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特征及动力机制

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由于加入了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与民族意识的变量,其空间行为过程显得更复杂、更丰富.本文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研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空间行为特征及驱动机制,得出其空间行为特征表现为:①来源地构成较为集中、单一,主要以周边民族地区为主;②来源地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交通牵引使该结构发生分异;③居住地选择具有"围寺而居,围寺而作"的特点,总体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结构.进一步运用系统动力学的观点从两种"维度"、两种"机制"、两个"方面"构架了"三位一体"的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动力机制模型,并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变化与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构建了计划经济时期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空间分布的理论模型,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同类模型了对比研究,以兰州市为例,利用高精度卫星影像和大规模实地调查方法获取数据,采用GIS和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容积率指标,分区、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期中国城市资本密度由中心到外围的空间变化规律并不相同,而后者居于前两者之间,存在向市场经济空间模型靠近的趋势;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期的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由中心到外围为商务→住宅→工业→农业模式;转轨期容积率比计划经济时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住宅、商务等建筑容积率的空间分布模型更接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模型;住宅、商务、工业等建筑容积率依次递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住宅、商务用地的向心分布和工业用地外迁的现象。     

区位、制度与我国西部工业空间集聚机制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区位分析是理解区域工业集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近年来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学说的推动下,区位分析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基于企业调研和统计资料,分析了建国后各个阶段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与区位条件的关系.研究表明,区位条件与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紧密关联,但影响工业企业建立的主要区位要素是变化的,且区位要素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特别是与政策要素共同决定了兰州工业发展.区位分析是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但区位分析应置于"特定背景"之中,把地方特征、外部联系和宏观结构性力量结合起来.     

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成都市和兰州市为例

借鉴国外过剩通勤理论,构建了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影响度公式,并利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取的通勤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了不同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通勤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减少通勤,既要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更要减少个体自由选择职住区位的制度性约束;与单中心城市相比,各组团内部职住平衡度较高的多中心城市,在减少居民通勤距离,提高城市通勤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基于住房代理数据的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异构性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异程度亟需从地理学视角进行检视。通过网络爬虫工具获取兰州市商品住房数据,运用Reardon空间分异方法,研究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程度。结果表明: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方面,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呈现出由中心到外围依次为精英阶层、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产阶层、贫困阶层的圈层式分布,但存在精英区"侵入"低档住宅圈的现象;安宁区和西固区呈现出以中产、低产阶层为主的混合分布模式。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方面,分异趋势较为显著,七里河区、安宁区和西固区的居住—社会阶层分异明显高于城关区;富裕阶层居住区更倾向于融合,低产阶层居住区则有分异趋势;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随研究尺度的降低变得更为显著。     

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满意度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无障碍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文明程度的展示。基于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的相关理论,通过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了公众和无障碍设施主要使用者对兰州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满意度评价。结果表明:兰州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基于公众视角的关注度和满意度评价整体不高,尤其是对公共建筑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满意度非常低,评价语义为"非常差"。结合对无障碍设施主要使用者的访谈发现,兰州市无障碍设施建设主要存在规划设计不成系统、建设不合理、资金投入不足、相关政策法规贯彻和实施效果不理想、设施维护不及时等问题。今后,应当在规划设计、维护管理、资金管理、法规体系、公众参与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提升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     

浅析城市边缘区的特征与功能——以兰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乡相互作用不断加强,在城市郊区出现了城乡要素逐渐过渡的新型地域实体——城市边缘区。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认识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兰州市为例,构建了边缘区界定的指标体系,利用"断裂点法"对城市边缘区范围进行界定,同时对边缘区的特征、功能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了边缘区的发展趋势。     

外来投资与西部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外来投资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研究了外来投资对西部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模式,认为随着外资投入类型、方式和规模的差异,将对所投入城市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以兰州市为例,利用近年来兰州市外来投资的资料,分析了外来投资对兰州市发展可能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对前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最后提出了兰州市引进外来投资的政策建议。     

城市旅游空间行为路径分析及优化——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旅游空间行为路径是旅游者在目的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移动轨迹,以典型旅游城市南京市为例,可总结出现有旅游流行为路径特征的弊端及其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旅游线路重组、旅游营销升级、旅游活动开展等策略实施空间行为路径优化,即:远距离客源由"单节点式"向"多节点式"路径转化;邻省客源由"线形旅游"向"环形旅游"路径转化;省内客源由"链式旅游"向"轴线辐射形旅游"路径转化;城市原住民由"单节点式"向"基营式旅游"路径转化。通过对旅游流空间行为路径的科学引导促进城市旅游的全面、健康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基于农户利用目标的集约化农区土地利用 驱动机制分析——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发展经济学和农户微观行为理论对农户土地利用目标的机理分析表明,农户在不同阶段土地利用目标的差异,其发展必然经历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产量与利润最佳化、利润最大化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的形式表现为土地的用途转换,既边际土地向耕地转移,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但是土地产出能力却很低。第二个阶段,农户对土地的利用目标,既考虑家庭需要,又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此时表现在土地利用上,就是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寻求利润最大化,土地利用就会向高效益的经济作物转移,促进种植结构的调整。第三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加,土地向利润最大化转移。在耕地内部,粮食生产如果没有规模,轻者会导致投入的降低,重者会导致土地的荒芜。实证分析表明曲周目前处在第二个阶段,表现为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大量物质投入的增加,随着追求利润的阶段发展,投入比重必然会向经济作物转移。     

