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论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空间生产的特征,构建“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框架,以解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从资本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特征,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其资本三级循环过程有利于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从权力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了制度空间,能形成对政府权力的规训,推动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从战略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背景下“新国家空间”的一种形态,表征了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基地、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战略意义。论文运用空间生产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学逻辑,能增进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参考价值。     

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国家品牌实践——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例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发展正面临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既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在全球治理语境下中国积极重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举措。以海南自贸港为对象,采用话语分析和网络民族志方法,探讨基于国家品牌的地缘政治实践,审视政府、媒体和国内外普通受众如何参与海南自贸港地理意义的（再）生产,并讨论了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品牌建设涉及国家、媒体和普通受众之间的互动,政府利用媒体工具构建宏大叙事,塑造国内外受众对海南自贸港的地理想象,进而支持和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建设者身份。然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受众群体形成了差异化的情感体验,普通受众对海南自贸港的认同等积极感知支持了国家身份叙事,质疑和感到威胁等情感则对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的话语营建提出挑战。不同行动者的建构和表征作用使国家品牌意义不断被想象、表达和重塑,导致基于国家品牌的地缘政治运作复杂化。     

论海南参与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定位及路径

通过梳理和界定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倡议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发现南海在为国家间海洋争端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创造范例,给区域蓝色伙伴关系建设提供经验,探索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安全新秩序3个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具体到海南,其在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承担着空间、功能、角色3个方面的特殊定位。海南虽然面临内生性挑战和外部干扰因素的双重阻力,但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创新性的产业规划,有望把自身先天具有的地缘优势、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自由贸易港赋予的制度创新和政策红利等转化为参与南海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际成效。     

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基础及模式选择

依据分级主权管理和政策空间分异理论分析中国分级主权管理和政策空间分异的现状,阐述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基础,提出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结构和区位模式,并分析论证天津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城的规划与建设模式和路径。从理论层面,中国本来实施的就是分级主权管理政策,而事实上也存在分级主权管理的各类型特区,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建立"境内关外"型自由贸易区只不过是中国分级主权管理政策在经济领域内的新发展和新探索。中国贸易型自由经济区应包括保税区、边境贸易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自由市或自由城。应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为重点,逐渐向边境口岸和内部节点地区扩展,分阶段有选择的建立自由贸易区,以促进区域经济中心和世界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环渤海区域选择天津保税港区为基础建立自由贸易区具有综合竞争优势。     

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及其驱动机理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亟待研究和突破的“靶点”。论文通过测算2011—2020年海南自贸港18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利用Dagum基尼系数与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并借助随机森林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创新性地从时空视角挖掘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分异机制。研究发现：(1)海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时空非平衡性明显,时序上阶段性显著,空间上呈西高东低、高值聚集、中部“洼地”的分布特征,西北部市县与中部市县各自逐步形成高值、低值聚集区;(2)总体及沿海市县梯度分化特征逐步加强,而非沿海市县内部差距则逐步缩小,沿海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空间分异是总体分异的主要来源;(3)政府干预是效率分化的主导因素,含金融集聚度在内的影响因素对效率均呈非线性影响且作用趋势与阈值各异,各因素的边际产出能力及各市县对要素的吸收与应用能力的动态差异是时空异质性的主要来源。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海南自贸港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华南地区港口体系与功能分化对海南洋浦 自贸港建设的启示

