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居住迁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不过，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居住迁移的格局和影响因素，较少考察居住迁移的后果，尤其是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前后的社区环境变化。研究基于北京市一项居民居住迁移的追踪调查，采用统计检验及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居民个体微观层面在迁居前后的社区综合设施可达性、可步行性、区位、主观感知的社区环境特征的变化情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居住迁移前后居民社区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居民在居住迁移后社区环境有所改善，相关变化受到生命历程事件、住房调整、迁居原因及家庭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模式研究

迁居是城市空间重构的基础动力,了解其行为机制对改善住房结构、优化空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针对大城市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二元居住空间并存的迁居研究仍较薄弱。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与家庭迁居理论,利用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的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识别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分布和迁居流样本,从迁居流特征、邻里属性和二元空间类型三方面选取指标开展基于主成分分析的K-means聚类,探究迁居模式、结构特性与形成原因。结果表明：(1)非正规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交互、正规内部三层次迁居类型间存在年龄和居住质量递增的趋势,但均呈现通勤导向;(2)二元迁居的主体是短距离迁移,形成了4个大规模迁居网络集群,总体方向表现出郊区化趋势;(3)迁居模式可聚类为社区型、改善型、家庭型、事业型4类,结合二元空间分异影响呈现出8亚类,不同类型迁居群体属性和动因存在显著差别,总体反映出人们在不同生命历程下的迁居过程。最后,文章针对不同迁居模式提出差异化空间治理政策建议。     

南京城市住宅小区房价增长模式与效应

房价增长与空间分异是近年来各界城市学者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关乎城市居民能否实现住有所居和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以南京3761个住宅小区（或居住组团）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7年间30个季度住宅交易样本数据为基础,探索了南京各类型住宅小区房价增长模式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南京城市平均房价以1年半为一个阶段,呈现出“快速增长”与“相对平稳”交替规律,房价的空间异质性增强;② 结合住宅小区价格水平、区位特征和建筑属性,综合识别出南京城区9种典型住宅类型;③ 各类型住宅因中心性、舒适性和稀缺性等空间属性差异使房价增长表现为引领型、跟随型、追涨型和独立型等不同模式;④ 城市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作用下的住房供需矛盾和房价增长预期差异,是导致住宅类型间房价分异的根本原因。城市房价增长与住宅价格分化具有必然性,但过快增长和过度分异可能造成阶层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与再分化、住房负担过重排挤外来中低收入人口、贫困群体因住房置换难度增大而易被困于城市边缘等社会空间后果。因此,有必要强调住宅的居住属性和推进住房供给侧改革,促进城市住宅供给的公平充分和社会空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北京市居民居住—就业选择的协同性研究

居民在住房市场上的迁居决策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迁移决策,是城市空间结构塑造和演化的重要微观因素。本文以2009 年北京市城市居住环境评价和偏好选择抽样调查问卷为基础,探讨了居民居住迁移和工作迁移决策的协同性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居民居住迁移决策和工作迁移决策是一个存在正向相互联系的协同决策过程,而非两个独立的决策过程;居住迁移和工作迁移决策的正向反馈强度随着微观主体住房产权、户籍和家庭就业结构等状况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北京市户籍、租房户和单职工家庭居民的居住迁移和工作迁移的正向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有北京市户籍、购房户和多职工家庭居民,并且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其居住迁移决策和工作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具有异质性。     

居住迁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进展述评

进入城市时代以来,居住环境与居民健康的联系愈发密切,尤其在“流动性"增强的大背景下,居住迁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论文结合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研究法,系统评述居住迁移影响居民健康问题的最新进展。研究发现：① 近15 a来,该领域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多,关注度持续上升;文献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但不同地区的研究内容存在显著差异。② 主要研究对象由“同质性群体”向“异质性群体”转变,从“一般性群体”向“特殊群体”转变;研究方法由数理统计向混合研究、综合应用转变。③ 研究视角经历“人口迁移—个体健康”“居住迁移—环境—个体健康”与“迁居轨迹—环境演变—个体健康发展”等3个演变阶段。④ 近期研究重点有：迁居行为与儿童健康,迁居时空特征与身心健康,住房生涯与身心健康,邻里环境、累积剥夺与健康发展等。结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注重“整合性”分析;关注城市内部迁居行为和多次迁居轨迹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扩大迁居引发的“环境”因素(如居住隔离、社会分异、职住空间错位等)研究;更多关注迁居对二代流动人口儿童健康的影响,侧重对非正规居住空间如“城中村”等的研究。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以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人口密度模型,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讨了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适用性,归纳总结了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与响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② 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段;③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验核效果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④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南京历经百年制度变迁,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局一直保持稳定,未见逆城市化端倪。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地功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北大核心CSCDCSSCI

