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演化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发展路径——以汕头市澄海区玩具产业集群为例

文章分析了产业集群中企业、网络、制度之间的共同演化机制,揭示了共同演化对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的影响,并通过深入访谈的方法探讨了澄海区玩具产业集群共同演化路径与实质。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是以地方初始条件为基础,企业、网络、制度螺旋式互动反馈、更新、适应而形成循环累积效应的本地化过程,发展路径可分为路径创造、路径发展、路径锁定或新路径创造三阶段,每个阶段各要素作用机制各异,使得产业集群的共同演化过程具有复杂性。澄海玩具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国家多重空间尺度制度变革与地方要素的耦合、地域文化与企业行为和网络关系的互动反馈、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在产业集群的路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汽车产业集群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奇瑞汽车集群为例

产业集群的理论本质在于专业化集聚基础上的地方化结网。基于对奇瑞汽车集群跟踪研究,获取了2005年、2010年、2014年的企业关系数据,刻画了企业网络演化过程及驱动机制。发现：① 1997~2014年,奇瑞汽车集群网络经历了“松散型网络-紧凑型网络-开放型网络”演化过程,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不断增强,平均最短路径不断缩小,其中产业联系网络发育最为成熟,社会交流网络次之,创新合作网络发育最不完善;② 奇瑞汽车集群网络演化机制本质上是路径依赖机制（政府作用、关系资源）,关系选择机制（战略择定、市场选择）及学习创新机制（技术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松散型网络、紧凑型网络和开放型网络阶段,路径依赖机制、关系选择机制和学习创新机制分别发挥主导性作用;③ 奇瑞主导型集群网络正逐渐从地方集群网络向跨区域、跨集群网络发展,这与全球汽车产业网络整体发展相一致。     

基于ESS模型的河西走廊农业产业集群识别和评价

在中观视角下,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企业集聚-社会网络-服务体系(ESS)河西走廊农业产业集群识别模型,对河西走廊农业集群发展水平进行刻画。通过获取河西走廊700家企业坐标信息、对相关企业被调研人员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运用ESS模型及其相关研究方法对集群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群集聚水平与社会网络水平较高,集群网络形成和演化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从集群服务体系现实情况来看,产业集群"支持性产业"处于"客观劣势","政府体制"处于"相对劣势"。针对准集群发展存在问题,为河西走廊农业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演化提出建议。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通道及溢出效应——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是多种关系集聚作用的过程,而现代农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地方与全球背景下的前后联系,因此研究地方与全球联系下的农业集群创新及其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集群创新联系的作用通道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 集群地方联系包含强关系的本地企业网络和弱关系的官产学研网络,其中本地企业网络集聚现象较突出,企业间联系紧密,两关系网络中核心企业对资源信息均具有较强控制作用;② 全球通道作为集群外部弱联系,网络联系密度较低,其网络整体显示出结构洞特征,且网络核心节点企业对海外异质性资源表现出较强控制性。在测度集群创新溢出效应方面,空间误差模型较其他模型更优,其中集群本地企业联系、企业间空间邻近、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均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进一步机理分析表明,地方联系和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强弱关系互动是异质性创新资源扩散、吸收与利用的关键。     

“共位集群”视角下的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路径与网络——以福建省漳平市茶产业为例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协同演化与集群成长——河南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集群演化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解释集群从形成、成长、成熟到衰退或再生的过程。与已有文献强调企业—产业—网络的协同演化不同,本文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制度—政府—市场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禹州钧瓷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① 集群的浮现与成长是一个多因素、多机制协同演化的过程,技术—制度—政府—市场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在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知识外溢与企业衍生、规模报酬与循环累积等机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但彼此协同的作用。② 以本地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制度—技术的协同,具有路径依赖机制,塑造了钧瓷产业发展的初始优势,是集群浮现和生命力维持的基础。③ 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通过企业衍生机制促成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而钧瓷消费市场扩大与新市场空间拓展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则为企业衍生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效的需求;政府—市场的协同在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钧瓷生产规模与市场规模相互强化机制,促进了钧瓷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④ 集群演化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复杂自适应过程,钧瓷烧制技术、工艺、釉料、产品和造型及功能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和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地方独特的产业氛围使知识外溢和路径创造成为钧瓷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的核心动力。     