中国华南沿海地区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周边港口的航运网络及其临港产业的建设对推进跨区域的社会文化活动和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比分析海南洋浦港与中国华南地区9个典型港口的航运网络特征及其临港区产业类型可以发现：（1）洋浦港目前的集装箱吞吐量及其市场占有率还比较少,2020年集装箱吞吐量为101.93万TEU,仅占整个华南地区10个典型港口比重的1.25%,并且仅与地区内的钦州港、新加坡港、胡志明港有较高航运频次。洋浦港在航线布局上,亟待向香港港、广州港和深圳港靠齐,提升中国在环南海区域的“近洋”布局并不断推动洲际“远洋”航线地开通;（2）洋浦港临港区域企业数量由2005年的326个增加至1461个,在区域港口中总占比由2005年0.18%提升至2015年0.47%。但各企业分布密度均较其他港区小。其中直接涉海的海运装卸业与跨境物流产业数量都较少;依存产业建设方面目前主要依托于渔业的发展,其他船舶制造业、建筑工程业也较少;与港务相关的服务业中,洋浦港提供的服务类型也较少,主要集中为零售业,缺少海运保险和海洋金融等服务业类型。因此,海南港口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下,需要从业务“多元化”向区域“基地化”实现转型发展,即要注重与华南地区典型港口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港口与临港区产业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逐步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理、相互协作、竞争有序的沿海港口群体。     

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泛南海经济圈是全球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加强海南自贸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有利于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提升区域经贸合作层次与水平。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产业、金融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构建地缘经济关系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和灰色关联法探究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一直相对较弱,且未出现显著提升。其中,贸易联系相对紧密,投资、产业、金融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2）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动明显,缅甸、新加坡波动幅度较大。总体来看,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尼的经济联系最强,与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经济联系最弱。（3）市场是海南自贸港地缘经济关系的首要影响因素,成本约束对地缘经济具有一定影响,而生产要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     

自贸港发展与海南—南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野下,海南岛的岛屿特征、海洋属性与离岛空间特质以及自贸港的特殊制度安排,为推动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文章提出海南—南海的经济地理新概念,构建由空间理念、空间机制与空间行为3个维度组成的分析框架,并探讨自贸港发展推动海南—南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和前景。结果表明,空间理念、空间机制、空间行为在自贸港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文化理念动力、规则制度动力、行为利益动力的作用。在空间理念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应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发展理念;在空间机制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海洋治理;在空间行为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要构建海南—南海空间内的循环经济圈,强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总体而言,面对国际体系转型与贸易保护主义,把握自贸港建设与区域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区域贸易合作治理研究——兼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自由贸易区建设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面推进与实施,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文章基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运用相关模型对2002-201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合作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双方贸易呈现出强互补的产业间贸易特征,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今后双方可以通过在技术、制度等方面的改进、完善和创新,促使双方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未来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推动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取消货物贸易壁垒和服务部门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双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促进各国的更好发展。今后应依托顶层设计,实现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鼓励企业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加强双方能源贸易的合作,拓宽非资源合作领域,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加强双边、多边安全领域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不对称性相互依赖背景下中吉自由贸易实现路径——基于局部均衡理论的模拟

不对称性相互依赖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的常态,中吉自由贸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互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向西开展自贸区进程的突破点。文章运用局部均衡模型从BEC产品层面模拟分析了不同关税策略下中吉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及本国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在相同的关税削减幅度的情形下,2002-2016年间中吉贸易效应与其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税削减对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效应、福利效应及关税损失比较显著,尤其是中国,且对不同商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尤以工业品最为显著;综合考量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中国的最优策略是直接采取零关税,而吉国则是逐渐削减关税。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

以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为分析对象,从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的特点与路径分异,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作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水平北方较高,北方和内陆的脆弱性整体更高,路径创造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黑、晋、陕、甘和云、贵、川等地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较高,路径创造水平较低。②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可以划分为趋向锁定、趋向解锁、随机变化三种类型。③ 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脆弱性有利于增长,路径创造能力强的城市反而增速较慢;而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路径依赖和脆弱性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显现。④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水平深受人口规模、国有企业比例的影响,脆弱性水平主要和人口规模有关。采矿业比例会影响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而对外开放水平则影响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北方、内陆和煤炭型城市更易于形成高路径依赖。⑤ 提高人口集聚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比例,是降低路径依赖、提高路径创造水平的关键,人口集聚和扩大对外开放则分别有利于脆弱性的下降和路径创造能力的提升,应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类型和演化路径的资源型城市,制定差异化和精准的政策措施。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