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城市群和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研究

以中原城市群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为重点,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理论辨析的基础上,从整体经济效益和地区发展公平角度出发,提出河南省"适度差别化"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结合对河南省中心城市协调发展、产业关联发展以及与相邻省份地区合作发展等问题的分析,提出中原城市群和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的途径,即建立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的整体价值链条.同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思路、空间组织、协调发展的机制和对策措施进行了探讨,为推动河南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中原城市群与周边城市群的关系研究

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经济高地之一.在对中原城市群发展现状和今后发展重点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周边城市群发展对中原城市群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正确处理与周边城市群关系的总体策略: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融合支撑,与京津冀北城市群--互补合作,与山东半岛城市群--合作竞争,与武汉城市群--错位共起,与关中城市群--联合合作.     

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比较研究

从城市发展指数和城市协调发展度两个方面,运用多元统计等方法,考察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中主要城市的城市发展质量,根据分析结果,对城市发展质量进行总体分析,并对城市进行分类研究.武汉城市圈城市发展指数平均值为50.48,城市系统协调度为0.31.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发展指数平均值为72.15,城市系统协调度为0.8.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要高于武汉城市圈,其中长沙、武汉、黄冈、湘潭城市发展质量较好,属于高发展水平高协调发展度类型.     

中原城市群地区交通网络演化分析

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原城市群地区交通建设情况,分为3个时期分析中原城市群地区交通网络形成演化的过程,探讨城市群地区交通网络演化对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地区： （1）至建国初期,交通极为落后,整个城市群几乎处于孤立城市阶段; （2）至改革开放初期,铁路建设继续完善,公路网络比较成熟,中原城市群雏形显现; （3）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原城市群地区铁路、公路网络逐步建设完善到成熟阶段,中原城市群形成层次分明、发展轴向清晰的城市网络格局.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多分形特征

在城市群越来越演化为多尺度、多区域复杂系统背景下,有必要引入多分形理论与方法研究其空间结构。本文基于2018年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计算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及其局部的多分维谱,根据谱线分析不同尺度下长江中游城市空间结构的多分形特征。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夜间灯光容量维在整体和局部都出现双标度现象。② q < -5.5时,整体广义关联维谱线突破理论上限2,在q > 0时,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分维显著较高。③ 整体的局部分维谱和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宜荆荆城市群局部分维谱表现为单峰偏右。根据上述结果,得到和验证了以下结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② 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层级和区域的空间结构差异显著,呈现出多尺度复杂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不同尺度中均倾向于中心集聚式发展。研究揭示多分形模型能够从尺度依赖视角有效揭示巨型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问题,具有很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分析前景。     

中原城市群的空间组合特征与整合模式

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的空间整合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目前,中原城市群发展形势良好,被认为是我国将形成的十大城市群之一。本文运用分形、城镇化不平衡指数、城市网络、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等理论和方法,对中原城市群城镇的空间组合状况进行分析;构建促进中原城市群9城市协调组合发展的空间整合机制;依据中原城市群自身发展特色,对其空间整合模式进行选择,并由此提出其空间整合的总体概念模型。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按照"点"→"线"→"面"→"网络"的分析思路,运用分形理论、引力模型、隶属度模型、空间句法模型、时间-空间可达性模型,研究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在"点"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首位城市武汉为超大城市且垄断地位较强,城市体系呈序列型分布,规模结构呈"橄榄状"态势。(2)在"线"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联系整体偏弱,骨干联系由武汉、长沙、南昌组成,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内部城市间联系较强,3个省会城市与其腹地城市间呈星形结构特征。(3)在"面"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武汉、长沙、南昌3个辐射中心,在西北—东南方向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特征,武汉—南昌辐射连片趋势较明显。(4)在"网络"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的时间、空间可达性格局基本一致,与拓扑可达性存在一定偏差。时间、空间可达性格局中心向南、西北、东北方向沿长江河谷地带出现"波峰",受桐柏山、幕阜山影响在北、东南方向分布"波谷"。在路网的发育方面,武汉城市圈发育最好,长株潭城市群受地形影响最大,环鄱阳湖城市群发育最均衡。     