近年来"家庭式迁移"日益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并对城市居住的独立性、权属和质量提出了现实需求。运用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区域12市的2394份抽样调查问卷,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探究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住型""夫妻同住型""两代同住型"和"三代同住型"的流动家庭住房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购房比例和住房质量依次提高。流动家庭的住房权属和质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类型、地理因素以及流动家庭与老家联系和在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纳入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及与老家的联系等变量,将会显著弱化户口对住房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应对策略不同,住房特征产生了家庭分异。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梯度化的住房管理政策,以此推动流动家庭逐步实现"固化"到城市。     

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

近年来"家庭式迁移"日益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并对城市居住的独立性、权属和质量提出了现实需求。运用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区域12市的2394份抽样调查问卷,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探究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住型""夫妻同住型""两代同住型"和"三代同住型"的流动家庭住房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购房比例和住房质量依次提高。流动家庭的住房权属和质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类型、地理因素以及流动家庭与老家联系和在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纳入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及与老家的联系等变量,将会显著弱化户口对住房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应对策略不同,住房特征产生了家庭分异。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梯度化的住房管理政策,以此推动流动家庭逐步实现"固化"到城市。     

天津城市内部人口迁居特征及机制分析

在对天津市民问卷调查等第一手资料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天津城市内部人口迁居的迁移性、迁移方向性、迁移距离和迁移空间类型等特征,初步分析了迁居机制及其变化,提出天津城市居住空间结构调整的相关建议。     

近代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基于1936年南京城市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

以1936年南京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利用城市社会生态因子分析手段,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1936年南京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有城市商业/居住活动因子、政治活动因子、教育因子、贫困人口因子和城市公共福利设施因子等5个.1936年南京城市社会区划分为6个主要类型:①高级政府官员/知...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内迁居活跃度识别方法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内部人口的居住迁移,精细测度居民迁居行为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对于从人的行为视角来分析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进过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提出净活跃度指标和总活跃度指标来量化描述迁居活跃度,并依据两个指标的分类及组合,将居民居住地划分为高迁入型活跃区、平稳型活跃区、高迁出型活跃区、高迁入型非活跃区、平稳型非活跃区与高迁出型非活跃区六种空间类型,进而探讨居民迁居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迁移总体呈现出从主城区向近郊区逐步迁移的趋势,且主城区人口总活跃度相较更高。② 主城区以高迁出型活跃区和高迁入型活跃区为主,近郊区则以平稳型非活跃区为主。③ 不同空间类型内的居住类型存在差异：高迁入型活跃区内以新建小区、高校住区、学区房、城中村为主;平稳型活跃区以农村居住地、园区周边住宅为主;高迁出型活跃区以老旧小区、园区周边住宅、城中村、农村居住地为主;非活跃区则以农村居住地为主。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居民迁居活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其对于居民迁居地空间类型划分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可为相关规划决策部门掌控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特征提供数据支撑、为城市不同区域针对性的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活动-出行视角下居住区相关设施对迁居居民生活的影响分析

居住空间为个体日常活动的最基本载体,迁居带来新的空间环境,也将会对居民日常活动安排和出行模式产生巨大影响。以昆明市呈贡大学城为例,运用迁居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构建个人属性、公共服务设施与活动-出行行为间的关系模型,重点剖析迁居前后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对居民活动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居民形成了以小汽车为主导的通勤结构模式,迁居前和迁居后居住地公交站及地铁站的密度对其影响都不明显;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公共服务设施直接影响个体活动行为,提高商业设施或文体娱乐设施的密度会促发居民参与非工作活动,且新居住地服务设施配置还会通过作用于迁居前个体行为而间接影响现在的活动和出行行为。     

大城市居住社会-空间分异格局与耦合模式研究——以南京、杭州为例

伴随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内部大幅拆建、住房市场持续分化、外来人口迅速涌入和城市居民频繁迁居等过程,城市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社会群体和物质空间的不断异质嬗变、杂糅组合与相互作用,构成城市居住的社会-空间分异复杂面相与耦合过程。以南京和杭州为例,在居住社会-空间二维属性及其关联耦合的认知基础上,基于城市住房市场、建成环境和手机用户画像数据等多源数据,采用主成分与K均值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进行聚类与匹配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群体类型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消费能力与职业构成指标上,住宅空间类型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住宅价格上,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类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由此提炼并检验城市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七种典型模式。本研究拓展了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理论与实践深度,并为下一步的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过程、机制、效应与调控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整个研究进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研究重点集中在中产阶级概念、形成原因,以及中产阶级聚居区等;20世纪60-80年代,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化与内城居住选择以及中产阶层化形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重点集中在中产阶级概念再界定、中产阶层化形成机制的再讨论、创新阶层、中产社区与社会空间公平、消费行为、政治作用与环保意识等方面。本文结合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概况,参照西方相关研究,建议今后应重点关注社会转型下中产阶级形成机制、阶层特征、中产阶级聚居区以及中产阶层化等方面。     

