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创新要素集聚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的影响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重组和整合,是京津冀城市群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分析京津冀农业科研院所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分解,考察了创新要素集聚对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京津冀农业科技投入要素具有高集聚和弱流动性特征,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在北京地区的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近年来农业研发人才集聚特征进一步增强。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效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贡献为负,创新要素集聚溢出效应不明显,北京对周边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建议未来从建立协同发展长效机制、营造科技人才跨区流动综合环境、细化农业创新资源开放合作清单和路径等方面构建京津冀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网络。     

世界一流大学空间集聚对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以美国为例

以美国为例,运用矢量数据符号法、核密度估计,结合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空间集聚对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① 美国一流大学和研发密集型企业高等级集聚区主要有东北沿海大都市带、硅谷地区、芝加哥都市区和洛杉矶都市区,两者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匹配性。② 美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偏向于选择与自身从事研发领域相关的一流学科空间集聚区进行布局。③ 美国一流大学和研发密集型企业的高值热点区集中在硅谷地区,呈半圆形辐射状,较高值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北沿海大都市带,呈带状辐射。④ 为寻求创新资源禀赋,获取知识溢出经济,共享创新基础设施,降低技术转移成本,获得创新集群优势,研发密集型企业优先选择一流大学集聚区进行空间布局。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 表明:①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理清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对城市群工业协同发展和污染联防联控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利用2010—2017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41个县（区）数据分析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格局均具有非均衡性和“路径依赖”。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之间存在“荣辱与共”的交互影响,工业集聚既促进污染集聚,污染集聚也促进工业集聚。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依赖性,相邻县（区）之间的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存在空间交互影响。人口密度和经济水平既促进工业集聚,也促进污染集聚;环境规制既抑制工业集聚,也抑制污染集聚;政府干预、市场化率和投资水平促进工业集聚;技术水平抑制污染集聚,但产业结构却促进污染集聚。研究认为,工业协同发展是污染联防联控的根本,形成工业共建和污染共治的空间合力是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作为当前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论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抓取等手段,以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吻合,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② 城际层面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以城市群首位城市为中心的要素集聚“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较为鲜明;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科技创新、对外开放、金融等要素的集聚格局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化和集聚分布指向特征;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等级规模结构分布总体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可分为“均衡型”和“离散型”2种类型,首位城市要素集聚首位度随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高低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北京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创新对邻近性的高度依赖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为活跃和丰富,但由于城市内部创新数据的缺乏,大多数的创新研究都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尺度,而城市内部创新活动研究一直难以获取。利用北京市乡镇街道层面的专利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北京市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了中关村—上地、望京、CBD、金融街、亦庄经济技术开区、丰台科技城6个创新集群。(2)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两类因素的影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是影响本地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产业多样化程度、制造业基础、大公司比例等创新环境因素也对本地的创新集聚有重要影响。(3)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水平和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地区产业多样性水平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范围更大。     

环境管制对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

以佛山市2004年、2008年和2013年3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格数据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探究了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及不同行业的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管制严格程度的变化使其从影响企业区位变动次要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说明了环境管制变化会引起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区位变动作用程度的变化。② 在城市内部尺度,地方政府权衡污染行业整治利弊后,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的差异化环境管制力度和模式,形成了不同行业空间格局响应的差异。研究结果对理解环境管制影响污染行业空间格局变化提供更微观的视角,对环境管制政策实现企业更替和产业升级具有一定启示,也对政府产业和环境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技术型新创企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在辨析技术型新创企业的概念与分类基础上,从技术型新创企业的时空特征及其与区域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梳理技术型新创企业的地理学研究成果。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型新创企业在空间上更趋于集聚分布,其时空演变并非随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连续累积性和路径依赖性;区域环境影响技术型新创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并形成了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和区域创业系统理论三大代表性理论成果,而技术型新创企业可以提高区域生产和创新效率,开辟区域增长新路径,是区域创新系统实现动态发展、摆脱路径依赖和锁定的重要机制。同时创业企业家作为能动性主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软环境进行重塑和变革。最后在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与方向。     

我国城市群经济整合的理论分析

区域发展历程表明,城市群逐渐成长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但经济不整合制约了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群发展视角,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分工与合作、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城市群内部的企业扩张和网络化组织的促进作用等方面阐述城市群经济整合的必要性。从城市群经济系统整合、城市群经济支撑系统整合和城市群区域协调机制建设等方面论述城市群经济整合的主要内容。     

