方面,省界附近县级政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省界地区,省级政区的长期稳定正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行政层级、政区规模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系统改革,高度关注“市制”改革问题,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边界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行政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依法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空间基础和重要依据.本研究采用空间分析、基于格网的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县级以上行政边界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仍基本遵循着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的政区划界原则,总体呈现出行政级别越高,受山川形便的影响越明显,海拔越低,受犬牙相入的影...     

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空间格局的变化及趋势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贸易额连创新高,空间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从有形货物的出口、进口及进出口三个方面出发,收集整理1990-2010年中国大陆对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基本数据,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基于重要对外贸易伙伴和13个区域经济地理板块,系统揭示了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空间格局变化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了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趋势。文章研究结果对全面认识我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正确制定对外贸易的有关决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     

国外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区划调整是实现行政区划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总结国外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4点：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国外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非常频繁;坚持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框架,但有向城乡合治方向发展的趋势;西方城市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城市行政等级趋同,小城镇也同样十分发达,数量非常多;重视大都市区的管理,建立有效的行政协调机构。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启示,要加强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论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等建议。     

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

东北地区是中国北方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建国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分为以下5个阶段：1949~1955年,省级政区大调整阶段;1955~1969年,省级政区稳定,地级、县级政区频繁分合阶段;1969~197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归东北三省阶段;1979~1996年,地级、县级政区调整频繁阶段;1997年至今,行政区划调整较少、以县市改区为主,政区相对比较稳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政策标准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格局与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分析了目前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不同层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优化路径。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福建县级政区建置的地域分异及其整合过程--兼论自然区与行政区的关系

文章通过对福建县级政区建置从地域分异到地域整合的具体还原，揭示福建政区演变的内在规律性，揭开长期困扰相关研究进展的假象，并对行政区与自然区关系这一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新的学术理念。     

我国县下辖市的可行性探讨

利用国家民政部、统计局等部门公布的相关资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镇政区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作深入剖析,从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行政区划改革趋势、现行设市模式与县辖政区体制及其弊端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等方面,论述我国实行县下辖市体制的可行性,并论述未来县辖市体制基本内容:设市体系——构建我国未来三级市制体系:直辖市、省辖市、县辖市三级市制;设市模式——实行"城郊合治"管理理念下的"适度切块设市"模式;设市标准——合理拟定县辖市设置的标准;审批制度——确定未来我国县辖市的审批程序与审批机构。同时在分析目前挚肘县辖市的几个主要问题(如法律依据、现行行政区划体制等)的基础上,提出实行县辖市的主要配套措施。     

中国城市市辖区的空间结构及演化机制

本文提出了市辖区6种空间结构类型：圈层式、组合式、并排式、独立式、包围式及飞地式,并总结了6种类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中国市辖区分布格局及演变分析,发现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市辖区数量越多、人口密度越大。6种类型城市分布情况为圈层式结构城市集中在东部地区,组合式结构城市在东北地区分布最密,独立式结构城市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包围式结构城市中部地区最多,并排式和飞地式结构城市在全国分布比较均衡。市辖区空间结构的一般演化路径为“独立式-并排式-组合式-圈层式”,圈层式结构会继续优化,通过“内城合并、外城扩张”向第三、四圈层发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增设、拆分与合并市辖区三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2000 年以来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时空平稳性

城市空间扩张一方面表现为建成区的空间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市辖区面积的不断增加,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这两个过程尤为剧烈而显著不平稳。地理学上的平稳性强调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演变过程。引入几何学的方法,以标准化的建成区面积和市辖区面积构建坐标系,绘制2000-2010 年主要地级城市的空间扩张的路径,按照均值对路径进行分类,并引入mov、tor、sd 三个指数作为时空平稳性的测度。研究表明：① 2000 年以来,市辖区扩张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以及中西部的省会及其周边城市,而建成区的扩张态势并没有这种显著的极化效应,在各个城市群均有较高的速率。② 从类型上,可以分为稳定型和跨越型两种。稳定型中以稳定在低于均值的LL型最多,而其他偏少;跨越型中,以在HH、HL、LH、LL四者间发生一次置换的为主。③ 三个平稳性系数的计算结果显示,城市等级较高的城市对mov、sd 指数比较敏感,这两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相对于全国的平稳性特征;而处于中游的城市对tor指数比较敏感,这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自身在年际间变动的平稳性特征。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区的空间生产及其演化逻辑

城市新区是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改革开放后,新区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则呈现爆发式增长,具有典型的空间生产特征。从空间的生产理论视角切入,聚焦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空间组织形式——新区的时空演化,发现新区的设立与发展是一个快速的三元辩证的空间生产过程：新区的“空间的表征”主要由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意志主导,“空间的实践”集中体现为类型与格局、距离与面积等空间要素的规模等级差异和区域分异,“表征的空间”则体现为政府权力与城市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策应机制。新区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具有时空序列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但政府主导的空间组织模式也面临着行政区管理协调难度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批判地反思新区发展路径是新时代实现区域平衡充分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础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