面向活动地点推荐的个人时空可达性方法

如何在时空制约条件下合理安排个人活动与出行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求。个人时空可达性研究以个人时空行为视角聚焦个人在时空条件下开展各种活动的自由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和交通工程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提出一种个人时空可达性方法,顾及活动地点开放时间、最短活动时长及个人活动偏好,实现个人时空可达性分析与评价。然后,利用城市餐饮类服务设施空间位置、营业时间、公众评级等多维时空属性信息及城市路网数据检验方法有效性。本文提出的个人时空可达性方法可为空间规划、时空行为研究提供方法支撑,同时,面向个性化活动地点推荐,可为个人智慧出行提供策略与指导,并且在公众位置信息服务及位置社交网络内容服务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信息渠道对城市居民迁居空间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根据搜寻空间理论,网络渠道能够提供比传统渠道更多的住房信息,减少居民迁居过程中对原住房周边区域的依赖,从而扩大了居民迁居的搜寻范围。但是,与远程办公和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相比,学者较少关注网络渠道对居民实际迁居空间的影响。基于南京城区居民迁居活动调查数据,利用三维核密度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不同信息渠道使用者的迁居时空特征、信息渠道对使用者迁居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网络渠道已经成为居民迁居过程中的主导住房信息获取方式,其使用者的迁居距离大于传统渠道使用者,丰富了现有关于ICT对居民迁居空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也为城市住房信息管理和住房空间规划提供借鉴。     

信息渠道对城市居民迁居空间的影响——以南京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根据搜寻空间理论,网络渠道能够提供比传统渠道更多的住房信息,减少居民迁居过程中对原住房周边区域的依赖,从而扩大了居民迁居的搜寻范围。但是,与远程办公和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相比,学者较少关注网络渠道对居民实际迁居空间的影响。基于南京城区居民迁居活动调查数据,利用三维核密度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不同信息渠道使用者的迁居时空特征、信息渠道对使用者迁居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网络渠道已经成为居民迁居过程中的主导住房信息获取方式,其使用者的迁居距离大于传统渠道使用者,丰富了现有关于ICT对居民迁居空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也为城市住房信息管理和住房空间规划提供借鉴。     

北京市居住-就业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住房市场化的进程中,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住-就业的空间分离引发了一系列交通和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不同区域的4个社区进行问卷发放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了北京市居民的通勤特征和居住地、就业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测算了样本的居住-就业平衡度,进而比较了居住-就业平衡和不平衡的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研究表明：北京市居民居住-就业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居住-就业不平衡现象在大型就业中心和大规模居住区表现得愈突出。对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与居住-就业空间平衡关系的研究发现,居住-就业平衡群体的最突出特征是年龄在50岁以上、职业为公务员、住房为单位集体宿舍或借住朋友／亲戚家。而相反,已婚居民、自有住房群体或从事农林渔牧水利生产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最容易产生居住-就业不平衡。     

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6年在广州典型大型零售商业中心进行的客流量监测和居民消费行为问卷数据,分析基于客流时间变化的广州大型零售商业中心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中心建成环境3方面探讨该时变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广州不同的大型零售商业中心内消费活动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差异,可分成稳定型、下午高峰型、傍晚高峰型和不规则波动型4类时变模式;② 这种时变模式受到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消费活动特征和商业建成环境等变量的影响。其中,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和消费活动特征影响有限且影响差异较大,以稳定型为参照组,在广州居住时间、居住区位和家庭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消费结构、出行路径、交通方式和出行距离等消费活动特征能区分稳定型和下午高峰型商业中心,但只有在广州居住时间和出行距离、交通方式3个变量能显著地解释稳定型和傍晚高峰型商业中心的差异;建成环境是影响零售商业中心时变模式的首要因素,商业网点密度、用地混合度、公交与地铁站点密度、商业中心区位特征、到市中心距离等变量均对各个类型商业中心的形成作用显著。期望为城市零售商业中心的分类和评价提供一个新思路,为预测商业中心可能的消费活动时变模式、消费者属性和活动特征提供理论依据,对城市商业规划和商业中心开发运营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