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网络演化分析——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基于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比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衍生网络与现阶段的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和合作网络,探讨了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中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相对于偏重技术联系的发达地区高技术集群来说,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更具有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在集群成长和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集群网络中的核心关系受农村社区聚落环境的影响,并随农区企业规模、地位和能力的改变而演变。依此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经历4个阶段,即家族或泛家族网络阶段、内部分工生产网络阶段、本地创新网络阶段和全球供应链网络阶段,各类型网络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论争与研究动向

“嵌入”是理解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以及全球/跨区生产网络互动耦合过程和机理的有效理论工具。自“嵌入”概念引入经济地理学以来,学界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意愿存在“被动”与“主动”的论争,对嵌入效应也存在积极与负面两种不同观点。通过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主要动因、影响因素、演进过程、区域效应等研究的系统梳理,发现不论基于“主动”还是“被动”意愿,转移企业地方嵌入都是其在“企业—地域”关系演化中维护并强化自身竞争力的地理敏感战略;嵌入过程受承接地条件、转移企业特质的双重影响;嵌入沿着“关系培育—价值链衔接—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路径,逐步实现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为承接地集群转型升级提供了“区位机会窗口”。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今后需在四个方面加强和深化：一是构建一个以“关系—网络—演化”为主线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二是加强转移企业网络角色与绩效的定量研究;三是加强转移企业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的相互影响研究;四是加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双向嵌入”研究。     

知识异质性视角下的地方产业演化理论前沿研究

地方产业演化是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地方参与全球分工、累积地方性知识并获取价值的过程。知识是演化理论研究的核心,但是对于产业演化过程中涉及到多种类型的知识及其在演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缺乏系统研究。为了深化对地方产业演化路径的认知,基于知识异质性视角对地方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演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地方产业演化理论建设中,知识异质性是研究的基础,知识关系是研究的核心领域,知识异质性具有空间尺度。演化理论地方化的前沿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知识的地方化、知识异质性的测度、开放环境下的地方产业演化路径比较研究、地方产业演化的知识动力研究、演化的方法与工具的创新等方面。理论前沿的研究有助于指导分析地方产业演化基础、方向与动力,将促进地方产业发展从"基于资源的发展观"向"基于知识的发展观"转变,为改变产业增长方式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广州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阶段与特征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运用实地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构建由核心网络－支持网络－环境网络构成的创新网络结构模型,提出网络演化的分析框架,并对广州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化过程、特征及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新塘牛仔服装制造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经历了萌芽（1980—1990年）、结网（1990—2000年）、成长（2000—2012年）和发展（2012—2018年）4个阶段。在萌芽期,企业间的生产和创新联系开始出现,集群创新网络初步建立;在结网期,大批量企业衍生加深了企业间的非正式联系,创新核心网络稳固发展;在成长期,政策及规划定位的调整重塑产业发展策略,创新联系增强,创新网络规模扩大;在发展期,政府与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加强,龙头企业在牛仔服装生产上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创新突显,创新网络规模稳定。2）不同子网络在推动整体网络演化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在萌芽期,创新环境子网络直接诱发创新网络的形成;在结网期,创新环境网络与创新核心网络共同推动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成长期,创新支持网络是加速创新网络成长的主要因素。在发展期,创新环境网络再次成为创新网络演化中的关键。3）从演化动力上看,内生和外生动力共同推动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集群外向型的经济特征使得初期网络由全球力量主导,在本地形成规模后向国内扩张。核心网络、支持网络、环境网络作为集群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共同推进整体网络的演化。     

地理、网络与信任: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生产网络演化

网络演化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新近热点之一。在当前的理论探讨中主要强调路径依赖和惯例对网络演化的强化作用,对于信任这个关键要素缺乏深入探讨。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比金融危机前后广东省纺织服装行业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揭示信任与生产网络演化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信任是维系生产网络稳定性的基本要素之一,信任的强弱程度主要受合作类型(市场关系)、地理接近(空间关系)和社会文化接近根植性(社会关系)等因素影响。金融危机作为一种负面外部冲击,重构了广东省服装行业的生产网络。在这个过程中,较强信任关系的网络连结(潮汕地区)得以保留,并在危机过后进一步强化;而部分较弱信任关系的网络连结(珠三角地区)发生断裂,且在经济回暖之后被潮汕地区的网络所取代。     

