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农旅融合视角下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架构及提升路径——以浙江金华陈界村为例

农旅融合发展作为当前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引擎,为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新型乡村社会关系下的旅游产业差异化、合作化、创新化发展,基于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特征,梳理乡村社会关系转型要素构架,构建农旅融合视角下亲缘、地缘、业缘、志缘、外缘关系综合作用的新型乡村社会关系“五缘增上”机理模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结合GIS空间分析陈界村农旅融合发展中的社会关系特征,总结得出：乡村社会的五缘关系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反馈,亲缘关系趋向功利化,但仍占主导地位,非亲缘关系正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最终,从乡村五缘互补发展路径、乡村人才凝聚振兴路径、利益联合共同信任路径三方面提出发展意见,助推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干旱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宁夏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限制旱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厘清资源环境承载力状态,探究典型地区乡村振兴的资源环境分布特征及问题所在,是新时期旱区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以宁夏为例,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PS-DR-DP(压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退化力-提升力)正六边形相互作用力模型以及3对相互作用力内部的协调发展状况研究,探究干旱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宁夏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3对相互作用力内部协调发展度在各县域有明显的差异,北部沿黄灌区承载力高于南部山区承载力,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总体上宁夏全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发展度都较低。针对每个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优势和劣势,将宁夏分为高承载-集聚提升区、高承载-特色保护区、中承载-生态恢复区和低承载-生态保育区4个区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在宏观层面上谋划振兴路径,还要根据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调控以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发展乡村科学,助力乡村振兴——第二届乡村振兴与乡村科学论坛综述

2019年4月27日,第二届乡村振兴与乡村科学论坛在南京成功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近400名专家学者相聚南京师范大学,共话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科学发展。本次论坛共有8个特邀专家主题报告,14个议题报告,并设置了自由讨论环节。论坛报告及专家发言观点纷呈、讨论热烈。本文从乡村科学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深化改革与乡村振兴、乡村重构与乡村振兴、村域发展与乡村振兴等6个方面对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以期对新时代乡村科学的快速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有所裨益。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发展效率——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

以山东省新泰市789个村庄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特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对村庄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不同维度下村庄发展效率变化趋势相似,平均生产效率最大,生活效率次之,生态效率最小.②同一村庄不同维度发展效率不同,多数表现为生产、生活效率值相近,但与生态效率差值较大.③不同维度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显著,生产、生活和生态效率高值区的重合度偏低,仅为43个,占5.45％.④随着乡村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对乡村制约作用逐步降低,社会经济和政策文化因素影响程度逐渐加深,且政策文化因素与村庄发展效率呈显著正相关.     

京津冀都市区乡村振兴模式及其途径研究——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的静海区为例,利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和区位等栅格尺度数据运算对县域乡村发展状况评价,通过对乡村发展度空间聚类分析,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区,并提炼了乡村振兴极。研究结果显示：静海区经济、人口与区位要素的空间分异度明显高于资源环境要素;依据乡村发展度将静海区划分为商贸经济发展区（11.7%）、工业发展区（20.2%）、设施农业发展区（45.1%）和传统农业发展区（22.9%）;结合制度、产业、技术和人才等途径提出了适宜不同类型区的乡村振兴模式,引入先进技术,增加产业链条为主的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模式（Ⅳ、Ⅴ、Ⅵ类型区）;集聚零散产业,培养技术人才为主的企业规模化发展模式（Ⅱ、Ⅲ类型区）;增强设施辐射,产业转型为主的卫星城镇（中心社区）发展模式（Ⅳ、Ⅵ类型区）,对实现乡村振兴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流域乡村聚落发展潜能评测及分区振兴路径——以汾河流域为例

