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以广佛同城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流动空间视角下的同城化地区发展阶段划分与特征

同城化具有促进要素区域流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同城化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典型区域.本文利用流动空间的多要素流测度分析,探索定量化研判同城化地区发展进程的方法.综合同城化地区人流、信息流、经济流等要素流测度来评价同城化地区城市间联系紧密程度,在定量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的基础上分析同城化地区发展的空间格局、划分同城化...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河南“米”字形高铁网构建对可达性及城市空间格局影响

从可达性的视角采用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日常可达性等指标对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构建对各地市省内和省际可达性及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①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有助于各地市省内和省际可达性水平提升,郑州的极化与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边界城市的交通边缘化状况明显改善,“米”字形城镇发展轴带正在形成;② 各地市省内和省际经济潜力大幅度提升,位置居中的高铁沿线城市省内区位优势显著,边界高铁沿线城市在省际联系中的门户区位优势显现;③ 以郑州中心的0.5 h核心圈、1 h紧密圈正在形成,“同城效应”显现,各地市省际2 h交流圈大幅度拓展,以郑州为中心的1.5 h省际合作圈即将形成。高铁网的构建将成为河南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因素和空间结构优化的基础支撑条件。     

基于地价模拟的同城化空间格局研究——以南京、扬州同城化为例

为进一步适应区域协同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基于地价梯度模型和空间插值方法,以地价为指示指标,对南京、扬州同城化空间格局进行模拟,以揭示同城化空间格局演化的一般规律。结果表明：（1）以城际铁路为代表的快速交通对同城化推动效应明显,以南京为代表的强中心城市辐射范围扩大,扬州等弱中心城市辐射范围相对收缩。（2）不同时速城际铁路对同城化空间格局影响的一般规律为：时速越快,中心城市辐射强度越高,同城化程度越高;同一时速下,距中心城市越近,同城化程度越高;时速提升存在边际效应,表现为城际铁路对中心城市辐射范围的扩张有阈值极限。（3）随着中心城市互动的日益紧密,同城化空间格局将沿着单轴、多轴、网络形态逐渐演进,应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次级城市、城镇组团比较优势,形成分工明确、资源共享的同城化网络。     

高铁开通对县级单元产业结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估计高铁开通对长三角地区县级单元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借助门槛效应和中介模型检验高铁效应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① 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县级单元的产业结构升级,非同步地推动第二产业的分散和第三产业的聚集。② 人口规模对高铁效应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在长三角县级单元中未发生门槛突变。③ 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影响呈现不同的时间滞后性,致使县级单元产业结构转型存在两个窗口期,分别为开通当年和第3年。因此县级单元应立足自身情况并顺应高铁开通后的产业演化规律,以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来激励或对冲。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层级功能结构——基于高铁客运数据的分析

高铁作为城市群内部物质与信息交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扩展和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而城市群则是被高铁系统压缩了空间的众多城市空间。本文通过采集长三角城市群380个高速铁路客运数据建构20×20的矩阵,建立了基于高铁客流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联系的矩阵,并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外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间城市网络联系密度高于其他廊道城市间联系;②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加强,主要表现为上海与镇江、嘉兴,南京与丹阳、湖州,苏州与常州、昆山等城市间联系紧凑;③在城市群“空间流”分层方面：第一层级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沪—苏—锡—常”及其沿线;第二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沪—宁”及其沿线路线构成;第三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沪—杭—甬”及其沿线路线构成;第四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上海—金华—义乌及其沿线路线构成。     