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英文）

本文借助2000–2018年中国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区位商测度城市旅游经济的相对集聚水平,进一步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均呈现增长趋势,但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阶段波动特征;26个城市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的作用关系。本文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和调控路径,有助于地方政府有效统筹旅游产业集聚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群总体发展趋势与方向初探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的形成壮大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当今的网络社会和信息化时代,城市群在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其重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城市与城市组团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群形成发育与时俱进,不断壮大,集聚能力越来越强,总体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群区域已成为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核心区、产业高度集聚区、经济增长区和财富积聚以及科技文化的创新地区,特别是在城市群区内逐渐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大城市,中心城市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城市群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加快城镇化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主体形态,将建设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和对外开放合作的先行实验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资源要素的需求量大增,城市和区域间对要素的争夺不断加剧,强化自身要素集聚能力成为各城市和区域面临的紧迫挑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20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综合集聚能力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在全国处于第四极地位;城市群内城际要素集聚能力差异在波动中保持平衡;科技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要素更趋向于集聚分布。②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等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其要素集聚格局仍处于初级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一体化的要素集聚组合体尚未形成。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较为分散,首位城市武汉在整个城市群的要素集聚首位度较低;要素集聚重心跃迁路径沿“西北—东南”整体走向进行往复迁徙;各类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分异显著,大部分要素集聚格局呈中心城市指向特征。     

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时空格局与区位因素研究

基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和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739家中国创业板企业为依据,借助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基尼系数和ZINB模型,研究了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区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在时空分布上,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呈现出稳步推进趋势,其发展过程因受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M”状波动性;空间格局呈分散与集聚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并且集聚程度因行业大类而异。(2)在时空格局演变方面,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总体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并且总体呈现出集聚向分散转化,但仍以高度集聚为主的时空分布格局。(3)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形成不是随机的,科学技术支出比例、集聚经济水平、风险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信息化水平等5个新型区位因素,均对创业板企业的产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减弱,证明良好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在高成长性创业企业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锈带到先进制造业集群：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

资源型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掣肘和关键突破口,同时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成为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区域根基。本文主要结合德国德累斯顿区域和美国阿克伦城市群从锈带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剖析其资源型经济转型及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路径特征,总结其经验启示。研究发现,区域发展过程是路径创造与演化的过程,德累斯顿区域和阿克伦城市群均持续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建立区域转型发展的磁极,本地蜂鸣与全球网络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是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采用以主体多元化、领域跨界化、结构扁平化、组织开放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创新组织模式,有效推动形成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体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空间组织形态兼顾本区域的地理空间集聚和跨区域的集群间协作;集群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在促进本地技术创新网络、跨区域协同合作网络以及本地-全球互动网络构建和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织网人”作用。建议我国资源型经济区域全面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集群策动战略,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科技创新,以本地根植性为聚集核,以培育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为导向,制定区域经济转型与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完整路径,同时加快建立集群组织、联盟组织等网络化协作组织,通过其“织网人”和“粘合剂”作用推动构建本地技术创新网络和全球协同创新网络,推进区域发展路径的演化与转型。     

集聚外部性、网络外部性与城市创新发展

随着高速交通技术和移动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城市创新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彼此远离但有着较强经济活动关联的城市之间是否也可以实现协同创新,目前仍缺乏经验证据。基于2001—2016年中国289个地级市宏观面板数据和微观层面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工具变量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定量研究了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对于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要素依旧存在着向头部企业和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且正是这种集中所带来的集聚外部性促进了城市的创新发展;城市可通过融入经济关联网络,借助于网络外部性来提高自身创新水平;就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促进城市创新发展的传导机制来看,虽然政府科教支出水平、城市基础设施状况以及高铁网络的建设是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发挥的重要条件,但经济活动密度的提升所带来的集聚外部性还可以强化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创新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所分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则帮助网络外部性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因此,政府在探索城市创新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就无需囿于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这一条路径,积极融入城市群内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凭借网络外部性所分享的新知识与新技术,同样也能实现创新发展。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以长江经济带127个市域为研究单元,结合地统计分析及空间变差函数,以1988、2001及2012年为研究截面,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高水平区于东部地带呈片状及散点状分布,而低水平区于西部地带形成环状集聚格局;(2)冷热点格局呈现明显的梯度推移性,泛长三角地区形成片状热点集聚区,中部地带形成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次热点区,而西部边缘地带冷点区集聚;(3)空间变差函数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较强的空间自组织性,并在全方位呈现出波动变化格局,高值区域具有明显的迁移现象。且文章尝试从成因层、效应层、结果层探讨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机理。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