中部地区长江沿线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研究

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的重心,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以中部地区长江沿线各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对发展率判断各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并运用锡尔系数研究各城市群内部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以全面把握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过程。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和鄱阳湖城市群单核特征明显,皖江城市带和长株潭城市群呈现双核和多核特征;武汉城市圈和皖江城市带中各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较大,并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鄱阳湖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区域经济差异相对较小。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起步阶段,伴随着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的成长,区域经济差异的拉大是必要的,而长期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利于城市群的经济发展。     

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机理——基于要素转移与共享的视角

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高铁的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降低了区域要素流动的成本,带来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高铁的网络效应会强化中心城镇的区位优势,形成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扩大城镇发展的不均衡。传统基于地点可达性测度的“土地利用-交通交互作用”理论难以解释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网络效应。本文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基于“转移型”（具备时空排他性,例如资本与劳动力）与“共享型”（无时空排他性,例如信息与技术）两类要素流,解析“高铁网络–要素转移与共享–城市群空间结构”级联作用路径;以武汉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区,利用互联网位置服务平台提供的人口迁徙等大数据资源识别并测度城镇间要素转移与共享空间特征,综合应用空间交互模型、空间面板回归等方法实证高铁网络对要素转移与共享,以及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武汉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影响,高铁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从周边中小城镇向中心城市转移,从而对武汉市经济具有明显的极化作用,对武汉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挑战;同时,高铁也促进了信息与技术从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给地区经济转型带来了...     

省际区域入境旅游的边界效应——以北部湾为例

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加快了环北部湾的广西、广东与海南三省区入境旅游的发展。该文以1999—2008年为样本数据,运用Barro回归方程及引力模型对北部湾三省区的入境旅游人数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省级行政区边界对区域旅游合作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并影响区域旅游发展的进程。研究表明:在1998—2003年、2004—2008年两个时段,广西与广东之间的边界效应始终存在,且呈上升趋势;广西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逐渐减弱;广东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不显著;而广西与广东的边界效应增速明显高于广西与海南之间的边界效应增速。边界效应的形成机理可以从历史条件、发展水平、交通设施、制度创新4方面予以诠释。     

边界效应概念再议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背景下,边界被赋予了“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的特征,由此形成的边界效应理论备受关注。旅游的跨边界活动,在促进地区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界渗透、旅游流动、空间失衡、安全防范等系列问题,这些现实问题都迫使边界效应理论与内涵不断发展。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边界效应概念差异、共识、产生原因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归纳。结果显示,边界效应在旅游中是普遍且独特存在的,具体表现为边缘旅游地、旅游一体化、边境旅游社区等实践;虽然在旅游研究中,边界效应在评价、干预、利用方面存在新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适用性不强、解释性不足等问题,边界的阻碍力、吸引力、渗透力和扩散力的综合作用常常被忽略;边界效应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更应充分考虑边界与旅游的特殊互动关系;文章深度解析并构建了旅游中边界效应的研究框架,认为可以充分利用边界效应的动态演化特征,通过主动干预、转换利用等手段实现对边界问题的管控。     

企业之间创新联系的行政区边界效应

行政区边界作为一种城市单元界线分割了地理空间,造成企业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论文基于2008—2017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微观统计数据,构建空间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行政区边界对专利合作、引用、代理、转让和许可5类跨区创新联系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1)创新联系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较代理、转让、许可3类市场途径,合作、引用2类非市场途径的边界效应更强;(2)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效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3)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较多干预和本地特有的创新环境会导致这种边界效应增强;(4)行政区合并降低了被合并的2个行政区的边界效应。实证结果可为促进企业创新联系、提高创新绩效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房地产价格空间溢出的广州城市内部边界效应

中国行政区经济导致市场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从房地产价格空间溢出角度,采用2005 年广州市房地产价格数据,通过扩展的Hedonic 模型,在分析价格的空间自相关和价格溢出程度的基础上,对城市内部区一级的边界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5 年广州区与区之间的行政区边界效应显著存在,并存在着市场分割现象,中心老城区之间的边界效应小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边界效应,自然条件和城乡历史对边界都有显著的影响。     

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21世纪区域合作的核心动因,跨边界合作议题备受学界关注。欧盟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方面有丰硕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其发展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指引,二者均涉及到跨制度、边界的协作和权力的尺度重组。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了1993—2020年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动向。结果发现：1）欧盟跨边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界区域互动、跨边界合作模式、跨边界合作领域、跨边界合作障碍等方面;2）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发展得益于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互动互信、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协调和合作范围的扩大与深入,然而在双边差异、跨边界可达性、移民和安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3）欧盟跨边界合作的实践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增强价值与文化认同,创设特殊制度安排,构建多尺度合作空间与多维度治理体系是实现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边境区位及其再创造初探

