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14年广东省经济重心演变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省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但省内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较为突出。运用经济重心分析模型,计算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各年的经济重心坐标及其移动方向和移动距离,并从改革开放政策差异、相对经济发展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差异、产业重心演变4个方面探讨经济重心的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重心整体往东南方向迁移,但存在一定的曲折和波动。从其年际演变轨迹看,近10年已经趋向缓和,说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趋于稳定。建议未来以珠三角地区发展带动东西北三地发展,加大对东西北三地产业升级支持及固定资产投资,整合东西北三地的优势资源,塑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国际贸易对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大陆地区地级市的数据分析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技能升级的问题日益突出。已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并非必定能够促进劳动力技能的升级。论文以中国大陆地区主要地级市为例,利用2005、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试图分析国际贸易对各地区劳动力技能结构变动及技能升级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具有抑制作用,表现为出口贸易对劳动力技能降级的影响;而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尚未显现,进出口贸易整体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来看,从区域产业地理格局角度,对外贸易影响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人群的区域间流动,使得对外贸易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的区位与城市规模特征间存在显著差异。沿海城市和大城市主要表现为进口贸易显著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进而带来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相对于内陆地区和小城市而言,出口贸易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地区劳动力技能呈现降级趋势。     

2000年以来广东省经济极化时空演变

选择崔-王指数、变异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等3种方法,以地级市为基本评价单元,对2000年以来广东省的经济极化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广东省经济极化程度呈上升趋势;（2）2000以来,广东省极化现象明显,但是经济总量的极化现象大于人均经济总量;（3）广东省人均GDP和GDP的Moran＇s I均为正值且呈现增大趋势,经济空间集聚程度呈增大趋势,但是人均GDP的空间集聚程度大于GDP;（4）从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来看,广东省经济极化格局2000年以来处于稳定状态。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东莞市产业经济发展分析

选取依靠外来劳动力发展经济最典型的地区东莞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口红利对东莞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外来工对东莞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东莞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外来工经济"的特征明显。但人口红利对东莞在产业升级、社会治安、资源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也存在不利影响。东莞市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双转型的问题,必须从以"廉价劳动力优势"换取积累的模式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轨道,可以通过转化加强职业教育投入、重视本土企业发展等措施应对这一问题。     

“双转移”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山区发展战略选择——以兴宁市为例

围绕广东"双转移"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山区面临的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转移两大发展命题,采取实证研究方法,以兴宁市为例,探讨"双转移"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山区发展战略选择。认为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对欠发达山区产业发展与主导产业选择、劳动力本地与异地转移产生影响,选择绿色工业发展生态经济、发展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提高人口劳动力素质是"双转移"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山区发展战略选择。     

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与全球生产网络链接——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例

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再现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地方—区域—全球三个不同地理维度的产业链接网络结构和联系强度,运用三角坐标法分别考察上海创意产业在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合作关系四个产业链环节的地方嵌入性和全球链接性,探讨学习和创新网络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各个产业链环节都表现出很强的地方黏性,尤其是在地方劳动力市场方面,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性最为显著。其次,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存在异质性,其中技术类创意部门与文化类创意部门在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异,本文从知识分化视角出发对以上异质性进行了解释。最后,总结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地方—全球互动关系,为揭示中国大都市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和全球网络形成机理提供了详实的案例分析。     

旅游服务业产业升级微观机制研究——以张家界武陵源为例

当前国内外旅游服务业的产业升级研究对动力机制关注不足。从经济地理学的微观视角出发,以张家界武陵源的餐饮服务业为例,揭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服务业产业升级的基本模式、特征和机制,并根据不同行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梳理出"政企混合主导""外来企业主导"和"本土精英主导"3种升级模式。研究发现:(1)政企混合主导模式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在升级方面存在重大的技术和制度障碍;(2)外来企业主导模式的发展速度也较快,而且依靠技术转移能够持续实现升级,并带动其他企业的发展,但缺乏特色,无法形成垄断优势;(3)本土精英主导模式的企业同样能够实现升级,技术进步来源于学习模仿和自主创新。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旅游服务业的知识生产具有较强的"空间粘性",单纯依靠资本、技术或者制度上的绝对优势并不能垄断市场。     

战略耦合影响下珠三角产业升级模式及测度

现有研究已经初步揭示全球化进程中战略耦合与区域产业升级的互动机制,但战略耦合及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仍缺少量化测度。为此本文基于关系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企业和区域两个维度构建战略耦合影响下的产业升级模式分析框架,并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初步定量实证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各城市均发生了产业升级,同时也存在地理尺度上的分异。其中,深圳表现出最优的区域整体升级,广州和珠海偏向于次优的企业升级,而东莞接近于产业结构升级,内卷化现象在珠三角城市尚未明显发生。② 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显著影响产业升级进程,其中工业生产对港澳台资的依赖程度和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③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战略耦合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发生显著改变,成为区域发展路径的转折点。越依附于港澳台资和其他一般外资进行生产的地区升级越慢,但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水平越高的区域则升级更加明显,而一般外资企业的技术领先水平对于升级的促进作用消失。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全球化下的产业升级理论,同时也是对关系经济地理学定量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     

“机器代人”与城镇新增长模式 ——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为分析“机器代人”影响下的劳动密集型城镇新增长动力,文章构建了“机器代人”背景下城镇新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镇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佛山市顺德区为案例,重点从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机器代人”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的技术升级,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着地区技术升级路径从“二次创新”走向“一次创新”。技术升级对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了家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又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了普通劳动力需求,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地区就业结构变化。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共同促进空间组织产生变化,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扩散与集聚,区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边界地区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核心。在“机器代人”影响下顺德区形成了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城镇新增长模式。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间重构

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产业空间重构的成本因素变化,通过对企业迁移区位和政府产业转移园区区位的分析,揭示广东产业空间重构的趋势与可能的窄间格局,并且从绩效的角度对比了2003和2006年两个时间的广东省域经济增长格局,证明原有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区的"核心一边缘"结构已经被打破,产业转移不仅导致了珠三角外围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同时促使"后厂"的空间拓展和珠三角产业空间的转型.     