行政区“制度距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机制及其测度——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都市圈、城市群等区域空间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但阻碍我国区域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区制度壁垒仍待打破。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距离”概念引入区域经济空间研究中,将行政区制度距离分为“边界”与“资源”两种类型,构建了制度距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机制。首先建立了制度距离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了人口迁徙与跨市投资等多源大数据,构建了制度距离与要素流动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长三角城市群42组相邻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1）边界制度距离对资金要素的阻碍作用通常高于对人流要素的作用,而资源制度距离则没有明显差异（;2）两类制度距离的空间格局较为相似,都市圈内的耦合协调水平普遍高于都市圈外,呈现明显的都市圈格局（;3）都市圈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上海都市圈的制度距离阻碍强度普遍较低,而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则依次较高。通过柔性的区域制度空间的建构,削弱要素跨行政区流动的制度距离阻碍,是破解“行政区经济”等区域分割难题、推动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加强的有效治理路径。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城市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才空间配置失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如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才空间分布的优化,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城市高学历人才规模的估算,剖析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城市高学历人才分布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20.19%增长至2018年的30.89%,呈现出“多中心、中部强、南北弱”的空间分布态势,且极化现象明显;② 相较于其他城市,被纳入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城市平均多6.81万本科学历人才和0.59万研究生学历人才,中小城市与核心城市受到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③ 区域一体化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产出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方式,来影响城市高学历人才的规模和占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下,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为城市间人才优化配置和区域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铁路客运空间组织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当前,以“流空间”视角阐释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在实现区域一体化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关联性描述其网络空间组织过程,能为交通与城市体系互动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基于此,以2000年以来铁路客运班次数据为依托,应用社区发现算法分析长三角城市群铁路客运网络及空间变化特征,结论如下：① 城市群发育出京沪社区、浙江社区、皖江社区和苏中北社区等子群,各社区内部为铁路客运联系的主要范围和方向,且表现出差异性空间联系格局变化;② 高内部联系社区具有较高外部社区间联系强度,枢纽城市间多发生跨社区高联系,形成不依赖于铁路可达性的“核心-边缘”式结构;③ 按空间特征将各社区分为单核心社区、双核心社区、多核心社区和无核心社区,从社区内联系模式看,核心城市数量不断减少、较高联系通道不断发育,但两者间存在不匹配;④ 从社区间联系模式看,高速铁路在增强跨社区交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核心城市间联系增强,客运网络由通道指向转变为枢纽指向。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定量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以成德绵地区为例

“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划框架下自身发展和区域竞争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构建基于“行政区经济”函数和改进潜能模型的“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定量刻画其2005—2018年“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历经“累积上升—快速下降—波动起伏”3个阶段,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② 2009年是其变化的拐点(峰值),各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变化与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耦合性较强,“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和合理性;③ 2005—2018年间研究区“行政区经济”类型结构具有阶段性稳步降低的特点,高强度型和60%的中强度型政区转为较低强度型政区,较低强度及以下类型政区占比由51.7%提升至91.4%,表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强度明显降低,区域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④ 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且效果显著,推动“行政区经济”重心向南偏西3°方向位移10.08 km。未来还需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途径优化体制机制,弱化行政区划约束,构建良好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土地租金剩余”视角下旧厂房改造为创新空间的路径研究——基于广州、深圳对比分析

创新活动正向特大城市集中,按地租理论,市区旧厂房用地将形成土地租金剩余。城市政府通过调整城市更新政策,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旧厂房改造带来的土地租金剩余并向市场供应创新空间。文章以广州、深圳为例,讨论城市政府在财政和土地资源约束下,选择相应旧厂房改造政策管控工具和土地租金剩余的分配方式,形成不同的创新空间供给路径,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景观。深圳由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但新增土地资源严重困乏,在旧厂房的功能转换、开发强度、产权等方面的管控相对较为宽松,大力推进全面改造的“工改工”项目,向市场让渡较多土地租金剩余并供给大量中高成本、高品质的创新空间。广州则在债务及财政压力下,选择通过国有土地旧厂房“工改居”和“工改商”获取较多土地剩余,而市内的村级工业园则在政府严格管控下通过“非正式”更新的方式自行获取租金剩余,并提供大量中低成本及品质的创新空间。对此,建议广州应进一步加强对国有旧厂房及村级工业园等存量工业用地的梳理摸查,结合空间规划与城市功能布局,分类整治,分区引导一批集体旧厂房完善用地、规划、建设、环保等手续,实现“正式”、全面、彻底的功能转换升级,为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而深圳则应通过进一步的精细化管控,防止“工改工”项目的房地产化,保障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