欧美经济地理学的三个发展方向

经济地理学是在与经济学的交融中创新、发展的。基于经济学发展中的三个重要流派:新古典主义、制度主义和演化主义,经济地理学在新世纪将进入前所未有的纷争时代——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在对经济学领域的这三大流派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欧美经济地理学领域这三个发展方向各自的理论出发点及其异同,进而分析了其竞争、合作和创新的基本途径以及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制造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

改革开放诱发了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为特征的首轮制造业重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尤其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大量外向型产业集聚,并由此构成“旧”经济地理格局。进入21世纪,“旧”经济地理格局的弊端凸显,加上外部变化的冲击,催动了以“向上走”、“向西走”和“走出去”为主的第二轮产业重构,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新”经济地理格局。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剧变使得中国经济地理相关研究亦发生巨大转向,重心逐渐从关注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渡到产业升级、转移和去地方化等要点。中国相关研究不仅验证西方经典理论,同时对改进西方理论亦有重大贡献,尤其在对制度政策、国内市场、中国企业的能动性在产业重构中的作用等方面极大弥补了经典经济地理学的缺陷。本文最后还就经典理论的整合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合作网络特征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的虚拟空间对实体地理空间的影响不断加剧。论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网络游戏项目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式重力模型等探究网络游戏产业的城市合作网络结构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以揭示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空间组织的影响,为探索新时期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的发展强化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分散化和集聚趋势,外部网络在网络游戏项目运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小城市对跨地域合作网络更为依赖;(2)城市间基于网络游戏产业价值链分工合作的联系比较稀疏,合作网络呈现不均衡的“菱形”格局,网络层级基本遵循中国现有的城市体系,核心节点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地方行政中心在合作网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3)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城市产业规模、对外连通性、人力资本等对网络游戏产业合作网络的构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地理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作用不显著。     

地方生产网络尺度、结构与组织研究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启示

地方生产网络是分析地方经济十分有效的理论工具,而空间尺度、形态结构和组织方式是地方生产网络研究内容的3个重要方面。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地方生产网络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在空间尺度方面,对网络行动者不同空间尺度的相互关系研究较多,地方内部关系的变化机理少有探讨;在形态结构方面,理想化类型的总结较多,具体案例分析较少;在组织方式方面,往往局限在某个时段内,缺少对不同时段组织方式演化动力的研究。未来可以与城市研究相结合,通过城市生产网络的研究,为城市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建议。     

城际合作园区转型的制度空间重构机制——以锡沂高新区为例

立足制度空间视角,基于长三角城际合作园区发展总体规律,从微观实证深入,探讨其3次转型中制度重构与空间重构的互动关系,发现在产业转移、新城扩张与产业转型阶段,城际合作园区形成嵌入、扩张、重构3类典型制度空间模式,空间转型与制度空间重构处于相互影响、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构建转型逻辑框架并指出,制度组织是主体网络的结构化再现,制度规则是其调控要素活动的手段,制度组织与制度规则共同作用推动空间重构;结果表明,“制度?空间”的交替演进、制度主体网络的周期波动、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差异分层是园区转型发展的主线与基本规律。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一个理论整合的视角

在辨析地方创业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创业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和方式,并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最新的复杂理论,重点辨析在集群非线性发展过程中地方创业主体与集群结构的反馈过程,其中通过整合经济地理学中制度和关系转向的研究进展,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在集群转型阶段地方创业主体的能动性,把地方创业过程看作创业家与集群内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网络的制度-权力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的目的是为了使得新产业的技术范式和组织范式获得社会合理性,从而提高集群弹性,并促进集群转型和更新。     

Competitive Adjustment and Advancement i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II: The Case of the Singapore Garment Industry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of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bate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leveraging economic globalisation — through incorp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CCs) — as a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ndustrialise and advance their posi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first part, we analys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East Asian apparel industry and addressed the issues of sustaining positions, upgrading to more rewarding roles, and advancing to less dependent positions withi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GCCs. We develop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t both the firm and industry levels, and subsequently identified alternative firm- and industry-level strategies and trajectories. The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thes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ngapore apparel industry. Based on extensive empirical research, we demonstrate that although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of upgrading and repositioning within the GCC is to some extent emulated in the case of the Singapore apparel industry, the outcomes have been less favourable in terms of the depth, extent and strength of these trajectories. The differing outcomes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different (systemic) conditions in the Singapor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agency of local players, the geography of sourcing network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prevailing business attitudes. Our conclusions merit continued attention in both research and policy circl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abilities at the firm level, and the role of local busines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 lo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cesses under global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