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视角的矿业城市人地耦合系统的耦合度评价——以阜新市为例

基于脆弱性与耦合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低耦合度意味着高脆弱性和不协调性,没有或低脆弱性则意味着高耦合度和协调度,从脆弱性的视角剖析矿业城市人地耦合系统的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通过构建脆弱性评价指标,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模型,选取中国第一个资源枯竭经济转型试点城市——阜新市为样本城市,进行矿业城市人地耦合系统的时序动态耦合度评价。评价结果表明:(1)从各子系统的序参量来看,系统内部结构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向协调、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变的趋势,且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经济主宰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内在关联;(2)从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来看,整体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由前期拮抗、低水平的耦合阶段向磨合、高水平耦合阶段转变,但整体水平偏低,在耦合时序变化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与子系统的序参量变化阶段基本一致。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不同差异和变化。在阐述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容量耦合模型对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2001~2012年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耦合度均值达0.499,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均值达0.463,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年均增长率上,耦合度达3.35%,大于耦合协调度的3.05%。表明生态承载力内部系统耦合作用和协同效应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② 空间分异上,17个县域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3种状态,3种耦合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呈现不同的差异。耦合协调度出现了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其变化状况基本上与耦合度类似,但从协调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稍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空间分布与耦合度分布特征基本相似,高、低值区的空间分布由西南向东北大致呈现较低-高-低-高-较低的“M”型基本格局。③ 空间组合上,17个县域出现了低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中协调区、高耦合中协调区和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空间组合类型,其基本空间格局是,低耦合低协调区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中部和西南部,高耦合高协调区则沿京广线、石长线和常岳高速三线呈“三足鼎立”布局,其它不同组合类型则集中于高耦合高协调区外围呈“零星状”分布。     

江西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研究

以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以江西省9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关联法（GRA）,选取人口系统6个指标和经济系统5个指标,构建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联模型,定量评判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关联耦合程度,并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及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与耦合度相联系,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各县（市、区）可以划分为低水平耦合区、拮抗型耦合区、磨合型耦合区和协调型耦合区等4种类型。全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空间分布以低水平耦合类型为主,拮抗类型为辅。耦合度分布基本上符合南、北空间分异的规律,空间分布呈现“+”字型,以浙赣线为横轴,昌九线为纵轴,交汇于南昌市。在时间序列上,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逐渐由低水平时期向拮抗阶段过渡。     

中国地级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空间格局

中国房地产业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较活跃、环境较适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人居环境较适宜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地域差异逐渐突出。科学适度的房地产开发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则会抑制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视角,建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对286个地级市单元的房地产开发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地级单元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虽未达到协调水平,但相互作用与影响力较强,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南京市;② 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耦合发展度最高的为深圳市;③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度可将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9个类型,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政策。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安徽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内涵,通过构建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利用熵值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61个县域单元2000-2013年4个时间断面县域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环境4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安徽省县域城镇化耦合度处于低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过渡阶段;空间格局上,省域东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县域,中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南部和北部县域;在安徽规划五大片区中,皖北片区县域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其他片区县域表现为空间和环境城镇化滞后。该研究成果可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甘肃省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时空格局及协同发展模式

在中国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甘肃省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9—2019年甘肃省黄河流域9个地级市州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建立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两系统的评价指数值,然后运用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判别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的协同发展模式。结果表明：2009—2019年甘肃省黄河流域的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两系统的耦合度也不断上升,呈现出较强的关联关系;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失调和初级协调是主要类型,两系统之间尚未形成互为支撑带动的良好协调关系;区域内9个地级市州按协同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创新产业和谐区、创新产业磨合区和创新产业拮抗区3个类型区;目前区域内只有兰州市和武威市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水平相差不大,基本实现了两系统的均衡发展,而其余7个地级市州的科技创新发展明显滞后,尚未形成两系统的均衡发展。     

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

探究乡村三生空间功能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乡村空间优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理论与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及其两两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空间比较和时序分析。结果表明：耦合度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协调耦合四种类型,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三种类型;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现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耦合发展的波浪式演进特征;乡村三生空间功能两两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差异明显,“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协调情况较差,是未来优化乡村空间的重点方向。     

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

本文在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揭示了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主要因素及耦合关系,并从时空角度对耦合度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系统要素耦合的机制复杂,而且关系密切;耦合度空间分布呈现与人口规模相反的规律,全区可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空间分布基本以拮抗类型为主、低水平耦合次之,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耦合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耦合度时序变动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波动性。     

珠三角城市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综合比较了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现状,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衡量其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分析影响经济和社会升级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过程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和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影响2个系统升级过程的重要因素;2）2006―2019年珠三角2个系统的整体耦合度呈现“U”型演变的态势,由高水平耦合阶段降至磨合阶段再恢复至高水平耦合阶段;3）2006―2019年珠三角9市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升级系统和社会升级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逐渐增强;4）人力资本、消费需求、外商投资和政府治理对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则起负面影响作用。     

