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数字城市园区数字化的理论与实践——以数字王府井为例

园区数字化（数字园区）是数字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城市在城市重点区域的典型示范。该文以北京中央商业区－王府井的数字化（数字王府井）为例,阐述在数字城市的架构下,数字园区的理论与工程实践问题。     

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以北京为例

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北京作为实证研究地区,探讨后现代地理语境下同性恋社会空间与社交网络的发展特点。北京同性恋场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场所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和心理,而人也对场所产生反作用,群体活动使物理空间具备性别特征,并转变为充满主观感觉的“地方”。同性恋社交网络表现出对互联网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并与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空间相脱离。社交空间的破碎化、参与者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管制的影响都促成了同性恋社交网络的不稳定性。后现代地理中打破语言中心主义、提倡多元化和权力关系反转等原理可用来诠释同性恋的社交空间,另外,同性恋空间的研究从亚文化或少数群体文化的层面诠释了社会—空间辩证法。本文还对西方文献中“同性恋聚居区”和“同性恋的城市本质”论断进行了中国的回应。     

媒介地理学视角下北京宋庄艺术区的多重地方建构

在社交媒体构建起全方位媒介化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和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研究新方向的理论背景下,论文运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北京宋庄艺术区为例,探究中国语境下媒介与传播对地方的多重建构。研究发现,政府及主流媒体代表国家力量主导的传播领域,为实施地方品牌营造、地方形象重塑和发展战略转型,分别对宋庄艺术区实施了合法化、产业化与商业化三阶段的媒介建构策略。外部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对宋庄的媒介建构一方面服从政府塑造的宋庄作为文化艺术高地和打卡旅游地的形象,巩固了政府话语在地方传播和地方代言上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基于短暂的在地体验揭示出一种与官方话语不同的地方意象。艺术家作为长期生活的内部群体,通过草根和非正式的短视频实践,自下而上地将宋庄建构成一个与其日常生活经验和私人情感密切结合的地方,打破了他者视角对自身主体性与宋庄真实艺术生活的遮蔽。论文从媒介地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提供中国艺术区的案例研究,丰富了地方表征与建构的研究成果,同时讨论了媒介地方与现实地方以及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理解宋庄的发展特征以及少被关注的中国艺术家的生活境况具有重要意义。     

城际合作园区转型的制度空间重构机制——以锡沂高新区为例

立足制度空间视角,基于长三角城际合作园区发展总体规律,从微观实证深入,探讨其3次转型中制度重构与空间重构的互动关系,发现在产业转移、新城扩张与产业转型阶段,城际合作园区形成嵌入、扩张、重构3类典型制度空间模式,空间转型与制度空间重构处于相互影响、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构建转型逻辑框架并指出,制度组织是主体网络的结构化再现,制度规则是其调控要素活动的手段,制度组织与制度规则共同作用推动空间重构;结果表明,“制度?空间”的交替演进、制度主体网络的周期波动、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差异分层是园区转型发展的主线与基本规律。     

城市日常摄影活动中的地方意义重塑——以广州青年群体为例

随着数字摄影设备的普及,摄影逐渐成为人们体验地方、记录生活、拓展社交活动的主要方式。文章以广州青年群体为例,结合民族志、实地观察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探讨数字摄影、社交平台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在分析城市日常摄影活动过程、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其对地方意义的重塑。结果表明：城市日常摄影活动的过程和内容与社交平台紧密相关,媒体平台的社交属性、视觉化和地理标签化将地方意义解构、再建构。地方原属性被弱化,视觉属性和媒体意义越发明显,成为人像的背景、自我呈现的场所和社交媒体上的地理标签。以视觉形式呈现的地方体现人们社交媒体化的审美方式、社会性和移动过程,地方因此实现虚拟和现实意义共存。     

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研究——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

政策移动性是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作为包容性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空间载体的海外园区,是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框架的新兴空间载体。本文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以合作伙伴为切入点,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在海外园区的适用性,并强调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政策移动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制度背景、主体合作伙伴,甄别出国家、地方政府、主导企业等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在税收、土地、人才等要素政策移动性过程中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     

