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集聚及与交通的 空间关联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     

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研究

以西安市为例,根据相关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ArcGIS软件,通过地理集中指数的测算,对西安市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模式进行研究。主要结论:① 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一定专业化水平,集聚特征明显,产值和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② 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内部空间集聚度偏低,但逐渐趋于集中,且分行业集聚程度参差不齐;③ 生产者服务业整体呈现多核心的集聚模式,分行业表现出不同的集聚模式类型;④ 空间结构形成机制主要是市场导向、区位因子、政府导向。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确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城市产业规划、布局,加快西安市经济发展及提升城市竞争力都具有借鉴意义。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为深入探究高铁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散间的关系,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2002—2017年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运营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静态视角和动态双重差分模型的动态视角考察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结果表明：① 高铁效应与城市高铁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受时空压缩和客运组织的综合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静态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沿线城市集聚;动态层面上,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滞后性,且作用强度随高铁网络化逐年增强。② 高铁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组织趋于差异化,其中研发设计业为“高显著促进型”产业,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中显著促进型”产业,运输服务业、节能与环保服务业、生产性租赁服务与商务服务业为“高显著抑制型”产业,高铁对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业影响不显著。③ 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动态效应具有显著行业异质性和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动态效应保持相对一致;具有相同静态特征的产业在高铁影响下表现出相同的动态空间特征。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统计分析

采用空间统计学原理和方法,利用Open Goeda分析工具,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产值高、发展最快的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即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高值集聚区.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产值呈低值分布,形成低值集聚区.中部地区各省份产值较高且与高值区毗邻,分布较为集中.进一步按行业分析,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远远高于其他行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较高;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较小;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最小,这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依赖性主要表现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在省域间还没有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英文）

构建城市生产率评价指数,运用Moran指数和LISA集群图对2008–2018年期间我国286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生产率水平的空间集群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城市生产率在空间上高度相关,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高值区同样是生产率的高值集聚区,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其生产率也较低。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有效提高我国城市生产率,但不同板块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东部地区的城市生产率影响效应更大,对中部、东北、西部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较为明显,但对东部城市的促进作用较小。     

京津冀都市圈主要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

以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区位熵、转移-份额分析等方法,测度了京津冀都市圈主要服务业集聚的整体状况、行业特征以及各城市分工程度和专门化率。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的发展态势;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专业化优势最明显;各城市主要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差异较大,专业化分工也较明显;北京的高端行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行业优势,其他9个城市也各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服务业集聚的驱动力包括专业化分工、竞争与协作和网络创新等自组织及政府干预等他组织2种作用机制。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POI数据,运用SAR模型识别城市地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本地服务业集聚会受到周边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开通地铁对广州市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提高城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但这种集聚效应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地铁开通对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     

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分布特征及空间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35个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认为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以改造产业类历史空间、依托创新源和沿景观资源等三种空间发展模式为主,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而且通过城市空间景观塑造、城市历史环境重生和传统产业空间置换发挥着积极的空间效应。     

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布局实证研究

以广州市为研究区域,在总结汽车服务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广州市汽车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特征明显,在全市不同地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在各个区的分布也存在明显数量差异;集聚趋势显著,大部分沿城市干道分布。影响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布局的因素主要有土地成本、市场、历史、关联产业、集聚效益、政府决策6个方面。     

大都市空间集散的景观、机制与规律--南京大都市的实证研究

集聚与扩散是研究大都市空间演化的基本视角.该文以南京为实证,着重从人口与就业的密度分布以及办公与商务的空间分布等方面,运用大量第一手的调查资料,探讨了南京大都市空间演化过程中要素集散的现象、机制与有关问题,并提炼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研究：以南京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也逐渐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作为长江三角洲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南京城市空间发展也日益受到了信息化、全球化的影响,并表现出了新的结构特征。本研究从全球、国家及区域背景出发,分析南京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空间结构的转型。这包括城市商务中心功能的强化与边缘商务空间的培育、信息产业密集区出现、学习型区域的空间重构几个方面。     

空间冲突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效应——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快速城市化进程引发的空间冲突已逐步影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区域安全。界定空间冲突的内涵,分析空间冲突的形成原因、演变特征和影响效应,构建空间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探索性工作。空间冲突是源于空间资源稀缺性和空间功能外溢性的一种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客观地理现象,按其形成原因可分为空间经济冲突、空间生态冲突、空间社会冲突和空间复合冲突4 类;空间冲突的演变过程呈倒“U”形变化,其可控性级别可划分为稳定可控、基本可控、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4 个层次;空间冲突的影响效应表现为空间资源失配、空间开发失序、生态系统失衡和社会发展失稳等。     

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评价与优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与环洞庭湖城市群为例

从城市群规模效益、距离效益和空间联系效益3个方面出发,运用ArcGIS和城市相互作用强度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和环洞庭湖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进行评价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环洞庭湖城市群在外在规模上具有相对优势,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空间规模以及城市数量较大,但城市群的紧凑度不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不够明显,空间可达性较差,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不够紧密,呈现“大而散”的特征;相对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及用地较小,但其紧凑度及规模效益较高,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势度相对较高,可达性较好,重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紧密。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以长沙为中心城市的“一心两圈三轴”结构体系。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电竞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上海市2006—2018年电竞企业的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最邻近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分析等方法,探讨上海市电竞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竞产业可以划分为2006—2010年的起步阶段,2010—2014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14—2018年的爆发增长阶段;2）电竞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由双核心聚集发展为多核心聚集,具有整体上中心聚集、同时向外扩展的特征,南北方向是企业扩展的主要方向;3）高资本电竞企业主要向软件园区和高等院校聚集,呈现出4个高资本热区,这些热区未来更有机会出现更具竞争力的电子竞技企业;4）政府政策规划对电竞产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高质量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周边电竞市场环境、交通便捷性是企业聚集的基础力量;与传统产业相比,由于电子竞技产业具有体育性的竞技特征,其竞技水平和赛事举办也会对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