Spatial coupling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Given the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bsystems, it is useful to perform a quantitative spatial assessment of these subsystems. I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ubsystems are constructed. The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 is calculated for 350 prefectural unit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most prefectural units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values, the Chinese terri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and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Based on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four types of areas, there is a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ector structure and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level. I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harmonious area, the sectors of manufacturing of high-technology and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such as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ransport equipment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value of local industrial output. The industrial value of the economy-environment gearing area is concentrated on the manufacturing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nd contains a few polluting sectors such as ferrous and non-ferrous metallurgy, 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e economy-environment rivaling area is the type of area where polluting sectors concentrate, such as iron and steel, petrifaction, coal mining, building materials and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the low coupling degree of economy-environment area, its industry is concentrat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imary products.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度分析

在现代工业经济时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地区主导经济活动方式分异的出现。因此,分散与集聚的并存已成为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特点。产业集群正是无边界的信息经济中的"平滑空间上的黏滞点",这也是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关联的前提与基础。从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含义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科学的协同思想及复杂系统涌现性理论构建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总结了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协调度与系统涌现性的关系。     

小样本数据下安徽省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经济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两者之间如果彼此协调,就能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中国各省份情况概莫能外。使用主成分分析和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度计量模型,对安徽省2000-2010 年的经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计算出该省经济—环境之间的协调度;然后利用基于IOWA算子的组合预测方法,对小样本数据进行外推预测;进而给出"十二五"期间实现安徽省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指出当地政府在制定相应公共政策时,应对本地区经济—环境系统影响较大的因子予以格外关注,同时要避免地区之间争夺区域外投资的恶性竞争,否则将不利于经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江苏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分析

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通过建立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深入分析了江苏省2000-2012年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关系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江苏省经济与环境间耦合度呈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空间格局上,经济环境耦合度由南向北呈梯度下降,而协调度以苏州为核心呈圈层分布;据此,将全省划分为高和谐发展区、中和谐发展区、低和谐发展区和不和谐发展区4个类型区,并且经济环境和谐程度越高的区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和专业化水平均越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专业化水平越低。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及理论依据分析

目前关于产业布局的理论多强调其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对产业布局优化的内涵进行阐释,并论述实现区域产业布局优化的经济学、环境学及生态学理论依据。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定量指标。本文构建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研究区域2000～2009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发现:在时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区域综合协调度呈“V”型发展趋势,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且各城市协调发展度所属类型层次较高,整体上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类水平;在空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大城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且东部、南部城市较西部、北部城市发展更为协调,但各城市空间差异逐步缩小。本研究还分别从宏观政策调控、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布局优化及环保门槛提高等方面,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机理,指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上述因素的驱动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均有所提高,但由于产业同构、海岸带生态脆弱等现象的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仍然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以西藏自治区74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建立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耦合关联指标体系,分析了2000~2014年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度模型与协调指数模型,分析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援藏与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关联度在0.687~0.750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其中,财政转移支付对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并且援藏在经济实力与乡村经济方面的绩效更为明显;2000年以来,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耦合度始终处于中度以上水平,协调指数也持续上升,援藏与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逐渐达到高级协调状态;2014年,各县区援藏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处于中度以上水平,但协调指数处在中级以下。西藏自治区划分为良好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以及濒临失调4种协调发展区,勉强协调区为主;高海拔及边境地区耦合作用略强于其他地区,但协调指数较低;自然条件好的河谷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内部差异,高协调指数呈现趋中心性。     

中国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

以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目标,建立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灰色关联方法（GRA）,定量评判2005-2015年2系统各要素间的耦合关联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类型进行划分,研究其时空耦合特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属于中高等关联,科技型人才与财政科技拨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科技金融对进出口贸易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研究期内,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先后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再缓慢上升的过程;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处在初级协调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间差异,具有“沿海-长江经济带-内陆”3级阶梯递减的变化规律,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中部高南北低的空间格局。     

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的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分析

以典型生态脆弱区—库布齐沙漠为研究区,基于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08— 2017 年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的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状况进行动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2008— 2017 年,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的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呈现出较高水平的平稳态势,耦合度大多 维持在 0.819 8 ~ 1 之间,且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交替变化态势。（2）2008—2010 年,库布齐沙漠生 态治理的生态系统参数贡献度小于其社会经济系统参数贡献度,而 2011—2017 年则正好相反,且 两个系统的参数贡献度时序变化呈逐年递增趋势。（3）2008—2017 年,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的生态 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增长,其耦合模式经历了从失调衰退类、过度发展类到协调发展类的变 化,且不同年份耦合模式类型差异显著。（4）2008—2012 年,系统耦合度处于高位状态,但耦合协调 度却不处于高位。2013—2017 年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未来库布齐沙漠 化地区应以推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为关键突破点,实现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态势分析及预测

旅游产业作为国家战略产业之一,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贡献作用,旅游与经济的发展都以生态环境为主要依托,因此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构建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疆2008—2017年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并利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未来五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08—2017年新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状态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中2008—2010年为生态超前型,2011—2017年为经济超前型;三大系统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度,从时间维度上看,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协调等级上看,整体从初级协调逐步演变到中级协调;未来几年内,新疆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小幅增长的趋势,在2021年达到良好协调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