传统区位理论认为，国家边界降低了边境地区中心地的“中心性”，分割了中心地市场区，使边界两侧的经济活动交往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加大。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企业组织、企业行为变革和各边境地区区域和地方组织的积极参与等动力机制的作用，跨边界经济合作过程中，边境地区进行着边境区位的再创造。本文对传统区位理论有关边境区位的论述进行了评述，并分析和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企业组织、企业行为变革和各区域、地方组织等动力机制对边境区位再创造的影响。     

The experimental governing of mobility and trade on the China‐Laos frontier: The Tai Lue ca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overning of subjects and objects'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rans‐border rice and corn trade on the China‐Laos frontier. It traces the attempts by a group of ethnic Tai Lue traders from China to assert themselves as ‘flexible subjects’ and economically triumphant actors on the Upper Mekong market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It illustrates how, between 2005 and mid‐2006, the traders' economic success relied on a variety of ‘border strategies’. ‘Border strategies’ include a gender‐balanced organization of trade, the instrumental deployment of trans‐border ethnicity, the appropriation of a Han style of business, the opportunistic reliance on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s ‘regime of graduated mobility’, and the enactment of a ‘war‐machine’ against Lao state agents. Yet, in late 2006, a new wave of state authoritarianism, enmeshed in corporate accumulation processes, inhibited the traders' succes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unlike what some defenders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theories maintain, in the age of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the alleged flexibility and increased mobility of subjects and objects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remain conditional on an unpredictable mechanism of loosening and tightening. This is part of a long‐applied governing pattern of ‘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on the Sino‐Lao frontier.     

边境区合作理论的地理学研究

本文从地理学角度首先介绍厂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强调边境对边境合作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其次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角度回顾了地理学研究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历史渊源,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然后对国外不同类型边境合作模式作了简要总结和概括。最后探讨了我国边境地区合作的特点和前景,提出我国内陆边境合作的口岸经济和通道作用的特征。     

Globalisation and Border Dynamics: impacts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Darwin,Australia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border citi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globally. This is partly due to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the continuous formation of a ‘borderless world’ and partly to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Darwin,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NT), is on the northern coast of Australia, bordering its overseas Asian neighbours. Far away from the main Australian population centres in the south, the city grows slowly, relying mainly 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vestments, infrastructure,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defence programs in the north. The rise of Asia, as well as Australia's increasing economic reliance on Asia, has creat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Darwin's growth.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economies has resulted in growing global investment in resource extraction in NT. Asia, though, has been seen as a key threa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Australia. This national sensitivity is underpinned by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in which Australia is deeply involved. Australia has tight border control regimes and a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on the northern border area.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se co-existing but contradictory dynamics have reshaped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Darwin City. The consequential social and spatial patterns are identified and discussed.     

金门的边界身份认同初探

在两岸地缘战略格局中,金门被长期固化为两岸边界,不同势力、不同的政治考虑在不同时期介入金门,使得金门人的身份认同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本文基于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探讨了作为两岸边界的金门自下而上的边界认同及其对边界的再定义过程。研究指出,金门的边界认同变化是围绕两岸地缘关系及边界演变历史过程中,籍由金门本地居民对两岸关系变化的不断适应、乃至主动调试而逐渐形成。在时间维度上,金门经历了明末郑成功占据金厦反清复明时期、日寇占领时期、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时期、两岸“三通”时期等多次地缘格局的变化过程。在空间维度上,金门由于其特殊的区位、复杂的行政隶属演变,存在岛屿、县、省和集体四个相互嵌套的认同尺度。在动荡的地缘格局变动过程中,金门本地居民的地方意识逐渐形成,从被动的边界适应到主动的边界效应利用,在一系列争取“金门解严”、“金门发展”的社会运动中再制度化和重构了金门的身份认同,并实现了从战斗岛向和平岛、经贸岛的转变。本文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地缘战略分析视角,希望有助于深化对两岸边界与两岸统一进程的理解,并有助于推动当下中国的跨境区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