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度和贫困决定因素

基于2007 年在中国6 个大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采用FGT指数法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程度和决定因素。研究发现,老城衰败邻里的贫困集聚度最高,同时承受多重不利状况的下岗/失业人员的贫困集聚度也是最高;事实贫困、被剥夺感与社会福利分配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在贫困的决定因素方面,制度保障和市场薪酬对城市贫困的发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对不同低收入邻里和不同社会群体又表现出不同的关联性。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强,市场薪酬机制正在成为贫困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2005年在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检查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并分析不同贫困群体的特征及贫困的决定因素。1370个调查案例被分为三种类型:无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农民工家庭。研究采用主观感知和客观测度两种方法分析不同城市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城市贫困群体的特征分析集中于其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元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权利、住房条件、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研究发现,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与农民工家庭有着相似的贫困发生率,后者更遭受多重不利。在贫困决定因素方面,城市家庭的贫困主要取决于不利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歧视相联系,农民工不仅在生活条件上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仍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转型期城市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和产生机制: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以南京市为例,检查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着重分析贫困人口集中的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及其产生机制。研究表明,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在邻里或社区层面上的集中。城市贫困人口在邻里层次上的集聚,导致三种类型低收入邻里的产生,包括老城衰退邻里、退化的工人新村和农民工集聚区(城中村)。分析表明,这些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源于国家导向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国家福利住房供应制度,并在住房市场化和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得以强化。基于南京市的实证分析和实地调查,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和低收入邻里的特征被检查,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机制得以验证。     

广州市三类社区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三种不同类型居住区即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情况,利用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和居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受社区归属感、住房所有权、设施完善程度影响较大,且与在本居住区居住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迁居意愿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居住区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传统老城区家庭总月收入越低,居民对现住房越满意,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城中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其中社区归属感越强烈,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意愿受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的迁居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并未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复杂的住房构成和住房市场机制相关。     

转型期广州大都市区户籍贫困人口特征和空间分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广州市户籍贫困人口总量增加,贫困阶层种类由单一走向多元,新增种类中的下岗失业无业、在业低收入者成为救助对象主体.救助对象从基本没有收入的个体为主拓展到有少量收入的家庭为主,贫困深度降低.受到历史继承、单位制和工业企业改革、住房市场化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户籍贫困人口区际空间分布和集聚的相对差异增加,贫困人口在内城外围区集聚程度明显增加,并在大都市区形成绝对改善区、相对缓解区、变化微小区、相对加重区和绝对加深区5种地域类型.对少数贫困     

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

基于2017年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探讨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四类农民工家庭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结果表明：(1)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有工厂宿舍区、城中村、老街区、保障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5种类型,其中以选择城中村为主,五类社区选择比例最高的农民工家庭分别是未育夫妻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家庭、未婚者与父母家庭、空巢家庭;(2)居住在老街区的农民工整体社会融合最高,其次是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工厂宿舍区;(3)老街区的文化和心理融合最高,商品房社区的经济融合较高,保障房社区的心理融合较高,工厂宿舍区和城中村的经济、心理融合较低,社交融合在五类社区中的差异较小。最后,提出以社区为单位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策略。     

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空间格局研究

在分析城市综合承载力内涵基础上,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函数模型计算2015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水平,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明显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从局域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结果来看,呈现出自东向西由热点逐步过渡为冷点的空间格局,H-H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热点区,H-L型城市以西部地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居多,L-H型城市数量只有河源市,L-L型城市集中分布在冷点区。研究结果可为解决当前城镇化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指导和借鉴。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中居民委员会尺度的数据,对转型期上海城市空间重构与分异展开研究。存在6类社会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白领集中居住区、农民居住区、新建普通住宅居住区、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区。通过计算分异指数,发现当前上海存在严重的住房分异;但并不存在明显的以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以及仍然存在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对住房的影响。中国城市目前的社会空间分异在程度上与西方城市还有根本的差异。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

构建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网络,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及空间滤波等方法分析该网络的空间格局和驱动力。主要发现：① 户籍迁移意愿网络呈现出集聚的空间格局,排序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流主要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② 户籍吸引力及户籍流出分别呈现出随机及集聚的空间格局,户籍流出热点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冷点区为中东部地区。③ 迁入地人口、FDI、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户籍迁移意愿。流动人口个体、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及迁移原因等同样与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紧密。     

信息时代移动社会理论构建与城市地理研究

以信息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快速转型的重要动力,并持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社会经济及其空间结构形成的固有认识。当前,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与高速铁路的加快建设、城市区域化的加速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一起,正将世界带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信息时代。由于时间和空间概念的重新定义,全新时空观的出现,使得以空间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地理学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在移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方法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框架已逐渐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本文重点分析了移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地理空间与网络信息空间的变化,提出了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移动社会理论框架。进而对移动信息时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进行了探讨,希望运用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移动信息时代的城市与区域的发展、规划与管治。     

2003～2015年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收入水平与人口城镇化

基于2003~2015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城市中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进行衡量,并就扩大低技能劳动力规模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过去10 a间,中国市级层面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升,但上升幅度存在显著的区域间差异;② 七大国土区域内部的高低技能劳动力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断扩大,表明城市间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正在加速;③ SLM和SEM模型均表明,地市级层面的低技能劳动力比重、城市收入水平和城市规模三者正相关,说明城市经济规模越大,扩大其低技能劳动力比重,越有助于提升城市总体收入水平。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

随着特大城市功能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流动人口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进而引致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类型趋向多元化,空间分异及形成原因愈加复杂化。本文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方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刻画了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从社区和个体两个层面剖析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总体呈“环形”绕城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城乡过渡性和景观异质性;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类型差异。② 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特征是需求与供给耦合作用的结果,是社区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③ 社区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外部驱动力,其中：经济因素是基本动力,交通因素是空间引导性力量,制度因素是根本力量,空间溢出效应是主导力量。④ 个体因素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内部驱动力,其中：家庭生命周期是直接动力,社会经济地位是主导力量,人口迁移特征是潜在推力,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是非敏感因子。通过本文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及城市规划部门制定更具针对性、更加高效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治理策略,从而促进流动人口聚居区实现差别化转型升级。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展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运用建设用地综合扩展系数分析河南省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特征及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STIRPAT模型对河南省及其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空间差异显著,扩展变化由弱到强的城市数量和剧烈程度不断增加,整体以郑州为中心的北部、西部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变化较为强烈;影响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展的因素中,总人口、城镇化水平、公路里程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共性的驱动因素。目前,河南省正处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应通过提高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