场所视角下的城市空间交互态势特征分析——以北京市六环为例

城市中场所在空间区位用地功能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场所中的交互模式具有特定的规律性。该文从场所视角,利用大众点评POI数据及出租车上下车点对(OD)数据,构建"场所(O)-场所(D)-时间(T)"时空立方体,运用非负张量分解方法对时空立方体进行分解,从一阶静态维度与二阶动态维度综合提取城市场所间交互模式,并分析其态势特征。结果表明:静态特征侧重展现上下车活动的强度变化特点,工作日与休息日分别呈现6种模式,工作日交互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休息日无明显模式特征的场所较多;动态特征重点展示空间交互流时空分布特点,工作日与休息日分别呈现3种模式,工作日场所间交互流量大,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休息日交互流夜间分布比重较大,呈现出深夜娱乐的特点。研究结果对于理解城市空间异质性以及辅助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等具有参考价值。     

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城市电视市场结构空间格局演变 ——以30个省会城市、直辖市为例

在回顾电视传媒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结合时空分析、标准距离法和决策树C5.0演算法,研究了2005―2015年4个直辖市和26个省会城市电视市场结构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电视市场空间格局存在3阶段变化特征,市场化发展期为南北差异格局,市场化推进期为东西差异格局,市场化深化期东西差异格局进一步细化;文化差异、电视传媒发展、市场的“马太效应”分别是3个市场化阶段电视市场结构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市场化使电视市场结构从文化差异主导的空间格局演变为经济差异主导的空间格局。     

基于ESDA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实证,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ESDA方法应用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等指标和方法,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研究了城市社会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各主因子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呈现趋同集聚,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和居住条件因子的相关性明显强于其他因子,相近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条件的社会群体在空间上的集聚对形成城市社会空间的作用更为显著;各主因子都存在不同于全局的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存在显著的"热点"和"冷点"地区,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子和居住条件因子呈现出更为明显的"热点"和"冷点",具有显著的"同质集聚、异质隔离"特征。相关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典型案例选择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怀旧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比较研究——以广州怀旧餐厅为例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都市怀旧消费风潮已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诸多领域。许多怀旧餐厅也应运而生,形成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全球与地方在消费文化转化中相互促进,地方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同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广州太平馆、巴打怀旧茶餐厅两个不同特点的怀旧餐厅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相关媒体报道和网上讨论作为研究的文本资料。从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怀旧餐厅的地方建构和认同。研究表明,透过记忆的呈现和展示,记忆凝视下的传统再造和怀旧消费导向下的再造传统都是适应全球文化潮流过程中不同的消费物质空间建构形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怀旧地方又是其情感空间的建构和地方记忆的再生产,表现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由于怀旧地方建构中"真实地方"和"构想地方"交集的差异,其地方认同感也存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根植性、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理解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对指导怀旧消费空间生产和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跨界的城市增长--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源耗竭或紧缺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城市间合作共建工业区和开发区的新现象。因为在此类工业园区中也往往伴随着行政管理权力在合作城市之间的转移．所以这种城市合作的创新可以被视作跨界的城市增长。本研究在增长联盟的理论视角下对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的跨界城市增长进行了研究．深入探讨了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地方媒体和农民四种参与者在联盟形成中的作用和互动。研究在理论上证实了城市尺度以上增长联盟的存在．丰富了增长联盟理论、在对中国城市政治的研究上．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和企业结成的增长联盟已经在中国城市中出现。同时．农民结成的反增长联盟也在不断壮大,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征用、缺乏就业机会和不合理的拆迁安置造成的。江阴-靖江的经验与问题也将为其他城市的跨界发展提供借鉴。     

社会空间视角下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研究——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服务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工业化阶段能源基地的资源型城市,正面临着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多位一体的全面转型。选取成熟型煤炭资源城市淮南为案例,基于社会空间视角划分城市地域功能结构,构建社会-经济-空间多维因素的互动框架推进资源型城市的科学转型。研究发现：淮南市社会空间包括6个主因子,各主因子的空间集聚和街区分布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基于不同街区的功能属性划分出5个空间功能组团,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团;居住、商业、生活服务组团; 煤炭开采与加工工业组团; 非矿点区域、乡村区域组团;经济新增长点培育、转型发展组团。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特征表现为：① “城”、“矿”功能的隔离与排斥,② 连绵型低收入农业空间的嵌入,③ 城市服务功能空间的紧缩,④ 煤炭开采与初加工的空间共位,⑤城市转型尚未形成规模与联动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地域结构的形成原因及优化路径。     