流动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若干解释(1990、2000)

本文对我国1990、2000年间流动人口在东、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中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福建三个亚区的分布变化以及这一分布变化与上述各地区各相关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0年中流动人口东、中、西部分布变化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变化高度一致;而10年中流动人口在东部地区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福建这三个亚区层面的分布变化则与经济发展要素变化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珠江三角洲及福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流动人口的大幅增长,除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外,这可能与该区域地方社会人文等文化本底所决定的经济发展制度及习俗有一定的相关性。     

中国沿海省区中心城市服务业水平及发展规律分析

将中国沿海省区17个中心城市服务业水平分为全面发展型、发达型、次发达型和欠发达型。通过服务业以及服务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发达型、次发达型服务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与增加值比重以及就业比重均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随着服务业绝对水平的提高而增强;欠发达型服务业的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与增加值比重以及就业比重均呈负相关的关系;任何水平类型的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间都为正相关。服务业绝对水平与城市人均GDP、城市综合竞争力、城市规模之间都呈正相关;比重规模与城市经济水平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中国非正规经济发展格局及与城镇化的关系——基于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非正规经济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普遍现象,关于它的发展态势及与城市化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引入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估算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在分析其发展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揭示了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非正规经济不断增长,2008年后出现较快增长态势,2017年占GDP比例达到20.55%,非正规就业人员达1.59亿人。非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北-东南高、西南-东北低的不平衡特点。模型显示,中国非正规经济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即非正规经济占整体经济的份额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发生这一变化的城镇化水平临界值为72.48%。由此推断中国非正规经济占比还将伴随城镇化进程而继续上升,由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地区的非正规经济发展态势将不同。非正规经济还受到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流动人口、国有经济和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非正规经济的发展规律,为制定基于城镇化发展阶段差异的非正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Finding their way”: the negotiation of the city by low-skilled service sector migrant workers in Dublin

The city has become the context for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not onl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but also between migrants and the host society. Whilst there is considerable work on migrant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is rarely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kplace, or from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which problematizes the spati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studies migrant workers in low-skilled jobs, with a focus on Temporary Service Sector Providers in catering, cleaning, and secur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y negotiate their position in the city and are active agents of this negotiation. The study, based upon a survey of 60 migrants complemented by 20 in-depth interviews, questions how integra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particular it suggests that—in some respects—integration may be difficult for all low-wage precarious workers, whether migrants or not.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how migrant workers retain agency—the capacity to act, to make decisions, and appropriate certain places—even in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极化效应、新极化效应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实施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了国内、国外大量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形成了以劳动力密集产品为核心的极化效应,在极化效应的有力推动下,２０年来,珠江三角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进入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自身发展中问题的出现,珠江三角洲极化效应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经济进入调整期。珠江三角洲２０年的发展已积累了相当的     

广东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分异研究-基于2001年～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是欠发达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标志。运用More值、Lilien指数、产业结构超前系数、偏离度和趋同性指数对广东欠发达地区2001年～2013年度产业结构速率、方向和效益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自2000年以来,广东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呈现出升级速率快;以二、三产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要升级方向;产业结构偏离度高;协同协调发展不够;产业结构趋同等总体特征,以及升级速率粤东快于粤西粤北,升级方向粤东第二产业粤西粤北二、三产业,粤东粤北资源密集型行业、粤西劳动密集型行业超前,产业结构适应协调程度粤东高于粤北、粤西等空间差异特征。     

我国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文章分析了入境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并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考察入境旅游和各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应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东部地区的入境旅游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类似地，东部地区入境旅游增长是其第三产业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入境旅游和相应区域第三产业的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在区域层面上。只有少数区域支持入境旅游是区域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它们是东部地区的北京、广东、上海、天津、福建、江苏、浙江、海南和广西；中部地区的黑龙江和湖南以及西部地区的云南和陕西。在这些省区市。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入境旅游在我国还没有足够的发展。     

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LABOR: NORTH AFRICAN MIGRANT WORKERS IN FRANCE*

Since World War II, migrant labor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Western Europe's economic growth. Initially, industries recruited and hired migrant workers to overcome labor shortages and downward demographic trends within the domestic work force. Since the recession of the mid-1970s, however, migrant labor has faced increasing job loss and restricted entry to many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postwar period, state immigration policy has supported industry, initially by assisting in the recruitment, and more recently, facilitating the repatr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conomic and social disparities between developed core and underdeveloped peripheral countries are linked to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Certain sectors in the core benefit from the reserve labor force while emigration from peripheral countries partially contributes to these countries' economic problems. These issues are explore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employment of North Africans in the French automobile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