乡村聚落是乡村人地关系最集中的表现,探索流域乡村聚落发展潜能及发展路径对流域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立足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和现代化乡村发展特征,综合评测乡村聚落发展潜能,制定区划方案,诊断各区优势因子和制约性,探索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并以汾河流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以汾河流域11107个自然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生态约束、社会经济水平、城市外驱5个维度构建了新时代乡村聚落发展潜能评测体系。（2）汾河流域自然乡村地域发展潜能空间差异悬殊,中游、下游高于上游,中部河谷盆地高于两侧山地丘陵。（3）汾河流域自然乡村聚落发展潜能参差不齐,共划分了5个一级区和12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的发展潜能、发展优势和发展路径具有明显特征和差异。研究结果为流域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实施提供了新的考量和科学参考。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区位因素的教学探讨 ——以徐闻菠萝为例

农业的现代化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而区位因素分析是实现农业发展的关键.本文选取"农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一课作为案例,采用问题式教学,创设"徐闻如何能够依靠菠萝生产实现振兴"这一真实问题情境,探讨徐闻依靠菠萝实现乡村振兴的模式和路径,进而培养学生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同感.     

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并进行城乡共治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应聚焦两大战略的共生效应,科学评价城乡耦合程度,明确城乡融合的时空格局,提炼两大战略的耦合机制。要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深入探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和时空差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科交叉,从空间、经济、社会3方面入手,厘清城乡在行政管理、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间的关系,倡导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从国家、省域、城市、县域、乡镇到社区,通过多尺度整合,重构城乡融合的理论,激发以社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活力,进而创新中国城乡共治的模式。     

西南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关系——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

以2020年脱贫摘帽的贵州省望谟县161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格局,运用耦合协调评判模型,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振兴潜力水平整体偏低,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受县城经济辐射越强、环境资源及交通区位条件越好的村庄,乡村振兴潜力越高;(2)劳动力资源水平因自然禀赋较差以及劳动力大量外出转移就业而相对较低,表现出南部高、北部低的分布特点;(3)县域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以中度耦合为主,呈现基本协调的态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南部产业经济发展较好及区位交通较便捷的地区;(4)县域乡村振兴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协调关系包括劳动力资源滞后型、乡村振兴滞后型和同步型,其中以同步型为主,该类型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难点区域。     

多功能视角的贫困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以重庆市茶山村为例

在梳理多功能理论的基础上,以村域为研究单元,结合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探究贫困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域多功能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茶山村依托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形成了乡村旅游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了乡村地域产品生产、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社会稳定、生活保障的多功能发展;②驱动茶山村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地域系统外部的市场、政策、交通、技术、人才、资金因素和内部的资源本底因素,市场是根本因素,政策是关键因素;③乡村振兴是对脱贫成果的巩固,贫困村应在调整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基层组织管理等关键领域着力,强化地域功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研究——以峨边彝族自治县底底古村为例（英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态,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完全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和有效途径。本文将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探索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论文以深度贫困地区峨边彝族自治县彝族村寨底底古村为研究案例,分析其2014–2021年8年时间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最后遴选影响民族村落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与表征指标,探讨制约发展的主导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引导作用明显,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增强,后发增长空间大。作为少数民族贫困村,政府对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对两者耦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度,建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加快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产业重构的理论解析与模式研究 ——以广西为例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1)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2)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3)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4)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农业生产转型类型诊断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农业生产转型成为解析区域乡村人地关系演变的重要窗口。科学诊断中国传统农区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及其存在的核心问题,可为调控农业生产政策和完善乡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论文以中国传统农区黄淮海地区为例,以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划分为突破口,系统诊断不同农业生产转型类型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方案。研究发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尺度分析法是分析农业生产转型阶段差异的有效手段;空间弹性视角下,黄淮海地区农业生产转型类型可以划分为传统农耕型、现代市场型和城郊休闲型3类;传统农耕型地区耕地利用转型与农业劳动力转型的失调、缺乏核心产业支撑及实际城镇化率较低是限制乡村有序转型的关键问题;现代市场型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状态和小农户的有效组织是当前亟需突破的难题;城郊休闲型地区完善农户的市场参与方式和降低资本风险是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各转型类型的差异化问题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