人地关系视角下的乡村居民休闲空间变迁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检索、实地调研等方法,基于人地关系的基本理论,以江汉平原为例,探索乡村居民休闲空间的历史变迁和结构要素特征。结果表明:江汉平原乡村居民休闲空间经历4个变迁阶段。原始文明时期,乡村地域空间要素缺乏,原始部落中央广场形成休闲空间雏形,表现为空间开放特征;农耕文明时期,乡村地域空间要素基本形成,散落的乡村空间格局致使休闲空间相对分散,表现为空间区隔特征;工业文明时期,乡村地域空间要素逐渐成熟,乡村休闲空间被外来游客占据享用,表现为空间掠夺特征;生态文明时期,休闲空间要素稳定完善,人地和谐共生,人人共享休闲空间,表现为空间共融特征。     

空间视角下旅游休闲场所的主客关系 ——以广州白天鹅宾馆大堂为例

利用空间句法理论对广州市白天鹅宾馆大堂的空间组构规律进行分析,并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分析方法,探究空间因素在主客交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酒店大堂呈现“视觉整合统一,空间分割互补”的空间构型特征,该特征与游客需求相适应。2）大堂中的主客关系表征出接触时间短、受限于特定时空间、地位不平衡等特点,游客在主客关系中的地位高于酒店员工,酒店的盈利性是塑造主客关系不平衡性的主要原因。3）空间对不平衡主客关系的塑造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大堂空间“迎合”了各类旅游休闲者的需求,促进其旅游休闲体验的提升,同时“规训”了酒店员工的行为;空间对部分酒店员工产生了正向的“外溢”作用;空间是展现酒店服务水平的“门面”和“舞台”,酒店管理者试图通过大堂的空间设计维持不平衡的主客关系。4）酒店管理者及员工有意图地为游客营造“家”的感受,提升其满意度及出行体验。“家”的建构与游客现代性背景下的情感有关,在特定的空间构型下可外化为舒适性、便利性等诸多体验,并作用于其消费等行为。     

城市空间的生产——以近代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为例

城市地区景观的演变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格局演替的人为干扰过程。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度、频度及方式的差异,从半自然的农业生态景观演化为以人工建筑为主的城市生态景观的过程,可能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利用GIS技术将20世纪上半叶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逐年复原,发现其景观演变过程表现为由以农业生态景观为主转变为城乡景观杂错分布,并且这一进程因为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及空间差异性。揆诸史实,可知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是上海都市政治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典型。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秦始皇陵为例

中国大遗址名录中80%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以秦始皇陵大遗址区为案例地,探寻资本逻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① 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产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已开发遗存点距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投入产生了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② 村庄生产方式调整是大遗址区社会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在文物保护的框架下,由于旅游开发的正外部性促进资本流动影响到村庄生产方式调整,进而影响社会关系转变的过程。③ 政府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的引导控制是外部影响因素。大遗址的文物脆弱性决定了展示利用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强干预性,村庄生产方式转变可能产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进一步导致了村庄生产方式调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一个动态演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与村庄社区合理介入才能保障大遗址区乡村合理发展与转型。     

数字化背景下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特征——以广州为例

基于POI数据和抖音打卡数据,分析了广州虚实活力空间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不同类型空间影响的异质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1）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总体上均表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活力递减的圈层结构,说明实体空间是支撑虚拟空间运行的基础。2）数字化带来的线上-线下交互作用形成三类活力空间——传统活力增强空间、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和新型网红空间,三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各异：传统活力增强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毗邻区域,外围地区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呈现分散分布的特征,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及外围地区;新型网红空间呈现“散点式”“离散形”的分布特征。3）移动短视频类数字平台对不同类型空间活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景点类、休闲娱乐类、运动健身类空间的活力具有提升作用,对美食类空间的活力影响不明显,而对商业购物类空间活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分化。基于此,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城市活力提升的策略：首先,应重视数字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充分认识数字化在塑造城市活力空间中的作用。其次,城市规划建设应着眼于线上-线下互动的发展趋势,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和手段,促进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互补。最后,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