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转换的人文驱动机制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随着区域土地利用研究的日益深入,区域土地利用的转化及其驱动机制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国内外区域土地利用转化的研究表明,人文因素是区域土地利用转化主导驱动力的观点已得到共识,但其驱动机制及其驱动力的传导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搜索和实地调研,揭示了90年代以来温州市土地利用转化的基本特征。指出土地利用转化的关键性人文因素主要是政策驱动力、经济驱动力与城镇化发展驱动力,这三种驱动力共同存在,相互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各自的主导传导机制。为此国家在实施区域土地利用宏观调控时,应当因地制宜,更加关注主导人文驱动力在具体区域环境下的重要程度及其结合过程。     

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社会贫困的测度差异与成因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 大典型地域、6 个代表城市、3 类邻里的1809 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13 个相关指标, 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 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6 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 大类邻里中, 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 内城居住区次之, 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 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 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 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 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潮白河上游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与驱动力分析

本文以1990年和2000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采用变化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动态度等指数分析方法,对潮白河上游1990~2000年间土地利用的变化及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由于生态保护和植树造林,潮白河上游土地利用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表现为草地与耕地往林地的转移。从变化的空间差异看,赤城县以及几个县的交界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最剧烈。从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看,生态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对土地利用影响深刻,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最重要的驱动因子。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应用RS/GIS相结合的方法,获取1990-2008年间5期的TM影像,从而获取相应时间的土地利用数据.通过对扩展速度与强度、扩展弹性、空间自相关等的分析,总结广州市花都区建设用地扩展特征,从不同方面探讨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力.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建设用地总体快速增长,各阶段增长速度、强度及弹性不同,其中在2000-2005年建设用地扩展速度最快,年平均达23.39％,而2005-2008年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最大,扩展方向以向东、向北为主;经济发展、交通建设、城市规划、人口扩散和自然地理环境是花都区建设用地扩展     

西北半干旱区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演进阶段及其互动效应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选取了河谷型城市兰州市近17a来有关经济环境数据,在EXCEL和SPSS软件系统下对其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绘制出兰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兰州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演进阶段的过程,认为河谷型盆地效应、重化工型产业结构以及不合理产业布局使兰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即与其他地区相比,不仅曲线类型复杂多样,而且转折点来的也相对较晚。文章最后结合上述演进阶段过程分析,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互动效应。即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布局以及能源结构影响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排放种类,而环境污染反过来又影响区域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后劲,同时对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环保产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促进效应。     

快速集聚发展过程中的河谷型城市的空间整合与规划--以兰州市为例

中国西部部分河谷型城市自1949以来一直处于较为快速的集聚发展过程中。产业、各种基础设施大量在河谷中兴建。但是,由于地形条件的约束,这部分城市出现了建设用地紧张、环境问题突出、空间职能配置体系不合理等问题。以兰州市为例,通过对兰州城市在快速集聚扩张过程中空间结构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旧城“空间职能置换”和新城区建设的空间整合和规划思路,设想了未来50年兰州城市空间建设方案,探讨解决目前这类城市所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城市现代化与环境综合治理等相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苏南地区农村发展进程及其动力机制——以苏州市为例

苏南模式是以乡镇企业兴起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农村区域发展的成功典型,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深入分析苏南模式演进中农村发展历程和特征,对于认识农村区域发展规律,探讨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苏州市为例,深入分析了苏州农村发展进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978-2006年,苏州市GDP呈指数增长,年均递增14.4%,第一产业比重由28.1%降为1.9%,第三产业比重由16.2%升为32.7%,农村农业劳动力比重由75.5%降为16.8%,城乡收入比由1.27扩大到2.0(但远小于全国平均值);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就业人口增加,极大地推动了苏州农村城镇化进程。1989-2006年的17年间,苏州市城镇用地增加了4.7倍;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创新,构成苏州市农村发展的四大主导驱动力。     

京津以南河北平原地下水位下降驱动因子的定量评估

自1970年代以来,在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的交互影响下,京津以南河北平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并产生了一系列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降水、地表径流、气温等自然因素及地下水超采、水利工程修建、农作物产量水平提高、耗水型作物面积扩大等人为因素初步分析了京津以南河北平原地下水位下降的主要原因;通过建立投影寻踪回归模型,定量评价了各因素对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确定了各影响因素对地下水位下降的相对贡献率。结果表明:地下水开采是引起地下水位下降的最主要因素,对地下水位下降的相对贡献率为54.7%,其中工业、农业、生活用水对地下水位下降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6.6%、43.7%和4.4%;其次是降水和地表径流,其相对贡献率分别为25.6%和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